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真理之间的争论一直都在，就像道德和法律之间的争论一样。尽管人类社会设计出法律、法庭、立法院等机构，发明了民主政治，但是道德上的两难问题一直都存在。有时候，道德上的冲突要比真理之间的冲突更激烈。
可怜的小阿尔伯特
吉克是一个身患心脏病的年轻小伙。天生的虚弱体质造就他思维敏感、行事小心谨慎的性格。因为他的心脏非常脆弱，即使轻微的惊吓和恐怖的叫声都会让他呼吸急促，甚至昏厥。上个星期，他无法抵抗内心中惧怕的一些刺激，因为情绪过度紧张导致昏厥而再次住进了医院。
主治医师在为他做过检查之后，未发现任何器质性的异常——他的心脏很正常，虽然它有些脆弱。于是，主治医师找来精神科的好友张医生和吉克聊聊，看看他的病情发作是否属于心因性问题。张医生以代班医生的名义走进了吉克的病房，此时他的母亲已经回家准备晚饭，病房里只有吉克一个人。
张医生介绍过自己后，便坐下和吉克攀谈起来。张医生问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后，觉得吉克好像对童年时的经历刻意回避。于是，张医生问吉克说：“你在小学里最好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肖帅吧，还是袁帅，我记不清楚了。”
“那你和他之间做过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只是在学校的时候有接触，平时来往不多。”吉克显得有些紧张，呼吸开始急促起来。
“那你和其他的同学呢？关系怎么样？”
张医生话音刚落，吉克的妈妈进来了。她是一个热情的女子，非常紧张吉克的病情，对治疗吉克的几位医生也特别客气。此时她突然问道：“你是什么人，找我儿子干什么？”张医生刚要解释，却发现吉克的面孔涨红起来，想要说话却憋在嘴里说不出来。当张医生正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时，吉克已经昏厥了过去。
张医生后来与吉克的妈妈深谈了一次，才找到吉克发病的原因。原来，吉克的妈妈一直都非常紧张儿子的病，当他上小学的时候，她就始终留心着吉克身边的朋友，生怕他们伤害到自己的儿子。有几次，吉克带着朋友回家玩，都被妈妈勒令制止。妈妈还详细地盘问吉克朋友的家庭住址、父母状况等，并且警告他们不要伤害吉克。每次妈妈对自己的朋友高声询问的时候，吉克都会感到心脏不舒服，情绪激动的时候甚至会突然昏厥。从此，吉克渐渐失去了身边的朋友，而且甚少提及和同学交往的话题。当他长大成人后，只要涉及关于朋友的问题，吉克就会表现得情绪紧张，严重时还会突然发病。
当一位身在20世纪初的心理学家看到这个案例时，一定会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研究来分析吉克的病症，将他的行为反应归结于无意识的本能和童年期压抑的内心冲突。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心理学家却更愿意使用消除条件反射的方法来解决吉克的问题，因为那时的心理学家更相信人的情绪反应是习得的，是学习和条件反射的产物。
“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和可以培养他们的特殊世界，我就可以保证，对随机选出的任何一名婴儿，我都可以把他训练成为任何类型的人物，如医生、律师、艺术家和商界领袖，或者乞丐和小偷。”这段话曾经是华生最具有革命性的宣言，标志着行为主义学派的诞生。他这段话的论据正是来自一个叫作“情绪化的小阿尔伯特”的实验。
当时，作为被试的小阿尔伯特是一个只有9个月大的婴儿。他是一个孤儿，从出生起，他就一直待在医院里，医生和护士都认为他是一个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非常健康的孩子。
为了了解小阿尔伯特是否天生惧怕某种刺激，华生选择了小白鼠、猴子、狗、有头发的玩具和羊绒棉等，结果小阿尔伯特对这些物品都非常感兴趣，愿意接触它们、触碰它们，看不出丝毫的恐惧。因此，这些物品对于小阿尔伯特来说，就成了“中性刺激”。
下一步，华生要了解小阿尔伯特是否会对巨大的声响产生恐惧。因为所有人，尤其是婴儿都会对巨大的声响产生恐惧。这种恐惧可以说是天生的，不需要通过学习就会出现的反应。结果证明，小阿尔伯特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到了，他开始大声地哭泣。
当华生找到了一个中性刺激——毛绒物品，和一个无条件刺激——对巨大声响的恐惧后，他准备建立小阿尔伯特对毛绒物品做出恐惧反应的条件反射。实验开始后，华生把小白鼠拿到阿尔伯特面前，当小阿尔伯特对小白鼠感到好奇，伸手去触摸它时，巨大的锣声在他的耳边响起。小阿尔伯特因为对声音的恐惧而开始哭泣。当这个组合“小白鼠——响声——哭泣”重复几次之后，再将小白鼠单独呈现给小阿尔伯特，你一定已经猜到结果了：小阿尔伯特对小白鼠产生了恐惧，他开始号啕大哭，并且试图远离小白鼠，逃到安全的地方去。
