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中国时都说些什么

他们在这里制造中国

2009年末，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工人” 作为一个群体排在年度人物评选的亚军位置，并在封面刊登了四名中国女工的照片。根据该刊物的说法，中国经济之所以能顺利实现“保八”，世界经济之所以能逐步走向复苏，首先应该归功于这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普通工人。从图片上看，这些“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未来”的“中国工人”，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来自国有企业的 “工人阶级”，而是无数背井离乡、行色匆匆的“外来务工人员”。

如果说《时代》封面绘出了“中国制造” 的群像，那么2008年的“iPhone女孩” 则可以说勾勒出了“中国制造” 的个体剪影。一位英国青年意外地在新购的iPhone手机中发现存有数张陌生中国女孩的照片，并认为笑容灿烂的她可能是苹果公司代工厂的一位普通女工。无论这是美丽的错误还是完美的策划推广，由美国设计、经中国台湾地区加工、在中国大陆组装、到英国销售，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消费主义、世界市场与全球经济体系的物化漂流瓶，提醒着我们：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流水线上的每一件产品，都带着自己的体温、目光、表情与希冀。

在工业文明以无限的加速度远离与修改农耕文化的时代里，在告别过去的欣快与决然中，他们身上真实地折射出整个社会与整个时代的艰难、疼痛、苦楚与悲情。但是，在这种种光环与喧嚣之下，我们却发现，这些仿佛触手可及、呼之欲出的人，面目却如此模糊。

工厂制度与时代变迁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玛丽·E. 加拉格尔（Mary E. Gallagher）在1996年至1997年间曾计划考察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中国企业，“以便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模式的劳动关系如何可能共处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但她很快发现，即使“在缺乏政治变革和大范围私有化的情况下”，为了适应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不同所有制的劳动实践变得越来越相似，“公-私划分在决定劳动实践时已不再重要”。

在其作品《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中，加拉格尔指出，中国向市场化转型中的不平衡性在企业层面上的体现，就是资本主义劳动实践的扩大，以及劳工权利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集体组织这两种劳动保护形式无法得以实施。管理层享有绝对的权力来决定公司内部的劳动实践，通过个人合同制度促使劳动力原子化和分化，并加强对工人组织的管理控制或压制。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的效力很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同企业的管理者越来越倾向于分享信息和策略、合谋设定工作调整方针、降低劳动市场的竞争：当上海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在2001年仲裁了13000多起劳动争议案却没有一起涉及集体合同时，当“大量农民工沉陷于转包劳动合同、实习甚至劳工抵押等非法实践之中” 时，“苏州工业园电子公司人力资源俱乐部” 已经悄悄成立，以便就劳动立法和法规问题游说当地政府。原本旨在鼓励、引进与利用外资的各种政策，却使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竞争压力下参考与跟进了外企、合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逆向“示范”，强化了管理自主控制权甚至各种苛刻的管理规定，削弱与规避了原有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企业名义上属于何种所有制，其劳动控制、工资福利制度与劳动实践之间并无太大差别。

无独有偶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赵炜教授对安徽省两家“白色家电” 制冷企业的实证研究，同样证实了所有制在决定劳动实践时的有限作用。赵炜在《工厂制度重建中的工人》一书中提出，在市场化、私有化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导致工厂制度变化的最重要原因是扩张、多元化经营、争取出口等市场化因素，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所有制转变。虽然A企业先后经历了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所有制转变，B企业则经历了从小型国有企业变为私营企业再回归到国有企业所有制形式的曲折历程，但那些“西方的” “现代的” 管理方式、劳动合同制、“岗位技能工资” 制度等，却在国有企业期间就已模仿和参照外企建立起来。“现实的市场关系的逻辑变化” 是推动工厂制度重塑的决定性因素，而在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控制方面，“不存在所有制的差异”。

