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吉尔·霍恩比
当我跟丈夫说我再也不想和他维持婚姻关系的时候，我正在利兹的一家停车场。戴维甚至没和我一块儿呆在停车场里。他在家里，照管孩子，而我只不过是打了个电话提醒他该给莫莉的班主任写张条子。一些别的话似乎就这么……脱口而出了。显而易见，这是个错误。即使我是——天哪，这已经大大出乎意料了——那种对丈夫说再也不想和他维持婚姻关系的人，我也不认为自己会在停车场说出这番话，而且还用的是移动电话。显然，这特殊的自我评价如今可不得不推翻了。举个例子来说吧，我可以把自己描述成那种从来不忘记别人名字的人，因为这些名字我会成千上万次地记起，而只忘掉了一两次。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关于离婚的话题只会提起一次，倘若非得提起的话。如果你选择在利兹停车场，用移动电话来对付这事儿，那么你就没法声明它只是一句戏言，这和李·哈维·奥斯瓦德无法声称刺杀肯尼迪总统的行为丝毫不像他本人所为是同一个道理。有时候我们只能任由偶发事件来评判自己。
后来，在旅馆的房间里，当我失眠时——某种程度上这令人安慰，因为即使我已经成为一个在停车场结束婚姻的女人，起码过后我还有良心辗转反侧——我在脑海里回忆这番对话，尽可能多地着眼于细节，设法找出我们怎么会在三分钟之内从那话儿（莫莉的牙医预约）转到这话儿（迫在眉睫的离婚）的。好吧，至少十分钟。害得我没完没了地在凌晨三点苦苦思索，我们怎么会在二十四年中从那会儿（1976年在大学舞会上的相遇）走到这会儿（迫在眉睫的离婚）的。
老实说吧，这反省的第二部分之所以如此长久费劲只是因为24年确实是一段长长远远的时间，不计其数的琐碎事儿控制不住地涌现在脑海里，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确实对我们之间的故事没有太多的帮助。如果把我对于我们婚姻的看法拍成电影的话，评论家会说它全都是废话，没有情节，它可以简述若此：两个人遇见了，恋爱了，有孩子了，开始吵架了，一个变得又肥胖又坏脾气（他）并且厌倦婚姻，一个变得又绝望又坏脾气（她）并且要分手不干。我不会反对这出剧情梗概。我们之间没什么特别的。
那个电话，尽管……我仍没找到关键的环节，正是那节骨眼使一场有关家务小事安排的相当融洽并且平淡无奇的对话突变为这洪水猛兽般、如同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末日一样的时刻。我能回忆起谈话的开始，几乎一字不差：
我：“嗨。”
他：“好啊。你怎么样？”
我：“嗳，不错。孩子们还好吗？”
他：“呃。莫莉这会儿在看电视。汤姆正围着杰米转。”
我：“我打电话只是想告诉你得写张条子让莫莉明天带到学校去。就是牙医的事儿。”
看看？看看？它不可能发生的，你会这么认为，不是打这里开始的。但你错了，因为我们就这么发生了。我差不多能断定第一个坎儿就是在这儿产生的，在这一分钟。我现在记起当时的情况了，有一个停顿，一片不祥的沉寂，在电话线的那一头。然后我就胡扯了一些像是“什么”，而他则回答“没什么”的话。然后我又问了一遍“什么”，而他又回答“没什么”，但显然他既没有被我的问题难住，也没有被逗乐，只是在发脾气，这意味着，他并没有回答，你不得不问下去。所以我追着问了。
“说吧。”
“没什么。”
“说吧。”
“没什么。你刚才说的话。”
“我刚才说什么了？”
“说打电话只是提醒我莫莉条子的事儿。”
“那又怎么了？”
“如果你为了别的理由打电话来会更好一些。你知道的，问个好之类的。瞧瞧你丈夫和孩子们过得怎么样。”
“噢，戴维。”
“什么叫‘噢，戴维’？”
“那正是我问的第一件事。‘孩子们过得可好？’”
“是的。好吧。‘孩子们过得可好？’而不是，比如，‘你过得可好？’”