运用条件反射的原理，我们还可以这样分析故事中的吉克：当他年幼的时候，有关朋友的事情都是开心的、令人愉悦的，可是每次妈妈出现后不是警告就是怒吼，使得吉克心情糟糕、血压升高、情绪紧张，甚至心脏病发作。每次交朋友的时候，妈妈都是这样的反应，最后使得吉克对童年期的朋友形成了条件反射，即“朋友——妈妈的警告——情绪反应”。
其实，人们的很多行为都是后天经过条件反射形成的，但是这些条件反射当中，有的是有利于心理发展的，有的则会给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上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听到一首老歌，你会感到忧伤落泪；春天来了你会感到愉快；求职面试会让你感到紧张；在众人面前演讲则被你看作是一件备受煎熬的事……
在小阿尔伯特的实验中，小阿尔伯特则完全成为这次实验的受害者。根据心理研究的道德标准，华生的做法是严重违背心理学家的道德操守的，而在他做实验的时候，完善的伦理道德标准尚未形成。
后来，华生曾经试图通过解除条件反射的方法让小阿尔伯特摆脱对毛绒物品的恐惧，可惜那个时候他已经被人领养，离开了医院。我们可以想象，小阿尔伯特将一直受到这种恐惧的困扰。当他5岁的时候，如果有人送给他一个维尼熊玩偶当做生日礼物，他可能瞬间由高兴转为大哭，在场的人包括他自己却完全不知道原因。当这个孩子长成了大人，他可能一辈子都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害怕毛绒物品，却需要时刻忍受着因为这种恐惧带来的煎熬。
以假乱真的“监狱实验”
2012年2月1日凌晨，一场震惊世界的足坛惨案发生在埃及东部的塞得港。比赛双方球迷之间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导致数十人死亡，千余人受伤。
事情的起因是塞得港的埃及人队因足球骚乱事件被禁赛2年。不满禁赛决定的埃及人队球迷在苏伊士运河当局大楼附近向警察投掷石块，随后警方朝天鸣枪，并使用催泪弹试图驱散人群，双方爆发冲突。骚乱中，一名13岁的小球迷被橡皮子弹击中背部，并吸入了大量催泪弹烟雾，在医院不治身亡。
无独有偶，当天在开罗国际体育场举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也出现了骚乱，开罗国际体育场被球迷用火点燃。
2012年11月7日，欧冠的赛场上，在巴黎圣日耳曼队以4：0的比分抢足风头之前，巴黎市内爆发的球迷冲突却让这场比赛显得有些失色。赛前，巴黎市政府出于安全因素考虑，拒绝了大批球迷购买本场比赛的门票，导致球迷在场外集结，酿成了最后的暴力冲突。这次冲突至少导致2人受伤，并有28人被捕。
打开新闻网页，世界各地的暴力事件此起彼伏。我们不禁诧异，一场单纯的体育比赛为何会衍生出暴力冲突事件，一群抱着娱乐目的的球迷为何最终成为疯狂的施暴者？在解释其中原因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津巴多的“监狱实验”。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为了研究造成人类“去个性化”的外界环境，做了一个著名的“监狱实验”。这个实验给社会心理学诸多启示，但也因为实验中的不人道因素而备受指责。
津巴多教授从70多名应征者中筛选出24名心智健全的大学生作为实验对象。他们自愿接受实验中的所有要求，为此他们每天可以获得15美金的报酬。24名被试被分成两组，分别扮演监狱看守和服刑犯人。实验者将斯坦福大学的地下室进行了改造和装修，将其中的所有细节还原为真实的监狱效果。
实验者给“服刑人员”编上了号码，犯人彼此之间不能称呼原来的姓名，只能用编号进行称呼。他还要求“服刑犯人”带上沉重的脚镣，在头上套上尼龙丝袜，以此带给他们压抑感，并且警告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囚犯”身份。比起“犯人”，扮演狱警的被试似乎更幸运、更轻松一些。他们随身佩带警棍，还可以随意制定监狱的规则。当然，前提是不可以对“犯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实验的第一天过去后，无论是扮演犯人的被试还是扮演狱警的被试都没有进入角色。随着实验的慢慢进行，被试则开始认同自己的角色，并且出现了真实的“监狱”行为。
压抑的环境让“犯人”和“狱警”之间爆发了冲突。“犯人们”撕毁了身上的号码牌，扔掉了头上的尼龙丝袜，并且用床顶住门不让“狱警”进入他们的房间。与此同时，“狱警”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他们用灭火器喷射进行攻击的“犯人”，命令他们脱下衣服，并侮辱“犯人”。
