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班回家，戴维差不多是从他的办公室里蹦了出来迎接我。“看，”他说道，然后开始铆了劲儿地对我鞠躬，就好像我是王后，而他是某个极端疯狂的保皇党。
“你怎么了？”
“我的背。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一点儿都不痛。”
“你去丹·西尔弗曼那里看病了吗？”丹·西尔弗曼是我们诊所推荐的骨科医生，我好几个月来都在叫戴维去他那里看病。应该说，好几年来。
“没有。”
“那么发生什么事了？”
“我去看了别人。”
“谁？”
“那个家伙。”
“哪个家伙？”
“在芬斯伯里公园里的那个家伙。”
“在芬斯伯里公园里？”丹·西尔弗曼在哈莱街上开业。就我所知，芬斯伯里公园与哈莱街可没法比。“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通过报刊销售亭的广告栏。”
“报刊销售亭的广告栏？他有什么资格证书吗？”
“什么都没有。”出言照样十分自豪，也充满了挑衅。行医执照在我看来是夫妻之间很大的分歧，也因此会被鄙视。
“所以你让一个完全不够格的人来摆弄你的背？明智的决定，戴维。他可能让你残废一辈子。”
戴维又开始鞠躬。“我看上去像残废的人吗？”
“当然不是今天。但是没人能一次就把背痛给治愈的。”
“嗯，好吧。‘好消息’做到了。”
“什么好消息？”
“那是他的姓。‘好消息’，好坏的好，消息的消息，是复姓[1]。实际上，是D·J·好消息，叫他全名的话。”
“DJ[2]可不等于医生。”
“你知道的，这是俱乐部里的说法。我认为他以前在迪斯科之类的行业里干过。”
“这对你治疗背痛可太有用了。不管怎么说，你去见了一个叫作‘好消息’的人。”
“我去见他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叫‘好消息’。”
“没兴趣，他的广告是怎么说的？”
“很难说，一些像是‘背不好吗？我能一次治愈’的话。还有他的电话号码。”
“这就打动了你？”
“是的。当然。为什么问个没完？”
“如此说来这个叫‘好消息’的家伙应该是个正统的治疗专家啰。”直到这一刻为止，戴维不曾痴迷于任何一种非正统医疗的话，这么说也许不会叫你吃惊；戴维曾经不容置疑地对我也对他报纸专栏的读者分辩过，他对一切对婴幼儿和孕妇无害的疗法都不感兴趣，谁要是对此提出异议的话谁就是大傻冒。（戴维，出人意料地，除了政治以外在哪方面都是狂热的保守主义者。我注意到，如今有种人是这样的，是些怒气冲冲要求恢复死刑和把非洲加勒比人遣返回国的人，但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就像住在我们这个住宅区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怒火得从别的出口发泄。你每天都可以在我们的自由党报纸的专栏或读者来信版面上读到他们，为了他们不喜欢的电影或者觉得不好笑的喜剧或者戴头巾的妇女而义愤填膺。有时候我认为要是他经历过一场暴力的政治变革的话，生活对于戴维和我来说会更舒坦些，他就会把怒气撒到搞同性恋的男人和左翼分子的身上，而不是顺势疗法的医生、公交车上的老人或美食批评家了。他有万丈怒火，却只有如此微不足道的发泄途径，一定万般不如意。）
“我不晓得你会怎么形容他。”
“他有没有给你药？”
“没有。”
“我以为这正是你所谓的非正统。一个没给你开药的人。”
“关键是，他治好了我。不像那些没用的国家健康服务中心的人。”
“你到那些没用的国家健康服务中心的医生那里去过几次？”
“这无所谓。他们就是没用。”
“那么这个家伙做了些什么？”
“只是用一些深层热敷膏摩擦了一会儿背部，然后送我回家。十分钟。”
“花了多少？”
“两百英镑。”
我看着他。“你在开玩笑。”
“没有。”
他对这笔荒唐的费用很自得，我从他的脸色瞧得出来。在别的时候他会讥笑，或者甚至有可能挥拳猛击那张为了十分钟的活儿向他索取两百英镑的不称职的江湖骗子的脸，可如今“好消息”（要是“好消息”会变成一个经常的话题，我将不得不找个别的名字来称呼他）成了我们俩争吵当中的有用的武器。我觉得两百英镑太贵了，因此他很愉快地付了两百英镑。如果好好想想，这有违情理的行为实在让人担忧，因为它会在哪儿结束呢？很有可能，举个例子说吧，他会把孩子卖给恋童癖团伙——为了区区几个钱——仅仅因为这真的可以打击我？确实，他爱孩子们。可他真的、真的恨我，所以这事很难判断。
“两百英镑。”