事实上，这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关系与劳动实践的趋同化，到底向着上下哪种方向迅疾滑去，值得我们深思。接受赵炜访谈的所有工人和生产班组长都毫不讳言，自己被生产线“提速”、减少工人岗位、增加定额等各种严苛的劳动控制方式弄得筋疲力尽。一位将以前属于两个人的工作一肩挑的临时工每天要在11个小时中搬300个冰箱门体并安装密封条，他形容自己在恍惚间“看到那些白色的冰箱门从传送带过来，就像是白色的海浪向我冲过来”，但他又为自己可以转为合同工而感到高兴，因为“所有企业的劳动强度都很大。哪里的资本家都一样。说起来，我们这里的资本家还算是不错的”。当改革能带来“东家不打打西家” 的流动性与自由选择时，却也掩饰不住在资本和市场的逻辑下“东家西家一个样” 的尴尬。

如果我们细心梳理中国企业的生产关系，不难辨别出其中的文化、历史、传统与政治脉络。在名著《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中，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又译华尔德）强调，在权力完全控制与占有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国企工人“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工厂的党政领导，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的直接领导”。虽然他分析的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但我们在今天依然可以发现，纵使“现代” 企业制度注重的是独立、契约、平等这些概念，可“总是与依附、顺从、任人唯亲等现象相关联” 的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与传统并未有太多变化。

新传统主义并不意味着一种不够现代化的社会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现代工业权力结构中的一种现代的、特殊的类型。在这种依赖的架构下，企业形成了自己的制度化权威。而在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按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李静君（Ching Kwan Lee）的观点，“父爱主义” 式传统福利制度的基础消失了，取代全方位“组织依赖” 的是管理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失序专制主义”。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劳动过程中的公开强制来说，转型所改变的只是行为的施与方，并非行为的承受方。

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曾指出资本的一个悖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流动固然是跨国的，但其在生产中与劳动力的结合和实现摆脱不了“某地” 具体的空间设置与地方实践。原《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张彤禾在《工厂女孩》中虽然惊叹“制造一双跑鞋需要经过两百五十个工人的手”，制造者分布在全球各地，却也承认低端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在中国的集聚。光是在东莞的耐克代工业务每年就产鞋超过1400万双的裕元工业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说：“我们有超过七万名工人。这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会面对的各种问题，我们的工厂也全都会遇到。” 我们引入的各种管理制度和劳动实践在本地化后总是摆脱不了“中国特色”。当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渐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廉价劳动力毫不意外地成为吸引外资、增加出口、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劳资冲突时，大规模集中的劳动力因为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偏向性而无法有效发挥集体议价能力，却由于自身相对资本的过剩而削弱了重要性与话语权。

耐人寻味的是，“现代化” 这个几乎让所有中国人都无法抵抗的概念，却隐含着在地位与权力上不完全平等的阶序层级：现代化总是“在别处” 的，它意味着要努力变得与其他现代的地区、社群、制度或者国家一样。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对速度的热望与崇拜联系起来，就像菲利波·托马索·马利内特在《未来主义的创立与宣言》中对现代机器文明的赞颂那样：“我们已经创造了无处不在的、永不停息的速度。” 在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Pun Ngai）所记录的16位打工妹的口述故事中，有位打工妹在一家工厂做了两年，天天加班，自己每天在日记里只写着“很累很累”。而在《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一书里，潘毅更是进一步写道：“新的生活方式要求个人必须将‘时间就是金钱’ 这个观念放在其核心。就这样，生命本身被时间异化，变成了一股由支离破碎的时间所汇成的流。工作日的每分每秒，都被工人们勉强而持续地热情粉饰着。” “粉饰” 二字，正正道出了这个时代承载与错过的一切。

工会组织与集体行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在《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中提出了“同意” 的概念，认为劳资双方的利益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安排与运作得以调和，因为集体协商是资本与劳动的代表者——亦即管理层与工会——之间共同利益的制度性产物；劳动者对掌控他们的资本制度有可能产生一种“自愿的顺从”，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就在于“同时取得并掩盖剩余价值”。在稍后的《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中，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通过一整套官僚制度，完全控制了生产的资源配置与劳动组织，生产过程中工人的“集体自我管理” 仅仅作为一种理想构型而出现。

