第6章 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伯《浮士德》[1]

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伯是最受人喜爱的一位阿根廷诗人。也许我们并不完全相信他所创造的善谈的高乔人的形象，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如果能认识一下创造这些高乔人形象的作者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他的作品犹如荷马时期游吟诗人的作品一样，可以离开文字，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给我们带来欢乐。

我们的这位朋友一八三四年二月七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父亲名为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伯，陆军上校，是拉瓦列将军的参谋长。他像他的老师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一样，追随统一派的传统。他经历过罗萨斯独裁统治下的悲惨日子，也参加过其后爆发的国内战争。我们知道，他参加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战役、塞佩塔城和帕冯保卫战后，又参加了拉维里德战役。与何塞·埃尔南德斯不同的是，他无须通过翻阅书籍、查找资料来了解那些人的生活，因为他自己就生活在那些人中间。他穿着整齐的军服去参加战斗，右手贴着军帽，迎接着呼啸的子弹。一八六八年，他被阿道弗·阿尔西纳任命为省政府的侍卫长官。而格鲁萨克却讽刺他，称他为冷餐会上的游吟诗人，好像所有的高乔诗人都是乡下人似的。一八七〇年，他将自己已发表过的作品结集成一本《诗歌集》出版，并由何塞·马莫尔[2]作序。诗集中的作品并非都是描写高乔人的，有一些反对拿破仑三世的诗句，虽然写的是最一般的十行诗，但其中却不乏西班牙式的情趣：

看吧，如果出现牧羊者，

如果你是牧羊者，

我就会认为我们的羊群

将混淆在一起。

一八八〇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里与世长辞。他的家坐落在拉瓦列街与埃斯梅拉达街的交界处，现在那里已经变为苏亚雷斯酒吧了。在他的葬礼上，何塞·埃尔南德斯和圭多·斯帕诺发表了演说。曼努埃尔·穆西卡·莱内斯为他写了一篇最好的传记。

一八六六年八月，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伯观看了古诺写的《浮士德》歌剧的演出，这使他想起该剧在高乔人身上会产生的奇怪的影响。就在那天晚上，他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诗作。正如人们知道的那样，这首诗记录的是两位高乔人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人观看了《浮士德》的演出，并将剧中的情节形象而又逼真地告诉了他的朋友。卢贡内斯则反对这种写法，他认为：“高乔人甚至未必能理解剧情，更不可能做到不打瞌睡或不离开剧院而忍受对他们来说最糟糕透顶的音乐。简直无法想象，一位高乔人竟能自己去欣赏一出抒情歌剧。”（见《游吟诗人》，第一百五十七页）对这类反对意见，我们的回答是：所有的艺术，即使是自然主义派的艺术，都不可能脱离常理，而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正是作品本身内在的情理。例如，阿纳斯塔修斯“喜剧式的幻想”或者马丁·菲耶罗的长篇自传体诗。如果按柯尔律治的旨意，我们下决心不再怀疑，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一首好诗。

有些作品装作在保卫无法保卫的事——如伊拉斯谟[3]的《愚人颂》，托马斯·德·昆西的《关于谋杀也是一种艺术》，王尔德的《谎言的衰朽》——实际上是在追求充满理智的年代。在那种年代，没有愚昧，没有谋杀，没有谎言，以至于如果有人站出来为这些丑陋行为辩护的话，也仅仅是一件有趣的事。相反，当我们处于需要用严格的辩证法证明水比口渴更重要，月亮值得所有人欣赏，至少该在临死前看一次的年代时，我们又会怎么想呢？我们正生活在这种时代中。二十世纪中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浮士德》写序，首先应该为这本书辩护。

据我所知，第一个诽谤他的——原因不必说了[4]——是拉斐尔·埃尔南德斯。他在一八九六年出了一本书，主题出人意料，竟是佩华霍街道的总汇。一九一六年卢贡内斯重开炮火。两人都指责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伯无知和虚伪。认为他的第一首诗歌无法自圆其说。拉斐尔·埃尔南德斯指出：“那匹马是玫瑰色中带金黄，而马的毛色恰恰从未有过这种颜色，找一匹有这种稀有毛色的马就像是找一只有三种颜色的猫”；卢贡内斯说道：“任何一位像书里主人公那样豪爽的拉丁美洲骑手都不会去骑玫瑰色中带金黄色的马，因为那种颜色的马总是被冷落的，它们只配拉着东西在庄园里转悠，或者顺从地为孩子当坐骑。”受到谴责的还有下列诗句：