“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无数次地再去看病。随便什么病。免费的。”
“可他在第一次就治好了所有的病。所以你并不需要再去。”
“这就是为什么他值这笔钱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他收费这么高的理由。”
他又鞠躬了，弯腰、起来、弯腰、起来，还龇牙咧嘴地笑；我摇了摇头，找孩子们去了。
后来，我们一家子在一起看电视，我近来决非第一次地想到为什么夜晚可以如此富有家常气息，而生活却并不是这样的。甚至在最近的几个礼拜，尽管有斯蒂芬，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糟心事，我们还是形成了新的周一之夜的保留节目，一边大吃大喝，一边看《与恐龙同行》；家庭习惯看起来就像某些特别顽强的沙漠之花，在最荒芜的不毛之地上都准备好了开花。
戴维还是打算破坏我们的融洽——他先是躺在地板上，尝试做仰卧起坐（他的肥肚腩和马马虎虎的健身水平让他很受罪，比背痛厉害多了，但因为不是他的背拖了后腿，所以他花了好几分钟来称颂“好消息”的妙手回春，结果遭到了孩子们的嘘声），接着他开始戳穿解说词的滑稽可笑：“三个星期之后，雄性再次回来尝试交配，”解说员肯尼思·布拉纳说道。“你确定不是两个礼拜吗，肯？”戴维说道，“因为这到底是一亿年以前啊。你也许会发现你算错了几天。”
“闭嘴，戴维。他们正看得津津有味呢。”
“一点点苛刻的批评不会杀了他们。”
“这只是你当孩子的时候需要的东西。苛刻的批评。”
但我们最后和解了。我们看节目，替孩子洗澡，哄他们睡觉，吃了一顿差不多算是安静的晚饭。我一直想要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只是我并不知道要说什么或做什么。
第二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汤姆一直盯着我和戴维看，没过多久我开始意识到这让人很窘迫。他是个让人不知所措的孩子，汤姆——不说话，理解力强，对如何粗鲁行事领会得极快。他有神童的品性，可是却看不出天才在哪儿。
“你怎么啦？”我问他。
“没什么。”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们看？”
“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要离婚。”
如果这是一部电影里的情节，我就会刚好要把一大杯咖啡端到嘴边，汤姆的话会叫人乐得前仰后合，咖啡会从我的鼻子里喷出来，并且会溅到衬衫上。可是因为我正把吐司放进烤面包机里，我刚好背对着他。
“我们为什么要离婚？”
“学校里的人跟我说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丝毫怨气；要是我的同事跟我说我要离婚了，而我事先没有意识到一点婚姻危机，我会更为消息的来源而不是别的什么感到心烦意乱。不过当然喽，童年时代正是新闻从各种渠道朝你飞来的时候，而对汤姆来说这消息不管是从他的母亲、父亲还是从二班的比利那里听来的都是一样的。
“谁说的？”戴维问道，有点过于咄咄逼人，因此马上泄露了他正是透出消息的人。
“乔·索尔特。”
“谁是他妈的乔·索尔特？”
“学校里的小伙伴。”
“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汤姆耸了耸肩。他对乔·索尔特没有兴趣。他只对戴维和我是不是要分手感兴趣。我知道他的想法。
“我们当然不准备离婚。”我说道。戴维得意洋洋地瞧着我。
“那么，为什么乔·索尔特说你们会？”汤姆问道。
“我不知道，”我说道，“不过如果我们不离婚，那么不管乔·索尔特说什么都真的没有关系，对不对？”在三分钟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乔·索尔特的名字，可现在我已经给他弄得头痛了。我清清楚楚地在心里看到一个沾沾自喜、心怀叵测的金发小男孩的形象，长着一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天使般的脸，除了对他的同学，如今，还有戴维和我，我们瞥见了他卑鄙、恶毒的心灵。“我是说，我们比他知道得要清楚。我们还结婚着呢，是不是，戴维？”
“你说的是。”他确实乐意这样。我没法说我怪罪他。