不少学者都指出，在威权主义管治下的国家，社会组织既拥有政治动员能力、有可能对现政权形成挑战，又拥有为特定人群提供社会经济服务和公共物品的能力、有可能根据执政者要求辅助现政权。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 “全总”）在新的产业关系中具有双重的机构认同，而“全总” 的官方性与垄断性又让自己的双重属性演变为工会的双重角色：既是具有排他性的工人代表权、参与咨询和政策制定的工人组织，又是被执政党认可的具有引导、维稳、监控等职能的国家工具，官方工会更多地扮演着“党的政治助手” 而非“劳工经济利益代表” 的角色。在现实中，执政党采取“分类治理”“分类控制” 的方法，允许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存在与活动，但是不允许它们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更不允许它们挑战自己的权威，提出“工会组织要警惕搞‘团结工会’ 或另一种政治团体的倾向”。

赵炜的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两家企业的工会都更倾向于扮演管理者和个人之间的“纽带” 角色，而非工人利益的代表；企业工会得不到上级工会的有效帮助，工作能否开展基本上取决于工会主席的能力、关系、忠诚度以及管理方的态度，“总的来说，面对强势的管理方，工会的力量就显得十分有限”，A企业工会的任何工作都要经过管理者的批准，而B企业的工会工作几乎完全停滞，工会被排除在劳动过程之外；工人内部的分化与分层进一步弱化了工会的代表性与作用，两家工会都没有接纳占工人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临时工与劳务工参加。面对种种变化，工会领导已经认识到他们无能为力的被动并希望变革，但工会的角色还基本处于原来的政治体制框架中，并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人内部分化”。

加拉格尔更是发现，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最终导致国家权力进一步增强、市民社会（尤其是劳工阶层）弱化和政治改革被延缓。虽然对劳动争议数据的比较证明，“与推行民主化时期的台湾工人相比，中国大陆的个人在持续的威权统治下所受的压制更小”，但国家对劳动力理性化、正式化、商品化的要求，促使中国的工会进一步边缘化，“后社会主义国家劳工的弱势表明，社会主义工人组织尤其未能为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攻击做好准备”。

就在2010年7月，“全总” 发文明确要求，“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力度，力争到2012年基本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全面扎实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弹性劳动制度产生了众多难以被工会纳入的临时性劳工、人力资源管理和工作协商等其他“无工会管理模式” 的替代选择的存在、工会的性质和工会之间的联合程度各有不同等各种因素，工会对工人工资的保护与提升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有限的。这就需要我们去反思和重拾工会存在的真正意义与作用：是简单化地理解为争取和保证经济利益，还是要进一步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与人格尊严、推动公民社会与公平正义的生发成长？

我们可以从执政党早年的政治宣传与承诺中找到答案。早在1922年安源煤矿工人罢工中，除了罢工宣言中所宣称的“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 的生存权要求外，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人还研究提出了 “哀而动人” 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从而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中国人的“权利” 概念》中更是指出，“权利” 和“公民” 两词充斥在当代官方与大众的话语中。但是作为拥有生存权利的公民的要求似乎更多地跟随着孟子和毛泽东的步伐而非洛克、杰斐逊的自由传统——毛泽东在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前一年就撰文提出，劳动法应赋予劳动者生存权、劳动权以及劳动全收权等三大权利。但在2004年安源的集体行动中，参与者“依然强调他们的抗议仅仅是在要求政府承诺的经济正义，因此并不觉得有政治性威胁” ——“我们要工资和福利，不是权利”。

要物质利益，也要精神尊严，连潘毅笔下的打工妹都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老板不应该那么刻薄。不能有钱就是老大。……要有自己的尊严，钱是一回事，尊严是另外一回事，尊严是比钱更重要的。” 而两者之间其实又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冯同庆教授在两本相互关联的作品《中国工人的命运：改革以来工人的社会行动》与《中国工人的命运：工会民主选举与工人公民权利衍生》中先后研究了国有企业、台商与外资企业工人社会身份的变化，发现工会会员的权利能逐渐生出公民的属性，既体现主体性和议价能力，又富有责任感和合作精神，兼顾了选举的民主性与防范民主性被滥用的安全性。工人的自尊与自信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与权利行为在生长，工会组织通过与工人原生组织的融合，开辟出与行政化的社会化维权的“义乌模式” 不同的另一条道路。