在万事太平的时候，你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不难想象在那些关系更融洽的夫妻之间，一个如此起头的电话不会也不可能转到离婚的谈话中去。在比较恩爱的夫妻当中你能驾轻就熟地直接从牙医的话头聊到其他话题上去——你白天的工作，或者晚上的打算，或甚至是，在一桩异常实用的婚姻中，聊一些发生在家庭外面的事情，举个例子说吧，《今日》节目里传来的咳嗽声——就那么普通，就那么让人记不住，却正是这些话题，构造了让人记不住但相亲相爱的普通夫妻关系的基本内容，甚至也许是婚姻的支柱。然而戴维和我，……这不是我俩的状况，不再是了。像我们俩这样的电话只会发生在你经过了好多年的伤害与被伤害，直到你嘟哝的和听到的每个字都变得意味深长，如同一出凄凉又奇丽的戏剧一般复杂且充满了潜台词。实际上，当我清醒地躺在旅馆的床上，试图把一切都拼凑起来的时候，我甚至想到我们发明了自己的密码是何等的聪明啊：需要经年累月的令人痛苦的斗智斗勇才能到达如今这个地步。
“我很抱歉。”
“我过得怎样你介意吗？”
“说实在的，戴维，我不需要问你过得怎样。我能听出来你好不好。你身体够棒的，足够一边照料两个孩子，一边还攻击我，并且还非常，非常地委屈，为了这会儿我仍莫名其妙的原因。虽然我确信你会开导我的。”
“你凭什么觉得我委屈？”
“哈！你就是委屈本身。一直是。”
“扯淡。”
“戴维，你以受委屈为生。”
这是真的，在一定程度上。戴维惟一固定的收入来自于他给我们这儿一家地方报纸的专栏供稿。专栏配有一张他对着镜头咆哮的照片，小标题是“霍洛威最愤怒的男人”。最后一篇我还愿意阅读的是反对老人坐公交车的讽刺小品：为什么他们从不准备好他们的钱？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使用车厢前面专门留给他们的座位？为什么他们在到站之前坚持要站上十分钟，这样他们就只好经常以令人惊恐并且是有失尊严的方式跌倒在地了？反正读者诸君可以想象那幅场景。
“假使你不曾注意，大概是因为你从不他妈的费心来读我……”
“莫莉在哪儿？”
“在另一间屋子里看电视。妈的妈的妈的。狗屎。”
“非常成熟。”
“……大概是因为你从不他妈的费心来读我，我的专栏是嘲讽的。”
我嘲讽地大笑。
“好吧，要是韦伯斯特大街32号的居民不懂什么是讽刺的话，请宽恕我们吧。我们每一天都和霍洛威最愤怒的男人一起醒来。”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或许在关于我们婚姻的电影中，这句话将是一个转机，剧作者处心积虑地写下它是为了含蓄而不拖泥带水地把一场愚蠢草率的争吵转向更有意义的情节：“问得好……我们想干吗？……我们在干什么？……诸如此类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到此为止。”是的，它需要费点儿劲，但它终将有效。虽然如此，鉴于戴维和我并不是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我们是无缘于这巧妙而充满暗示的小小转机的。
“我不知道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是你为了我不曾问候你而大光其火？”
“是的。”
“你过得好吗？”
“滚蛋。”
我叹了口气，正对着手机的送话口，让他听清楚我正在干什么；我不得不把手机从耳朵边移到嘴巴前，使得这一刻的声音有所失真，但凭经验我知道我的手机并不能传递出声响的细微差别。
“天哪！这算什么？”
“是叹气。”
“听上去你像是站在山顶上。”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待在伦敦北部的一间厨房里默不作声，我待在利兹一家停车场里默不作声，我很清楚这种沉默，熟悉它的样子和氛围，它所有尖刻而敏感的细小角落，我突然为此厌恶不堪。（当然，根本没有真正的寂静。你可以听见自己由于愤怒而搀杂着咒骂的气咻咻的声音、嘭嘭地撞击着耳穴的热血，与此同时，还有一辆菲亚特乌诺牌汽车倒进停车场，泊在你边上的轰鸣声。）事实是，在问候家人和决定离婚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找不到那个环节的原因。我想有些事发生了，我刚刚卷进去。
“我受够了，戴维。”
“受够什么？”
“这些，无时无刻地争吵。沉默。糟糕的气氛。所有这一切……让人恶心。”
“哦，这些。”听筒里传过来的语气好像是毒液不知怎的从漏屋顶滴进了我们的婚姻，而他过去一直在尽力弥补，“是的，好吧，现在发现已经太晚了。”