“你们到底会不会离婚？”莫莉问道。老天，我这会儿才明白，第一次，就是一个罐头里装得下多少条虫子，并且为什么在任何情况下打开它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我们没打算离。”我告诉她。
“如果你们离了我们会和谁住？”
“你想和谁住？”戴维问道。哪怕是最野蛮的育儿书上都不会推荐问这个问题。
“爸爸。”莫莉说道。接着，作为补充，“但不要汤姆一起住。”
“那么，汤姆可以去和妈咪住在一起。这很公平。”
“爸爸在闹着玩，”我立刻对汤姆说道，可我怀疑伤害已经造成了：戴维在喝一碗戈登·格雷厄姆牌麦片的时间里离间了弟弟与姐姐、女儿与母亲以及儿子与父亲的关系。而我刚刚保证不和他离婚。“逗！”就像我弟弟、儿子还有霍默·辛普森会说的。
在我的坚持下，戴维在吃午饭的时间来到了诊所，我们去了附近一家简陋的小餐馆，谈早餐时说的事。戴维毫无悔悟（也许该这么说：戴维决不悔悟。就像詹姆斯·邦德正是007一样）。
“如果我们不打算离婚，它能造成什么害处呢？这纯粹是个假设的情境。”
“接着说，戴维。你能比这个做得更好。”
“比什么好？我做什么了？”
“设置陷阱。”
“什么，你是说，‘如果我们不打算离婚……’这句话？这是个陷阱？”
“你希望我说‘呵，可我们会……’那你就会用我说话不算话来打败我了，在你面前说一套，在孩子们面前说另外一套。”
这会儿，我费了点心思，也花了点时间琢磨了一下戴维话语中隐藏的地雷，它们是如此的掷地有声（作为《绿色监护人》的作者，他在说话时和在写作时一样掷地有声是没什么可奇怪的）。可显然我乱了方寸了，因为戴维轻巧地抓住了我最后说的那句话，暗示他曾经指望我会毫厘不差地说出那话儿。
“说下去，说下去。你在利兹给我打电话时跟我说了什么？”
“我没有……好吧，我说了，可我只是想……”
“不是。你说了什么？”
“你很清楚我说过些什么。”
“再说一遍。”
“你没必要这么做的，戴维。你很清楚我那时说了些什么，你也很清楚我今天早晨跟孩子们说了什么。”
“这是前后一致的，对吗？”
“我明白从你的角度来说它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
“从你的角度来看又怎样呢？因为，确确实实，我很感兴趣。我想知道要求离婚然后又说你不想离婚除了自相矛盾以外还能是什么。”
“全都不得要领。”我真是这么认为的。我想知道他怎么能让我们的女儿在父母当中选一个，为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对汤姆这么残酷，还有为什么他会把我们的婚姻危机跟一个叫乔·索尔特的小男孩的父母说，或者是跟一个叫乔·索尔特的小男孩的父母的朋友说，或者甚至是跟一个叫乔·索尔特的小男孩本人说。我该知道这些事，这点要求是够公平的，就像他该知道为什么我跟他说要终止婚姻，又突然变卦了一样也是够公平的；可我们只有一顿午饭的时间来谈话。而忽然之间似乎连一生的时间都不够长，让午饭时间见鬼去吧，因为要是一顿早餐那么长时间的谈话都能够碎成那么多的细枝末节，一点都不能拼凑回原样，那么我们能从刚过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榨出多少枝枝节节啊。他说过、我说过、他说过、我说过以及他认为、我认为、他认为、我认为，还有他做过这个、我做过那个……不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不是设想中的样子。如果它变成了我们共同想过的和我们共同做过的，那就没什么事情可以争论的了，因为我们都是一起想和做的，不过我们惟一在一起做成功的一件事是把生活搞得一团糟，而我只是不明白怎么才能……
“戴维，我只是不明白怎么才能走出这一团糟。”
“你这会儿又想说什么呢？”
我极力想说出那句话——那句话我曾经说过一次，只在今天早晨收了回去——不过幸运的是它并没有冲出来，相反我哭了起来，不停地啜泣、啜泣、啜泣，在戴维领着我走出咖啡馆，走到大街上的时候。
我最好是疯了；或者，从另一方面说，我只是给弄糊涂了并且很不幸；或者，再退而求其次，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想要什么，可是没法说服自己去做，因为它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痛苦，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张力逼得我快要炸了。可当戴维那样地扶着我，充满柔情，充满爱意和关切，这一切全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只想和他以及孩子们一起度过此生。我不愿意碰斯蒂芬，我不想为戴维有没有告诉过别人，或者是他有没有对莫莉和汤姆说过的话而争吵不休。我只想在白天做我的工作，在傍晚看恐龙的电视，在夜里和戴维睡觉。再没别的重要事了。我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保持住这种感觉，我会过得很好。