随后，“狱警”不断变换着方式来规范“犯人”的行为，不同的“犯人”身上也开始出现了异常的行为。有的“犯人”开始出现情绪问题，如胡思乱想、哭喊、乱发脾气等，有的“犯人”曾经想过将实验中的丑闻爆料给媒体，不过他最终选择了享受在“犯人”中建立自己的威信。有一位“犯人”在谈话中出现了歇斯底里的现象，原因是其他“犯人”经常羞辱他、欺负他，当实验者询问他是否要退出实验时，他说：“不，我要回去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孬种。”
可以想象，整个实验已经朝着一个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实验进行到第5天时，有的学生家长开始通过律师要求释放他们的孩子“出狱”，津巴多教授则极力解释这不过是一个实验，并不会涉及法律问题。其实，当时的津巴多教授也已经进入了角色，完全不能自拔。后来，在他女友的极力劝说下，津巴多才同意了停止实验，释放“监狱”里所有的被试。于是，这个原本计划耗时两周的实验只进行到第6天便宣布结束。虽然大部分扮演看守的学生感到有些意犹未尽，但由此引发的心理学讨论已经甚嚣尘上了。
津巴多的实验虽然只有短短的6天，却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个体是如何在环境的影响下隐秘身份、改变态度的原因。一个善良的学生会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变成一个暴力的“狱警”，一个与人为善的守法公民竟然会以侮辱他人为乐。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纳粹的屠杀、日本人的暴行和美军虐囚的丑恶行为。
或许，每个普通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邪恶、黑暗的一面，战争环境、监狱环境的设置，恰好让那些黑暗面得以爆发。“监狱实验”结果证明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猜测。从实验者抹去被试的真实身份、要求他们以号码相称开始，已经开始了每个人的“去个性化”。当作为个性存在象征的名字被隐去之后，每个人变成了失去历史的个体，他们将完全按照环境的要求来做出行为。就像战场上的士兵一样，每一个士兵都来自一个家庭，可能家里还有他们深爱的妻子和孩子。可是，当他们来到战场上之后，大环境让他们隐去了各自的历史，上司的强制命令让他们完全依附环境生存。即使面对屠杀平民这样的不道德行为，最开始还可能存在意识上的否定，时间久了，当他们习惯性地将一切责任归因为“战争的需要”或者“不可违背的命令”，普通战士沦为杀人机器也成为必然。
现在，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球迷的暴力事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去个性化。体育比赛的观众和战场上的士兵一样，不过是普通市民，在生活中遵纪守法，他们之所以会瞬间变成暴徒，正是环境提供了犯罪的土壤。
在一个球迷群体中，和那些在监狱中的大学生被试一样，每个人都是匿名的。没有人认识自己，单独的个体行为也不可能被分辨出来，因此一个人可以做出平时绝对不会做的行为，破坏社会道德甚至违反法律。因为他们认为，人群会为自己提供掩护，即使追究责任也不一定找到自己。
另外，群体会将暴力行为的责任分散，降低每个单独个体的负罪感。参与者人人有份，任何人都不必单独为一个群体的行为负责，因此暴力事件中的个人感觉不到道德和法律的压力，从而更加放任自己的行为。
装疯卖傻的心理学家
2013年，广西梧州市藤县一家精神病院的42名精神病患者集体出走，上演了一场中国版的“飞越疯人院”。他们使用暴力离开了医院，第二天，这些人全部被找到，并被带回医院。这样的故事我们已经不觉得稀奇了，不过，精神病院每一次发生状况，都会提醒人们——精神病治疗有一段黑暗的历史，且需要一个光明的未来。
中世纪以来，精神病人被认为是恶魔附身，因此需要将其隔离起来。有时候，人们还会用酷刑和巫术驱走病人身上的“魔鬼”，有的病人则被关进监狱或者被烧死。契诃夫在小说《第六病室》中描写了一个阴森恐怖的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的医生因为同情病人，和病人交谈，被上司诊断为精神病，最终被当成病人投入病房，悲惨死去。
英国伯利恒疯人院曾经收治了一位精神病人，名叫那西尼尔·李。李是一位剧作家，医生将他诊断为精神失常者，他被强制送入了疯人院。他经常对他的病友抱怨说，“他们说我疯了，他们说我疯了……他们的人数比我多”。他在伯利恒住了5年后获准出院，可惜，之后再也没有人欣赏他的作品。晚年的李靠酗酒度日，郁郁寡欢，直到去世。虽然医生和他的亲友都认定他精神失常，但李本人一直否认这一说法。
精神病院从诞生那天就处在社会的阴暗角落里，数百年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关于精神病院、精神病患者的黑幕被曝光无数，“被精神病”的例子古已有之，且不在少数，在西方的精神病治疗开始采用人性化的方法后，依然出现了“被精神病”的案例。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的精神病院已经开始收治各类精神病人，医生对待患者的态度和方式也更加人性化。不过，对于精神病人的鉴定，依然是令人担心的一个领域。精神病人的症状非常复杂，仅仅依靠几个医学院出身的年轻人就能够准确地做出判断吗？心理学家罗森汉对此提出了怀疑。
