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应该读读企业史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第一次从《人民日报》上看到科学养猪的文章，他感叹“气候真是要变了”。《激荡三十年》上卷选择这样一个喜剧性的开头来说明中国有一批先知先觉的人，“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冬，感受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而一年后出版的下卷，则用1993年3月某个傍晚的一抹黄昏展开了悲剧性的叙述：64岁的“天下第一庄” 庄主禹作敏盘腿坐在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地想着那些日子里自己因为与庞大的国家机器对抗而身不由己地卷入的惊天大旋涡。一个月后他正式被捕；又过了四个月，他因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等五项罪名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六年后，保外就医的他在70岁时孤独去世。

如此鲜明的对比，或许恰恰是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里中国企业的缩影：中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家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悄然改变。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里，我们正是因为一无所有而毫不畏惧，并最终有惊无险地摸着石头走到了河流的中段，那么在接下来这15年里，我们完全应该有理由对自己的一无所知保持足够的警惕。否则那些“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 会让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最终“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 很有可能让我们失足落水，将此前意外甚至侥幸地获得的那些应得的或并不属于自己的功绩统统葬送，甚至在自得意满和故步自封里被时代潮流中的暗涌与旋涡席卷而去，淘尽英雄。

《激荡三十年》正是希望改变与消灭我们的一无所知。作者选择的方法是记录与讲述过去30年里连续和主流的中国当代企业史，以此填补感性化、个人化、主观化的中国企业研究中“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 的空白。他没有用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湮没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血肉、运动和偶然性，而是对普通人的命运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的商业旅途获利颇丰却前途莫测，他们带有太多机会主义色彩的成功充满了不确定性。

吴晓波没有迷信任何貌似理所当然、无懈可击的神话，面对以无比圆滑和生动的姿势出现的商业故事，他相信事物的发展是粗劣的、有锋芒和缺陷的，相信所有对神话的怀疑都是值得的。你可以读到飞龙、三株的迅速崛起彻底激活了中国的快速消费品市场，却也用轰炸式的广告形式、任意扩大产品功能的广告手法、极端蔑视消费者智商的广告理念，长远而具腐蚀性地影响了中国商业界的诚信底线，你甚至可以从中嗅出后来的追随者们粗俗、野性、冷酷、麻木的异味。你可以读到联想柳传志、倪光南之争里折射的中国电脑，以及家电产业在贸易、制造、技术的发展优先在次序上摇摆徘徊，终于让技术成为最薄弱和滞后的一环，注定使未来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展开正面竞争时举步维艰，你甚至可以从中听到中国企业家在面临国际化竞争和技术发展瓶颈时的叹息。你可以读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股市三大教父万国的管金生因“3·27国债事件” 被判刑17年，申银的阚治东因 “操控陆家嘴股价” 而被撤职，君安的张国庆因早了两三年尝试MBO（管理层股权回购）而获罪“侵吞国有资产” “虚假注资” “非法逃汇”，你甚至可以从中尝到资本市场乃至商业社会中先行者巨大风险的血腥味道。

吴晓波认为，如果要为这部30年的企业史选一个标本人物，“身上聚集了一个商业传奇的所有戏剧性要素” 的史玉柱可能是最典型的。这个信奉“成功至上，生存第一” 的达尔文主义信徒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和企业的缩影。当他在巨人集团解散后败走蛰伏时，一位年轻人在写给他的信中说：“你必须站起来，你知道吗，你的倒下伤害了我们这代人的感情”，这样的话语如今读起来依然让人心痛。但舔净伤口的史玉柱却最终以一种十分怪异的方式站了起来，成就的是饱受争议的保健品“脑白金” 与遭到质疑的网络游戏“征途” 模式。四壁皆是贪念，环顾均为私心，满目俱存功利，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来的这些人性的恶，难道就是我们30年来所希望得到的吗？

或许这部企业史里最不像企业家的企业家白芳礼老人，可以使我们依旧相信人性中善的存在。说他是企业家，因为他的确创办了一家支教公司；说他不像企业家，因为与所有显赫的企业家相比，他无疑是最穷的一个。20年来他蹬了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距离的三轮车，却把超过35万元的全部所得捐给天津的各所学校，资助了300多名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当老人在93岁去世时，私有财产账单上的数字是“0”。这样的伟大才真正值得我们动容。他是灵魂的光，是世上的盐，是在这个时代的现实里道德与心灵可以依傍的最后感动和骄傲。

吴晓波在上卷结尾引用了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对“丛林法则” 的经典论述，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史的一条公理：“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那种。” 但下卷的风云变幻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组织生态学者汉南与弗里曼的观点：如果外部环境是变化的和不稳定的，那么组织就容易演化成灵活、迅速、富有弹性地对变化做出反应的“通用性” 结构；而在稳定和确定性的环境下，组织的结构则往往是能较好适应稳定环境的需求、效率较高的“专门化” 形式。

当我们为中国企业眼花缭乱的举动与反应而头昏目眩时，是否也应该想想，他们面对的是一种多么复杂的生存环境与一种多么诡异的外力威压？当我们为中国企业家在畸形的制度下显示出的各种难以想象的智慧甚至狡诈而瞠目结舌时，是否也应该想想，他们昔日的成功经验在正常的商业环境中有无可能成为歪门邪道甚至覆灭之源？

吴晓波在下卷末章引用了詹姆斯·金奇在《中国震撼世界》中的话：“从一开始，中国改革就是一个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以从上至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现。” 但我们不得不同样关注金奇在该书序言中的语重心长：“大国的崛起，以及随后由盛转衰……很少会遵循一种简单的、直线型的方式。其间充满了迂回曲折、虚假的黎明和蒙蔽人的信号。” 那么，在30年后，我们是否依然需要选择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与包装？是否依然需要保持一种对权力的迷信与盲从？是否依然需要警惕一种在破土而出后对原有扭曲体制的依赖和附着？

有心的读者从书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却可以提出高明的问题。《激荡三十年》采用的是编年体，但是并没有丧失《光荣与梦想》式的宏大视野与《大败局》式的微观洞察，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体例还涵括了关于中国企业的纪传体。书的后半部分或许显露出些许的凌乱与含混，惶然与失措，但这正是因为我们距离自己所处的时代还站得太近，望得太低。所以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收集资料、客观观察、冷静反思。这或许是作者未来可能的着力方向。

我们都应该读读企业史。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起必然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一个现代社会的勃发必然是市场经济主体的勃发。只要启动了经济发展这个开关，固如坚冰的政治体系和文化观念必然会悄然改变，这是一个相互影响和平衡的过程。当代史则应当而且必然包括企业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智的政府应该用良好的制度设计让企业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实业强国，有抱负的企业家应该让自己事业的生长与国家的成长同步，而我们应该弄懂：我们到底能够为世界贡献怎样值得尊敬而富有价值的历史体验、经济智慧、管理思想乃至先进的商业制度？30年来，所有中国人在中国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还需要做什么？这是中国企业的往事，是我们国家的历程，也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卷）》，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卷）》，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30日B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