我们上了车，在里面坐了片刻，戴维让我哭了个够。
“我再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他说道。
“不会了。这就结束了。”
“你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典型的戴维。典型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有人发生了什么事情……除了，当然了，他是没事的，而且这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毫无疑义，导致了我最近的闷闷不乐。突然，什么看恐龙电视的决定，戴维对我很好，还有我那标志着一切都结束了的悔恨的眼泪，让我似乎很清楚我应该做些什么以及说些什么。
“戴维……我和别人约会了。”
我告诉他是因为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和别人约会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心里要什么，还因为我知道这事会传到戴维那里。那一瞬间我并没有想到对戴维来说我的坦白意味着某些事情的开始，而不是某些事情的结束，仅仅因为他认识我二十五年了，并不表示他这会儿了解我并且懂得我。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今晚能直接回家吗？”
“好的。一定。当然了。我们到时候再谈。”
“没什么好谈的。只不过我想带莫莉去看她的湿疹，我需要你照看一下汤姆。”
我和自己玩了一个游戏，只是想看看会有什么感觉。游戏是这样的：我并没有坐在结婚以后住的那个家的厨房里，看着儿子写作业，而是坐在附近一套小公寓的厨房里。在游戏里，这是我现在住的地方，离婚以后。莫莉不在这儿，因为这当口她拒绝和我说话；她为已经发生的事指责我（戴维一定告诉了她一大堆歪曲的事实），每次我试图和她说话，她都背过身去。戴维关于把家庭一分为二的可怕的玩笑结果变成了一个平淡无奇的预言。
在某些方面，这个游戏富有启发性。举个例子，为什么我要选择把这个厨房想象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厨房？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会觉得很难设想自己是一个留下来待在分崩离析的家庭里的人？不仅仅因为我是过错方（尽管有可减轻的情节，而且我并没有那么大的错，我的婚姻某种程度上是粗俗和低级的，尽管无可否认这是温和的、中产阶级版本的粗俗和低级）；还因为我是养家糊口的人。戴维送孩子们上学；戴维给他们准备点心，监督他们的家庭作业；戴维把他们从他们的朋友们的家里接回来，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朋友。如果戴维和我分了手，那么我的离开只会引起一丁点的混乱，然而要是他走了，我就不知道我们怎么才能对付了。我是男人。我是父亲角色。并非因为我有工作，而是因为戴维没有，事实上没有，因此他是管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容易就想要搬出去的原因了——因为总是父亲们搬出去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容易想象莫莉不和我说话的原因了——她决不会选我而放弃戴维，无论如何，女儿发现父亲有外遇之后，总是拒绝和他说话的。事情总是这样的，整个弗洛伊德的理论。这是不是够说明莫莉实际上是在性上嫉妒我？
“汤姆？”
“有。”
“你把我当成妈妈还是爸爸？”
“什么？”
“甚至连想都不用想，只要说出你脑子里的第一直觉。”
“妈妈。”
“你确定吗？你有没有被迫多想了几秒钟，因为你糊涂了？”
“没有。我把你当妈妈，爸爸当爸爸。”