当然，细究之下，我们会发现工人的关注与诉求并不完全相同。李静君在2007年出版的《对抗法律：中国衰败地区和新兴地区的劳工抗议》一书中，深入探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消失与再生——包括农民工的形成、下岗工人的消解和新型工人的再造。她比较了中国南北方劳工集体维权行动，认为在东北地区“锈带” “遭遇抛弃” 的工人们进行的是“关于绝望的抗议”，而在广东的 “阳光地带” “受到超级剥削” 的工人们则在进行 “关于反歧视的抗议”。讽刺的是，工人们之所以没有爆发更为激烈的抗争，原因更多的是物质利益上的而不是精神意识上的——“锈带” 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工人们大多享受过福利分房，“阳光地带” 的农民工们则还有家乡的土地作为退路。

当工人在企业中的参与权日益弱化，工人权益受损的矛盾长期被压抑与积累，工人权利意识日益觉醒与增强，体制内意见表达渠道阻塞时，工人出于无奈，很有可能铤而走险用自发的集体行动来表达诉求，而唯一资源便是法律救济与援助。虽然他们如加拉格尔所述，有可能巧妙地利用国家提出的“以法律为武器” 的名义说法，但实际上正像李静君清楚说明的那样，“法律只有在法院不千篇一律地扮演犯罪和压迫的橡皮图章情况下才能作为有效的控制手段和神秘化体系发挥作用”。相比之下，潘毅将年轻打工女性——“打工妹” 放置在中国社会急剧重构的广阔社会与文化背景中，认为她们在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压迫下，“自我赋权” 的方法是以“机灵而反叛的身体” 与痛楚，以僭越工作规则等日常生活的抵抗与抗争，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对霸权展开微观的反抗，这些“弱者的武器” 却未必那么有效与可靠，更有可能的是让抗争本身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遗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要想真正处理好转型时期的工会组织与集体行动问题，无论是从具有经济国家主义、地方政商合作、国家合作主义、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等特征的“发展型政府” 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还是从模糊利益冲突、言行分离、精神安抚与物质安抚点面结合的“安抚型国家” 转变为 “非安抚型” 的国家，抑或是引入伦理视角、弥补 “以政策为依据的依法抗争策略” 的缺陷与局限性、建立“弱势群体的群体利益表达机制”，都很有必要但也还远远不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郝秋笛（Jude Howell）教授的研究一再显示，中国官方工会的根本性改革与农民工组织的发展，将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整体进程同步。耐人寻味的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弗朗索瓦·巴富瓦尔在《从“休克” 到重建》一书中发现，对10个转型国家的改革与重构产生差异化影响的 “历史遗产”，其实恰恰源于苏联类型国家所固有的内聚力——强大的工人文化、发达的社会保障、铁腕治理方式等等。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曾说过：“现在我们才开始明白，什么是重建。这是一场革命……但是，对于我们走向的社会的全貌，我们是没有的。” 事实上，人们都猜到了开头，却猜不到结局。

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一个美好却遥远的理想。当我们感叹于资本主义在欧美历史上的狂飙突进最终催生了民主理念与公民社会的出现时，还必须同时注意到，在全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结构下，资本不加制约的发展会如何摧毁与扼杀了这些萌芽与初声。现代性并不简单等同于西化思想，现代化并不全然意味着西方化，但一个现代社会总是拥有某些特定的、应予尊重和强化的基本要素——“价值观、劳动者尊严、公平、平等、世俗主义、企业自由、思想与行动自由、家庭以及对环境、公共福利与制度的关注”。

工人阶级与转型社会

在《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的结论部分，裴宜理开门见山地点出了全书的中心论点：“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她的研究显示，1839年至1949年间，“在不断演进的反抗方式中，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地缘祖籍、性别、文化程度等等——相比，阶级地位的作用仍然不那么突出”，这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劳工情况相差不大。但裴宜理又认为，这种分裂虽然使中国工人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却让他们产生了系统而持久的团结与进步，实际上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工人的力量。恰恰是工人内部实际存在的差异，促使他们联合与斗争以缩小、维持或扩大自己与其他工人之间在工资或工作条件上的差别。