他骑着马驹

在月光下勒缰停下。

拉斐尔·埃尔南德斯指出，小马被装上的不可能是缰绳而只能是口套，而且，勒缰停马“只会是那些脾气暴躁的美国佬干的事，而拉美骑手是绝不会这么做的”。卢贡内斯对此加以确认并写道：“没有一个高乔人会以收缰勒马的方式来约束他的马。这不过是那些爱吹牛的美国佬杜撰出来的拉美骑手的形象，因为只有美国佬才会骑着母马在花园里转悠。”（后来，维森特·罗西也是这样评论《马丁·菲耶罗》的，并得出了同样雄辩的结论。）

反对意见如此强烈，怎么办？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在这场关于庄园生活的争论中进行调解，因为我比受到批判的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伯更为无知，我几乎不敢暗示，尽管那些正统派鄙视玫瑰色中带有金黄色的马，然而，“一匹金黄的玫瑰色马”这样的诗句却依然令我喜欢。虽然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不知是因为传统习惯还是因为“玫瑰色”这个词带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清晰，但是我很清楚，我绝不会接受任何改动。而且，这整首十行诗是一种震撼人心灵的、大胆的文字组合，它并不是对现实的描写，也不应与现实进行比较，任何试图那样做的想法都是徒劳的。

冬去春来，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那些博闻强记之辈关于马的皮毛颜色的高谈阔论逐渐烟消云散，而永不消失的，甚至也许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依然会陪伴我们的，则是因对幸福和友谊的静观而产生的欢乐。这种欢乐既存在于诗歌的字里行间，又存在于现实的感受之中。而这正是（我这么认为）诗歌的精髓。许多人都曾赞美过诗人在其作品中对黎明、对平原、对夕阳的描写，但是我认为，诗歌一旦被搬上舞台，就会带上虚假的成分。在舞台上，令人赞叹的只能是对话以及通过对话而充分表达出来的闪光的友情。

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伯：有人说你的作品没有反映高乔人的心声，没有塑造在时间和空间上曾经占有一席之地的高乔人的形象，但我知道，你的声音中充满了友情和勇气，而这正是过去曾经出现过、如今实际存在着和将来永远不变的事实。

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伯《浮士德》，豪·路·博尔赫斯作序，埃迪科姆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布宜诺斯艾利斯

一九七四年附记

高乔人对舞台艺术的一窍不通应该不会让卢贡内斯感到吃惊；在他一九一一年发表的《面孔和面罩》一文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件事：

在那些年代，波德斯塔兄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里巡回演出，专演反映高乔人生活的作品。几乎在所有的城镇，第一场戏都是《胡安·莫雷拉》。但是，当他们到圣尼古拉斯时，他们认为先演《黑蚂蚁》更好，有必要指出的是“黑蚂蚁”在年轻时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马特雷罗[5]。

在戏开演前，一个身材矮小、上了年纪的人来到（演出的）帐篷内。他的穿着虽然已经破旧，但是却干干净净。

“外面都在说，”他说道，“你们当中有人星期天要在舞台上当着大伙的面宣布他是‘黑蚂蚁’。我要提醒你们，别骗人。因为我就是大伙都认识的‘黑蚂蚁’。”

波德斯塔兄弟以自己特有的接人待物的方式，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并想让他明白，《黑蚂蚁》这出戏正是对他传奇般的形象最真诚的致敬。尽管谈完话他们还去了饭店，要了几杯日内瓦威士忌，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那位先生表现出了绝不退让的决心。他说还没有人敢冒犯他，如果有人敢出来说自己是“黑蚂蚁”，他知道怎么教训他，尽管他年事已高。

最后不得不向事实投降。星期天，到了预告的时间，波德斯塔兄弟事实上演出了《胡安·莫雷拉》。

王银福 译

注释：

[1]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曾为新星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甜海丛书》中的《浮士德》写过一篇序。但是在这里他仅仅选用了为埃迪科姆出版社出版的版本所作的序。—原编者注

[2]José Mármol（1817—1871），阿根廷诗人，小说家，1851年问世的《阿玛利亚》是阿根廷第一部长篇小说。

[3]Desiderius Erasmus（1469—1536），生于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愚人颂》是他1498年写于英国剑桥大学的讽刺名作。

[4]原文为法文。

[5]阿根廷早年不服政权管束的游民、流浪汉以及不逞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