我深深地透了口气，不是为他，而是为我自己，所以这一回手机贴在耳朵边上。
“也许不晚。”
“什么意思？”
“你真的想这样度过下半辈子？”
“不，当然不想。你是在暗示什么别的选择吗？”
“是的，我认为我是。”
“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吗？”
“你知道是什么。”
“我当然知道。但我希望你是第一个提出的人。”
到了这个地步我真的豁出去了。
“你想离婚吗？”
“我希望你记住这并非由我提出的。”
“好的。”
“是你，而不是我。”
“是我，而不是你。说下去啊，戴维。我正试图讨论一桩叫人伤心的成年人之间的事情，而你却只想着计较先后。”
“那样我可以告诉大家你要求离婚。而且非常突然。”
“哦，彻头彻尾的突然，不是吗？我是说，并没有任何征兆，是吧？因为我们一直是那么地幸福快乐。这就是你有兴趣去做的？告诉每一个人？对你来说，这就是关键？”
“在我们挂上电话前，我要弄清楚。我只是想在你编造你的版本之前，先有我的说法。”
“好啊，那么，我就在电话这头等着。”
就在那时，对我自己，对他，对发生在我们俩身边一切的厌恶使我做了相反的事，我挂了电话。正是这让我落得了在利兹旅馆的房间里辗转反侧的结局，拼命回忆着刚才对话的每一步，偶尔因无法入眠而沮丧得咒骂不停，把灯和电视机开开关关，一般来说这会把我情人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噢，我想，他该现身在某个电影大纲里吧。他们结婚了，他变得肥胖而脾气暴躁，她变得绝望而性格乖戾，于是她有了情人。
听着：我并不是一个坏人。我是一名医生。我想成为医生的一个理由是我认为它会是个好行当——好的意思是，远胜于那些让人兴奋、收入丰厚或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我喜欢这样的说法：“我要做一名医生”，“我正受训成为一名医生”，“我是伦敦北部一家小医院的普通医师”。我想这会使我显得还算可以——专业、有点儿头脑、不那么招摇、可敬、成熟、慈悲。难道你以为医生不在乎体面，因为他们是医生？我们当然在乎。不管怎样。我是个好人，是一名医生，并且我正躺在旅馆的床上，和一个我实际上不太了解的名叫斯蒂芬的男人睡觉，我刚刚对丈夫说我要离婚。
斯蒂芬，不出意料地醒了。
“你没事吧？”他问我。
我没法面对他。几小时前他的双手还抚摩我每一寸肌肤，我也渴望它们在那儿，可这会儿我却不愿意他躺在床上，在房间里，在利兹。
“有点儿睡不着。”我起床，开始穿衣服。“我出去走走。”
这是我订的旅馆房间，所以我带上了房卡，可即使在我把房卡塞进包里的时候，我也意识到我不会回来了。我想待在家里，争吵，哭闹，为我们即将给孩子们的生活所制造的混乱感到歉疚。健康管理局会支付房费。斯蒂芬只需要把迷你吧的单埋掉。
我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然后在一家加油站停了下来，要了一杯茶和一份甜甜圈。如果这是一部电影，在开车回家的路途中总会发生点什么，一些昭示出这一旅途的意义的事情。我会遇见某个人，或者下决心变成一个全新的人，或者被一桩犯罪事件卷了进去，并且也许被一个罪犯绑架了，一个十九岁的有毒瘾的并且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家伙，结果证明他比我要聪明得多，事实上，也要慈悲得多——太讽刺了，鉴于我是一名医生，而他是一个全副武装的绑匪。他会从我身上学到点什么，尽管只有天知道有什么值得学的，而我也会从他身上学到点什么，然后我们被短暂的相处微妙但却深深地改变了，会以一生来接续我们的旅程。不过这并非电影，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所以我吃了甜甜圈，喝了茶，回到了车子里。（为什么我老是在说电影？过去的几年里我只去了两次电影院，并且我看过的那两部片子的主角都是卡通昆虫。就我所知，当前大多数公映的成人影片都是讲述一个女人平平安安地从利兹开车到伦敦北部去的，她在半路上停车要了一杯茶和一份甜甜圈。）整个旅程只花了我三个小时，还包括了吃甜甜圈的时间。我六点到家，回到了一所仍在沉睡中的房子，我如今才发现，这所房子正一点一点散发出一股空落落的颓败的味道。