时至今日，这一结论仍然有着相当的意义，因为工人之间事实上就是不平等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建立后，劳动者被分为国有（中央国有、省级国有、地方国有）、集体（大集体、二集体）、城市市民和农民等，平等只存在于各等级内部，形成了界限分明、难以逾越的身份社会。而在改革开放后，即使是身在同一企业中的工人，或者来自同一群体的工人，也存在着户口与合同类型上的差异。用张炜的话说，“这种工人内部的结构差异应该算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或许阶级并不像正统的理论所分析的那样，仅仅是经济决定论与结构简化论下整个生产过程的函数与逻辑结果，而政府和资本如何面对 “有中国特色的工人内部分化” 与 “真正意义的工人阶级”，同样是有趣的课题。

考虑到代际因素，问题将更为复杂。正如王春光早已指出的那样，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一代，那么我们目前主要接触的90年代后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村流动人口则应该被视为“新生代”：他们年龄更小（外出时平均年龄只有23岁）、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大部分人具有初中以上学历）、没有务农经验、外出动机从经济型转向生活型或者两者并重。不过，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已发生由“无限供给” 向“有限剩余” 的重大转折，中国人口红利的日渐丧失让总数近1亿的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拥有了父辈未曾享受过的影响力与议价权。

当然，大一统的坍塌与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本来就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在一个由诸多原子化的个人与碎片化的群体构成的大型的、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事实上并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而是为了各自不同的欲求与目标而出现在同一个场合的。但在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严海蓉看来，国家、媒体和精英们通过界定与鼓吹“素质” 的概念，通过提倡与强调“努力工作，取得成功” 的主流话语，将个人的努力和成功与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鼓励” 农村人口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以便在全球资本领域里追求中国的合法性、地位和荣誉，同时却未能给予他们全部的权利。这种逻辑、话语和渲染在相对而言欠发达、城市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地区更为盛行，因为城市的“文明”和“现代” 建立在把农村作为封闭没落的他者之上，使农村除了作为城市的对立面、作为空洞的“传统” 和“落后” 的代名词外，再无其他任何意义。

值得警惕的是，“素质” 话语与前述 “现代化” 概念一样，也隐藏着承认各种形式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阶序的合理性的逻辑：那些 “高素质” 的人似乎理应比 “低素质” 的人获得更多的收入、权利与社会地位；被认为 “低素质” 的农村流动人口必须努力工作、必须接受规制，才有可能在城市里活得更好。据官方数据，中国城镇人口将在2015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如此巨大的变化并未为身处其间的中国城镇居民带来太多可以意识和感觉到的剧烈激荡，因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分隔，让城镇居民自身体验的周遭生活与农村流动人口截然不同。由国家官方鼓吹的注重发展和增长的意识形态，反倒让流动人口本身的视角与表述变得另类、多余与不合时宜。这恰好呼应了严海蓉对新自由主义政府管理具体表现的总结：通过市场、发展、脱贫等概念的接合置换此前的阶级论述，“将人的主体性从属于发展话语，将异质的、多样性的人的主体性抽象和简约为假设的普遍等价物”，最终以“素质崇拜论” 这一流行话语去区隔新自由主义中国的社会阶层、个体价值与弱势他者，将资本主义的劳动剥削异化为素质的弹性积累。

在《中国女工》一书中，潘毅精准地发现了中国的“阶级” 历史被国家和市场双重地取代：中国的工人主体是被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意识形态询唤到“阶级地位” 之中的，它在强大的表述政治下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自在阶级” 演绎为 “自为阶级”；改革开放后阶级分析与阶级话语之所以被迅速弃用，其实是掩盖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的政治策略。因此，“当中国政府允许农村流动人口满足全球资本与国家发展需要的时候，既是它开始了这个无产阶级化过程，同时又是它抑制了这个打工阶级的形成”。难怪她会将农民工称为“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有趣的是，如今这种伴随着大规模人口流动、城乡二元对立的工业化道路，既不是历史上最早的，也未必是对中国最优的。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在《生产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里就曾特别讨论过帝俄工业化时代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转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的话说，这些“循环往复”流动着的移民工人像候鸟一样定期地从农村迁徙到城镇，又从城镇返回到村社，本来应该完整统一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被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肢解开来，其中的劳动者个人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过程在工厂城镇中实现，而抚养子嗣老弱的部分则是在乡土村社中实现，这与当代中国的“外来务工人员”何其相似。而在日本上智大学国际教养学部教授顾琳对河北高阳地区20世纪乡村工业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方显廷、费孝通等学者指出的“以农村工业化为基础的各种发展模式”，抑或是全球史领域的日本知名学者杉原熏教授强调的“独特的劳动密集型的亚洲发展道路”，还是顾琳所总结的替代“城市集中的大生产模式”的“高阳模式”，未必比今日之工业化道路逊色，而且同样“陷入了全球经济的错综复杂关系之中”，与国际贸易、投资和国际化分工息息相关。