“为什么？”
“妈妈，我真的很忙，好吗？”他伤心地摇了摇头。
莫莉一直饱受湿疹的苦，甚至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她发得浑身都是的——手、胳膊、腿和腹部——即使再多的药膏、药膳、顺势疗法也拿这病没办法。今天早晨，在她上学之前，我在她满是一道道可怕的裂口的手上抹了一种烈性的、也许有点副作用的类固醇药膏。可她放学回家的时候，她从门厅里冲进来，手在我面前猛地一伸，一点儿湿疹的痕迹都没有了。我拉起她的羊毛衫，腹部的情况一模一样；她给我看腿的背面，也是什么都没有了。毫无疑问，刚刚我听见莫莉和戴维进门的声音时，我吓得五脏六腑都翻转了，毫无疑问，我害怕今晚即将发生的一切；可我们每个人除了莫莉的小红疮怎么了以外什么都没说。（要是莫莉的湿疹比我的通奸更重要，那么通奸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真让人吃惊，”我说道。
“他只是摸了一下湿疹，它就消失了，”莫莉说道。“我能看见它走了。”
“他不只是摸了一下，”戴维说道。“他用了药膏。”
“他没有，爸爸。我看着呢。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摸了一下。”
“摸的时候用了药膏。”
“他只是摸了一下，妈咪。”
“谁只是摸了一下？”
“D·J·好消息。”
“呵。D·J·好消息。我早该知道的。有什么事是D·J·好消息不能做的？”
“他恰好提到他擅长治疗湿疹，”戴维说道，“所以我想这值得一试。”
“背痛和湿疹。这可是非同寻常的跨专业。”
“他也治好了爸爸的头痛。”莫莉说道。
“什么头痛？”我问戴维。
“只是一种……只是一种普通的头痛。我只是刚好提了一下我头痛，他就……按摩了我的太阳穴。治好了。”
“那么，头痛，湿疹，背痛。他是个真正的巫医，不是吗？又付了两百英镑？”
“你不觉得这很值吗？”
我哼了一声，尽管我并不知道我哼这一声要表示什么。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像这个样子。为了治好莫莉的病我愿意付两倍的钱，可是诽谤中伤的机会总是让人难以拒绝，无论如何。
“你该去的，汤姆，”莫莉说道。“太神奇了。你会感觉浑身都暖洋洋的。”
“是药膏，”戴维说道。“他在我背上涂了。”
“他什么药膏都没用。爸爸，为什么你非要说他用了药膏，实际他并没有？”
“你没能看见他在做什么。”
“我能。不管怎么说，我知道药膏是什么感觉的。它滑溜溜的……”
“得！”汤姆说道。（如果要给那些不明白青春期前儿童的似乎毫无意义的单音节词的人说清楚“得！”和“逗！”完全不同，那么按照我的理解，后者表示说话的人容忍了愚蠢的事儿，而前者却强调别人是个笨蛋。前者，有时候还伴随相当讨人嫌的鬼脸——挤作一堆的眼睛，咧开嘴露出的牙齿——想要生动地说明刚才指认的蠢事。）莫莉没有理睬他。“……他的手压根儿不滑溜溜。”
这会儿事情变得古怪了，因为戴维不会罢休；毫无疑问这场对话会没完没了，直到莫莉否认她亲身感到的真相。
“纯粹是胡扯，莫莉。看着我的嘴唇：他……是……用了……药膏。”
“这有关系吗？”我婉转地问他。
“这当然有关系！”
“为什么？”
“她在吹牛。我们不喜欢吹牛，对吗，莫莉？”
“是啊，”汤姆毫不客气地说道，“吹牛的人！骗子！”
莫莉哭了起来，喊着“不公平！我恨你们每个人！”，冲进楼上她自己的卧室里去了；就这样，我们在这几个礼拜内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还是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又一个纷争扰攘的源泉。
“干得好，戴维。再接再厉。”
“她不该吹牛的，是吗，爸爸？”
“他用了药膏，”戴维不知道对着谁说道，“我看见他用了。”
戴维跟莫莉道了歉（我不得不说，并不是因为他乐意道歉，而是因为我暗示他这是成熟的父亲会做的事），汤姆跟莫莉道了歉，而莫莉跟我们大家道了歉，我们又安生了。这种时刻就构成了我们在家时的和平时分：为了江湖医生和药膏而发生的争吵，与为了我与另一个男人的婚外恋以及这是否会导致婚姻结束而进行讨论之间的两个小时。
“我们现在可以谈谈了吗？”孩子们躺到床上时，我对戴维说道。
“谈什么？”
“谈谈我午饭时跟你说的事。”
“你想对这事说些什么？”
“我以为你会想说点什么。”
“没有。”
“你就想那样算了？”