在七点三刻以前，没有人会起床，所以我在沙发上打盹。尽管有那个电话和斯蒂芬的事，我还是很高兴回到了自己的家；我也很高兴能感受到从吱嘎作响的地板里渗出来的孩子们那令人难忘的温暖气息。我不想睡到那张婚姻的床上，不是今晚，或者今晨，或者随便什么见鬼时间——不是因为斯蒂芬，而是因为我还没决定我到底要不要再和戴维一起睡觉。那到底有什么关系？可是接下去，有什么要紧呢，是离婚还是不离？这太奇怪了，所有这一切——我曾经无数次地与那些“夫妻分房睡觉”的人谈话，也无数次地讨论过这个话题，好像夫妻同床共寝就是完完全全地维持婚姻关系了，但不论事情多么糟糕，待在一张床上从来不成问题；共度余生才让人感到恐怖。自从我们俩开始争吵，近来有好几次，一看到戴维醒了、动弹了、神志清醒了、走动并且说话了，我就想吐，我对他的厌恶是如此的强烈；虽然，在晚上，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情形。我们仍然做爱，半心半意，例行公事，但这不是性：这更多的是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一起睡的觉，我们是怎么一起干的。我的身体曲线已经适应了他的胳膊肘、膝盖和屁股，再没有别的人如此一模一样完完全全地契合我了，尤其不是斯蒂芬，他看起来像是身体所有的器官都长错了地方，尽管他更为瘦削、颀长，一切你觉得可以推荐给一个寻找性伴侣的女人的优点，一应俱全；昨天夜里，有好几回我闷闷不乐地想到是否戴维是世上惟一那个让我感觉和他待在一块怎么着都觉得很舒服的人，是否我们的婚姻，也许成千上万桩婚姻能挺到今天的原因就是因为存在着某些还没有被认真研究过的体重/身高的差别，并且一旦任何一方有哪怕微乎其微的不合适，这姻缘关系也决不会发生。而且，还不仅仅于此。当戴维睡着的时候，我能把他变回我仍深爱的那个人：我会把我觉得戴维该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原先是个什么样的人，强加到那个沉睡的身体上，和这个戴维一起度过的七个小时刚刚够我打发与另一个戴维一起消磨的第二天。
就这样。我在沙发上半睡半醒，后来汤姆穿着睡衣下来了，他打开电视，端了一碗麦片，坐在扶手椅上，看卡通片。他连一眼都没有看我，也没有吭声。
“早上好。”我愉快地打了声招呼。
“嗨。”
“你好吗？”
“还行。”
“昨天在学校里怎么样？”
可他却跑开了。我儿子提供的谈话机会像一扇只打开了两分钟的窗，落下了窗帘。我从沙发上起来，煮上一壶水。接着莫莉下楼了，已经穿好校服。她瞪着我。
“你说你要出远门的。”
“我回来了。我太想你们了。”
“我们并不想念你。是吗，汤姆？”
汤姆没有回答。显然，这就是我所选择的：我女儿赤裸裸的挑衅，我儿子冷冰冰的漠然。除非，当然了，这纯粹是杞人忧天，他们既没有挑衅也并非冷漠，他们只是孩子，他们不会在一夜之间陡然生出大人的洞察力，即使是这样异乎寻常的夜晚。
最后一个，但却至关重要的戴维出现了，套着家常穿的T恤和平脚短裤。他走过去烧水，发现水早就煮上了，有那么一会儿他看起来迷惑不解。就在那时他才用他迷糊的眼睛瞧了瞧房间，想弄明白是不是能为这出乎意料的烧水找到什么答案。他看见了懒懒散散躺在沙发上的我。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只是来检查一下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当父母的能力。我印象深刻。你是最后一个起床的，孩子们自己弄早餐，电视机也开着……”
当然，我不太公平，因为不管我在不在家，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但等他发动进攻是毫无意义的：我是先下手为强的死硬信徒。
“那么，”他说道，“两天的日程只花了一天就早早结束了。难道，你们全都在用两倍于平时的语速胡说八道？”
“我没心思。”
“没心思，可以想象。你心思在哪儿呢？”
“我们能待会儿讨论吗？等孩子们上学以后？”