我们必须警惕这样一种危险的可能性：自由竞争、权力分割的格局被垄断所取代。更准确地说，存在于整个社会层面上的完全竞争的可能性，被作为整体的下层各个体间残酷竞争、作为整体的上层对作为整体的下层完全垄断的二者并存所取代。那些依然处于社会底层而且前途渺茫的人，已经无法通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在社会夹缝中获取流动机会，也无法通过勤奋努力的表现消除他们所体验到的不公平与相对剥夺感，只能通过打破常规的社会运行规则来获取行为意义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基础。一个既没有向下流动的惩罚机制也没有向上流动的实质性可能的社会机制，无疑是扭曲、可怕而危险的。匈牙利中欧大学国际关系与欧洲研究系教授贝拉·格雷什科维奇（Bela Greskovits）所总结的拉美国家统治阶层永保自己特权地位并吸引国外资本的三种方式——毁坏土地、维持强大的国家秩序、保证大量廉价而驯服的劳动力，更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与警觉。

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普森在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的话来说，阶级是一组流动的关系，“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是外部决定因素和自我行动的交集”，“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唯一的定义”。三十年后回首，当我们听到那些“改革时代遭遇无情工业体系的劳工的声音”时，市场、经济、改革等在新时代里耀眼夺目的宏大词语呼唤着更为精准而明确的定义，“中国经验” 与 “底层经验” 探寻着自己能锻造出何种姿态与立场，而在主流的、整体的、抽象的话语背后，个人的生命史被大写的官定正史掩盖，个体的声音几乎无人得闻。“任何人的死都让我蒙受损失，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正因如此，约翰·多恩才感叹：“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

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 充满矛盾和张力的转型历程，因其勾连纠结的利益博弈、错综复杂的脉络与你死我活的权力场角逐，因其不断层叠堆积的更迭迁流、续变衔接、传承遗继，让回顾与书写成为一种困难的存在。易攸畏，属耳垣墙，问题意识、批判精神与知识解放不能被小心、谨言、虑终乃至禁行的表述技巧分割、撕裂与瓦解；在构建整体论式之外，我们还应当尝试由微观结构与微观进程入手，从社会生活世界和民众的视角，去认识和解释宏观角度下转型时期的形象与本质。而“新劳工史”（newlaborhistory），正是立足于关注工人的文化与生活背景、经历与劳动状况，尊重以无数普通人为主体创造和传承的历史，细细体察每一个活生生的研究对象的点滴温凉、倏忽流光以及日常生活中至为坚固的内容。

1893年，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一任主席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在被问到“工会到底想要什么” 时如此回答：“劳工想要什么？我们想要更多的校舍，更少的监狱；更多的书籍，更少的武器；更多的知识，更少的恶习；更多的闲暇，更少的贪婪；更多的公正和更少的报复；实际上，我们需要更多的机会，培养我们更好的本性，让男人更高贵，女人更漂亮，孩子们更快乐，更聪明。” 实际上，这一点也不过分。《南方周末》对某厂的“潜伏手记” 如此感慨：这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正是这些有着期盼、想象、努力与抗争的人，在种种紧张、尖锐、疼痛乃至令人眩晕的场景背后，为我们制造出中国。

当我们谈论中国时都说些什么

他们在这里制造中国

工厂制度与时代变迁

工会组织与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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