“我哪样都不想算了。我只是在推测你过几天就会搬出去。”戴维有点儿不对劲，可我说不上是什么。我本来很肯定他会表现出戴维式的做派，包括一连串的大叫大嚷、间或激烈的痛骂、直接针对斯蒂芬的成千上万的苛刻评论和不可胜数的鄙夷之词。但情形并非如此；看上去他似乎再也不在乎了。
“那件事结束了。到此刻为止。”
“这我不清楚。但我确实知道从没有人要猫王免费表演的。”
我心烦意乱，这会儿我都听不懂他的话和他说话的语气。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猫王的经纪人汤姆·帕克上校对白宫说的话。”
“请跟我说得明白点。”
“尼克松总统的人打电话给汤姆·帕克上校，要求猫王在白宫为总统表演。你知道的，帕克说，‘好的，但我们会得到多少报酬呢？’尼克松的助手回答，‘帕克上校，没有人在为总统作私人表演时索取报酬的，’帕克说，‘这我不清楚，但从没有人要求猫王表演却不给报酬的。’”
“我听不懂！请别这样了！这很重要！”
“我知道，这只是……你知道的，这故事提醒了我，所以我想让它去吧。这是我表达你所做的和你所期望的真的不算什么的方式。你是总统，我是猫王。这里我说了算，而你整装待发。那就走吧。谢谢你并且再见。”
“你不是说真的吧。”
虽然我知道他几乎真是这么想的，我还是说了这句话。他是这种人，或许真到了这种地步时，这是我们这个独特的住宅区里的男人们顽固守旧的惟一方式。他们懂得给婴儿换尿布，谈论情感、女人的活计和一切基本的东西，但他还是宁可马上当这事没发生过，而不愿意接受任何可能的怀疑、混乱和伤害，无论这让他付出多大的代价，无论他被我做的事伤害得有多么厉害。他以前跟我说过一次，我确信他说到做到……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是真的？你不记得了吗？我们谈过这个问题？”
“我记得。”
“应该没忘。”
那时，我们躺在床上，刚刚做过爱——我们有了汤姆，但还没有莫莉，我没有怀孕，所以这一定是1992年的哪一天——我问戴维想到这一辈子都要和我做爱并且除了我再也没有别人是不是让他很沮丧。他的回答毫无个性：他说有时候这确实让他很没劲，但选择别人太可怕了，他不敢想，无论如何他知道除了与我相亲相爱之外他决不会忍受别人，所以他很难想象他会放纵自己。于是我们理所当然地终止了这个所有的情侣在某些时候都会玩一玩的游戏，然后我问他在哪种情况下他会原谅我的不忠——譬如说吧，酒醉之后的一夜情，第二天早晨立刻就幡然悔悟了。他指出我从不醉酒，我这一生决不会发生一夜情，所以设想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非常困难；他说如果我不忠于他，一定有别的原因，他感到这些别的原因令他难以启齿——太难了他都不愿意去想。我难得称赞戴维眼光敏锐，可如今我要向他脱帽致敬：我没有醉酒。也不是一夜情。我和斯蒂芬睡觉是为了各种各样的别的原因，每个人都难以启齿的。
“你有没有想过你准备待在哪儿？”他问道——显然还是丝毫未受困扰。
“没有，当然没有。你是在跟我说我就是那个非走不可的人吗？”
戴维只是注视着我，眼神里满是蔑视，让我想要逃离这一切——丈夫、家庭、孩子——决不回头。
我是个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我开始认为，要是你在某方面是个坏人的话，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再好算不上什么。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不是吗？大多数人都想要帮助别人，要是他们的工作不允许他们帮助别人的话，那么他们就竭尽所能地去做——每月一次在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接电话，或者为慈善募捐作徒步行，或者填写定期捐款单。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医生并没有用，因为我只在工作日当医生。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除了丈夫我还同别人睡觉——我还不太坏，因为我没在工作时间之内干——这时候，即使当医生也没法粉饰我，不管我治疗了多少个直肠上长疖子的病人。
注释：
[1]原文是：“Good News”。
[2]也指广播或电视台的流行音乐唱片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