“哦，是的，好啊。待会儿。”最后一个词儿是大声吐出来的，语调深沉但实际上饱含着不可言传的讽刺——就好像我是出了名地把事情“待会儿”做的，就好像我们所有的每一个问题都是由于我执拗地拖延所引起的。我对着他大笑，这对缓解紧张的气氛可没什么用处。
“你笑什么？”
“我建议我们待会儿讨论有什么不对吗？”
“可怜。”他说道，但对于为什么不对却拒不透露。自然，我也很想像他那般行事，并且在两个孩子面前讨论我多想离婚，但我俩中间总得有人像成年人一样地思考，哪怕只是须臾片刻，所以我摇了摇头，拿起了包。我想到楼上睡觉去。
“祝你们过得愉快，孩子们。”
戴维紧紧地盯着我，“你到哪儿去？”
“我累坏了。”
“我觉得我们俩家务分配当中有一个问题是，你总是没法开车送孩子们上学。我认为这会儿你不该拒绝最基本的当母亲的权力。”
每天早晨我都必须在孩子们离家之前就到达诊所，所以我免去了跑学校的差事。尽管我对此感恩图报，但当我们争论谁没有干什么的时候，我的感激之情并没有使我少埋怨这个。戴维，不用说，很清楚我确实没有兴趣送孩子们去上学，这就是为什么这会儿他如此兴高采烈地提醒我刚才抱怨的原因。戴维，和我一样，在婚姻战争的艺术上驾轻就熟，有那么一会儿我出离了自己的立场，为他恶毒的急中生智击节赞叹。玩得好，戴维。
“我大半夜没睡。”
“别介意。他们会喜欢我送的。”
杂种。
当然，我以前曾经想过离婚来着。谁没有过呢？甚至在我结婚之前，我就幻想过我是一个离了婚的人。在我的白日梦中，我是一个善良的、了不起的、极其专业的单亲妈妈，和前夫维持着奇妙的关系——共同出席双亲之夜，在怀旧的夜晚翻阅老相册，诸如此类的事——不停地和年轻的或年长的波希米亚男人纵情欢乐（见克丽丝·克里斯托弗森主演的《再见艾丽斯》，一部我十七岁时最心爱的电影）。我记得在同戴维结婚前一天的晚上还想过这古怪念头的，我以为这想法该暗示我什么东西，却什么都没有。我想我是被自己太过一帆风顺的经历所困扰了：我在树木森森的里士满郊区长大，我父母亲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在学校里是优等生，我通过了考试，我念了大学，我找了份好工作，我遇见了一个好男人，我和他订了婚。我非常渴望那种精彩纷呈的在大都会才有的千变万化，而我能指望的惟一可能就是结婚以后，因此我把脑汁全挤在那儿了。
我甚至幻想过离别的那一瞬间。戴维和我信手翻着一本旅游小册子；他想去纽约，而我则愿意到非洲徒步旅行，这是吵架中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鸡同鸭讲的搞笑。然后我们互相凝视对方，动情地笑着，拥抱，应允分手。他上楼去，收拾包裹，然后离开，也许就搬到隔壁的公寓。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带着新情人共进晚餐，其实我们已经多多少少在下午有意识地见过了，每个人都很投契，善意地取笑来取笑去。
可如今我才发现这白日梦有多么荒唐；我早就开始怀疑那些翻看老相册的深情款款的夜晚也许不会发生。实际上，那些相片被拦腰剪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甚至，我太了解戴维了，它们已经被剪碎了，就在昨天晚上，我们刚刚挂掉电话以后。这事相当清楚，如果你用脑子的话：假设你们互相极度憎恨，你们就没法忍受还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所以在此之后你们愿意一块去野营度假的可能性也不太大。我的白日梦的漏洞在于，它直接从幸福的婚礼跳到了幸福的分离；但毫无疑问在婚礼和分离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快的事。
我钻进汽车，送孩子们上学，然后回到家里。戴维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了，门紧闭着。今天不是写专栏的日子，所以他大约要么在编撰公司小册子，赚取丰厚稿酬，要么在写小说，分文也捞不着。相比较于编小册子，他花更多的时间在小说上，这刚好是我们俩处得很差劲时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我们要好的时候，我想要支持他，照料他，帮助他充分发挥潜力。一旦我们不好了，我恨不得把他愚蠢的小说扯个稀烂，逼他去找个体面的工作。不久前，我读了他的一小段小说，很不喜欢。小说的名字叫《绿色监护人》，是一部关于英国后黛安娜时代多愁善感的文化的讽刺作品。我读的是最后一部分，是关于“绿色监护人”公司的职员在他们收养的驴子死去后，全都等着接受心理咨询来抚平丧亲之痛那么回事，这公司出售香蕉护肘乳和布里干酪足部护理液以及许许多多让人发噱并且毫无用处的美容品。不错，从哪方面看起来我都不是一个够格的文学评论家，尤其是因为我再也没读过什么书了。我以前看书来着，在以前那些日子里，我是一个比现在要乐呵呵、也忙碌得多的与众不同的人，可如今，我每天晚上都拿着一册《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沉沉睡去，在尝试了整整六个月之后，我还没有读完小说的第一章（这决非作者的错，顺便说一下，我确信该小说百分之百像我的朋友贝卡说的那般精彩，正是她把书借给了我。一切都是我眼皮的错）。虽然如此，虽然我对构成一部说得过去的文学作品的要素一无所知，我还是很清楚《绿色监护人》有多么糟糕：乱开玩笑、充满敌意、惟我独尊。非常像戴维，或者说是在过去那几年里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的戴维。
读完这段情节的第二天，我接待了一个胎死腹中的女人；她明知道要生出一个死婴，却不得不经受分娩。当然，我建议她接受丧亲抚导，也理所当然地想到了戴维和他那部讽刺小说。我回到家后，告诉他我们可以指望每月归还抵押借款的原因，是我单凭介绍他所看不上的那些东西就能挣钱时，当然也有点喜形于色。那是另一个让人愉快的夜晚。
戴维办公室的门一关起来，就意味着他不能被打扰，即使他妻子已经向他请求离婚（或者，最起码，我是那么认为的——并不是指我们已经为最终结果议了详细的条款）。我又为自己弄了一杯茶，从厨房桌子上拿了一份《卫报》，回到了床上。
我只在报纸上找到了一则我愿意读一读的故事：一位已婚妇人在飞机上的公务舱里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口交时惹了麻烦。已婚的男人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但我却只对那妇人感兴趣。我是否也那样糟糕了呢？在现实里我并非那样，但在我的头脑中我的确是。不知怎的，我已经不能自制，这吓坏了我。我认识斯蒂芬，我当然认识斯蒂芬，但是一旦你已经成婚二十年，不管跟谁有性接触都是淫荡、胡来、几近禽兽。在公共健康论坛上认识一个男人，那么和他一起出去喝上一杯，再一次和他一起出去喝上一杯，和他一起出去吃饭，又一次和他一起出去喝上一杯，自那以后和他接吻，并且，计划好了在利兹开完会后同他睡觉……这就是我的困境，与当着一飞机乘客的面脱得只剩下文胸和裤子并且来一场性表演一回事，据报纸报道，那一男一女是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睡着了，四周散落着一张张《卫报》，我做了一个和性有关但无论如何都称不上色情的梦，梦中尽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干的场景，就像有些艺术家所绘的地狱。
我醒来的时候，戴维正在厨房里给自己做三明治。“你好。”他说道，用刀在切面包板上比划了一下，“来一份吗？”这相亲相爱的小家庭里常有的善意使我好想哭。离婚意味着再没有人为你做三明治了——无论如何，你的前夫不会了（这究竟是真心实意的，还只是一个感情用事的噱头？假设在将来某刻，戴维愿意为我在两片面包之间夹上一份干酪的情景真的是不可能的吗？我看了一眼戴维，下了定论，是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戴维和我离婚了，他这一辈子都会怒火冲天——并非他爱我，而是因为他是戴维，他就是这么个人。假设这样一个场景差不多还行，在我过马路的时候，他没有越过我不管——举个例子来说吧，是因为莫莉累坏了，而我不得不抱着她——但很难想象会有他自告奋勇提供举手之劳的情形）。
“不，谢谢。”
“真的？”
“当然。”
“那你随意吧。”
这样的对话更接近事实。一股怒意不知从哪儿一点点地冒了出来，就好像他竭尽全力地表示爱意并且避免争吵，却遇见了顽固的敌意似的。
“你愿意谈谈吗？”
他耸耸肩，“好啊。谈什么呢？”
“呃，就是昨天，我在电话上说的事。”
“你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我说了我要离婚。”
“你说了吗？哎哟。这可不太友好，是不是？这不是一桩妻子该对丈夫说的事。”
“请你别这样。”
“你想要我做什么？”
“彻底地谈谈。”
“好。你想离婚。我不同意。这就是说，除非你能证明我虐待了你、遗弃了你，或者对你做了些什么，要么就是我和别人私通了，否则你只能离开家，在别的地方住上五年之后才能离婚。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算了。五年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你不想拖这么久的。”
无疑，我丝毫不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不管怎样我总有这么个想法，我只要把话说出来就足够了，把想要离婚的欲望完全地表达出来就可以证明我的婚姻无效。
“如果我……你知道的。”
“不，我不知道。”
我压根没准备好应付这种情况。它看起来完全是自个儿冒出来的。
“如果我另有相好呢。”
“你？老好人？”他大笑起来。“首先你得找到一个愿意和你有私情的人。其次你可没法再当凯蒂·卡尔医生了，不能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且还要和他偷鸡摸狗。即使这样也没什么用，因为我还是不愿意和你离婚。就这样。”
我要崩溃了，一方面是释然——我作了无可回头的坦白，又从那深渊中逃了回来——另一方面是愤怒。他并不认为我有胆量去实践我昨天晚上所说的话！甚至更糟糕，他还认为不会再有人愿意和我干那事儿了！自然，如释重负的感觉占了上风。我的怯懦要比他的侮辱强劲得多。
“那么你整个是要把我昨天说的话当成是放屁。”
“是的。差不多。一派胡言。”
“你快乐吗？”
“噢，天哪。”
有一种人总是会用不咸不淡、毫无耐心的脏话来回答最基本最要紧的一个问题；戴维就是这类人里忠实的一员。“我快乐不快乐和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
“我昨天之所以那样说是因为我不快乐。我认为你也不快乐。”
“我当然非常地不快乐。白痴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所有该死的无足轻重的理由。”
“哪些呢？”
“首先，我愚蠢的妻子刚刚要求和我离婚。”
“我之所以问就是想要帮你了解为什么你白痴的妻子要求离婚。”
“什么，你是因为我不快乐才想和我离婚的？”
“一部分是。”
“你真是高风亮节。”
“我并不高尚。我只是厌恶和一个愁眉苦脸的人住在一块儿。”
“难搞。”
“不，不是难搞。我可以改变。我不能和一个这么闷闷不乐的人待在一起。你把我逼上了绝路。”
“你他妈的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他走开了，带着三明治，回到了他那部讽刺小说中。
我们这家诊所统共有十三个人，五位是医生，另外一些都是负责中心工作的职员——一位经理、几个护士，以及一些全职或兼职的接待员。我几乎和每个人都处得挺好，但贝卡则是我的亲密好友，她也是医生。只要有机会，贝卡和我便在一起用午餐，并且每月总有一趟我们会双双出去喝上一杯，吃匹萨饼，她比诊所里的其他人都要了解我。贝卡和我，个性完全不同。她兴高采烈地嘲讽我们的工作和动机，觉得行医和诸如从事广告业什么的并没有区别，她认为我道德上的沾沾自喜简直是胡闹。要是我们没在谈论工作，那么，我们就会聊一聊她本人。噢，她总要问我汤姆、莫莉和戴维的事，我通常总能举出几个有关戴维粗鲁不堪的例子来让她乐一乐，然而，讨论她的生活的话题总要多一些。她碰到的事，她做过的事，而且她的爱情生活也足够乱七八糟，提供了没完没了、曲里拐弯的谈资。她比我小五岁，在几年前同她大学时代的心上人拖拖拉拉、痛苦万分地分手后，至今单身。今晚她正为她在上个月约会过三次的一个小伙子感到极度的痛苦：她并不认为这事有什么进展，她不确定他们是否要约会，尽管他们已经发生了关系……一般来说，当她倾诉这类话题时，我都会觉得自己老了但还兴致勃勃——既为倾吐的秘密而心满意足，也为所有的分分合合、调情求欢而感到激动不已，甚至在没什么事发生的时候，也会隐隐约约地嫉妒贝卡时不时地忍受的深切的孤独。这一切似乎都昭示着生命的活力，我很久以前就已经紧闭的心房里的战栗。可是今晚，我觉得腻烦。谁在乎呢？和他约会或不和他约会，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终究，有什么厉害关系呢？再说，如今的我已经结婚，还有一个情人。
“好吧，如果你还没搞清楚，那你为什么非要做出决定呢？为什么你们不能好好地处上一阵子呢？”我能听见自己声音里的厌烦的腔调，但她并没有察觉。我和贝卡碰头的时候是不会感到厌倦的。这不合情理。
“我不晓得。我的意思是，要是我和他好了，我就不能再和别人恋爱了。我得和他比翼双飞，不能再随心所欲。明天晚上，我们要去绿幕电影院看中国电影。我是说，你要是确实爱一个人的话，这很不错。这就是你的做法，不是吗？可要是你不能肯定，那么这就是荒废时间了。我是说，我要去绿幕电影院和谁见面呢？在漆黑一片当中？在你没法聊天的时候？”
突然间，我如饥似渴地想去绿幕电影院看一场中国电影——实际上，中国味越浓，我就会越喜欢。这是我又一片已经死寂的内心——过去，每当我看了一场感人至深的电影，或者读了一本令人浮想联翩的书，或者听了一段让我悲伤得要流泪的音乐，这颗心总会颤动不已。是我自己关闭了心扉，为了种种司空见惯的原由。如今我就像是和某个庸俗的魔鬼签了契约：如果我不再尝试去打开它，便会许给我充沛的精力和足够的乐观来度过一整个工作日，免得我恨不得去上吊。
“对不起。在你听来这一切一定都蠢透了。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很傻。我要是知道我会变成这样一种女人，打算最终和已婚的朋友坐坐并抱怨自己的单身身份，我早就把自己毙了。真的。我就要收住了。马上。我再也不会提这个话头了。”她嘲讽地深吸了一口气，在还没有呼出之前就接着往下讲了。
“但他可能很不错，有可能吗？我是说，我怎么会知道呢？这就是麻烦所在。我仓促得不得了，都来不及断定它们是好还是不好。简直像在圣诞夜大采购。”
“我有外遇了。”
贝卡困惑地笑了笑，只停了一小会儿，又滔滔不绝了。
“你什么东西都往篮子里塞。然后过了圣诞节之后你就……”
她没说完这句话，大概是因为她开始意识到她的比喻说明不了什么，这场约会和这个男人与圣诞节采购以及篮子没有一点关系。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她又笑了。“没有。真的没听。”我变成了一个幽灵，就是你在儿童书上或者电视节目里看到的那种可笑的纸老虎一样的幽灵。不管我怎样大喊大叫，贝卡从来就听不到我。
“你弟弟单身，不是吗？”
“我弟弟是一个半失业的抑郁症患者。”
“这是遗传的吗？或者只是环境所致？因为如果这是遗传的……这就很冒险了。虽然，不是马上。我是说，你并没有生下这么多患抑郁症的孩子，是吗？这是一桩将来才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够老的了，等到他们长大成人，抑郁症发作的时候，我不会陪在他们身边了。所以，或许这事真值得考虑一下。如果他准备游戏人生，我也是。”
“我会转告他。我想他会喜欢孩子，是的。”
“好。妙极了。”
“你明白你刚才没听到的事儿吗？”
“不。”
“当我说，‘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而你说‘不’的时候。”
“真不知道。”
“好吧。”
“他和我一样大，是吗？大一点还是小一点？”
然后我们开始谈论我弟弟和他的抑郁症以及他的清心寡欲，直到贝卡对于为他的孩子而忧心忡忡的念头完全没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