越战时期，罗森汉发现，他的朋友们大多以精神疾病为借口逃避征兵，他开始设想，伪装精神病很容易吗？正常人也可以轻易被诊断为精神病吗？他带着这一系列疑问设计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实验，最终，他用实际行动证实了自己的假设。
1973年，罗森汉召集了8个朋友作为实验参与者，为了演得更像，他们事前做足了功课。前往精神病院的前5天，他们不洗澡，不刮胡子，不刷牙，还练习了将药丸藏在舌头下方的方法，医生一离开，他们就可以偷偷把药丸吐掉。他们约定，一旦顺利入院就马上恢复正常。
接下来，包括罗森汉在内的9个人分别前往不同的医院就诊，并且用装疯卖傻的方式顺利地“被精神病”。他们对医生说，自己总是能够听到“砰砰砰”的声音——幻听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之一。结果，9个人都顺利住院，其中8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1人被诊断为躁狂抑郁型精神病。9个人住院时间平均为19天，最长的52天，最短的7天。
罗森汉本人入住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公立精神病院，再三询问之下，医生将他引入了治疗室，测量了血压、脉搏、体温之后，医生给罗森汉下的诊断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入院之后，他每天要吃3次药，大多时候，罗森汉用他之前练习的方法吐掉了，偶尔也会吞下去两片。
住院期间，罗森汉每日写日记，详细记录住院经历。他的行为被看作精神分裂症导致的偏执行为之一——书写行为。奇怪的是，医生无法判断罗森汉精神是否正常，一位病人却明察秋毫，他偷偷问罗森汉“你的真实身份是记者还是教授？”也有病人认定他是到医院视察的。
实验结束后，罗森汉将研究结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顿时引起了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界的轰动。虽然大多数人对罗森汉的研究持质疑态度，但至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别有用心的人可以轻易操控精神疾病诊断。罗森汉的研究在短时间内让精神病学界陷入尴尬，却引导精神病医院完善精神疾病的诊断，帮助更多人避免了“被精神病”的危险。
世界完全颠倒了
1897年，美国心理学家乔治·斯特拉顿进行了一个颠倒空间的实验，准确地说，他并没有颠倒物理空间，而是颠倒了人对空间的认知。一个星期内，他戴着一个可以将世界颠倒过来的眼罩生活。斯特拉顿戴的眼罩是一根自制的管子，两端各装有一个凸透镜。他将眼罩固定在右眼上，扣紧，不让光从旁边漏出去，再用不透光的东西遮住左眼。这样一来，他就只能用特殊的右眼看世界了。
第一天，他看到的世界是颠倒的，不仅上下颠倒，而且左右颠倒。也就是说，平常人们看到的上下左右，在斯特拉顿眼中变成了下上右左。他看到的人是脚朝上，头朝下，而且左右互换，他想拿右边的东西，手却伸向了左边，想拿地上的东西，手却伸向了天花板。
这样他根本没办法正常走路，拿东西也非常困难。实在没辙了，他就闭起眼睛，依靠触摸和记忆力行事。3天之后，他适应了颠倒的世界，行为混乱的现象逐渐减少。第8天时，他将触觉、视觉和运动感觉协调起来，基本不会出现混乱了。第21天时，他可以轻松自在地走来走去，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到实验结束，他感觉那些倒过来的东西是正放着的。
摘下眼镜时，他开始无法适应正常的世界。好几个小时，他在拿东西时都朝反方向伸手。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彻底回到正常的世界。斯特拉顿的实验证明，人类的空间知觉有一部分是后天习得的，可以重新学习。
斯特拉顿的发现非常令人惊讶，但是，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心理学家坚持心理物理法或心理生理法，反对唯心主义，因此没有人重视斯特拉顿的发现，也没有人对通过认知途径研究知觉感兴趣。直到40年代，人们才重新发现斯特拉顿的研究，开始采用不同于心理生理法、心理物理法的研究方法。
1951年，奥地利心理学家依沃·科勒尔进行了类似斯特拉顿的视觉扭曲实验。他要求必须在50天里戴着棱镜眼罩生活。这种眼罩能使他们的视野向右偏转10度左右，使垂直线稍有弯曲。前几天，被试感觉自己生活的世界非常不稳定，走路和简单的生活行为都非常困难。一个星期后，大部分东西开始井然有序起来，原本颠倒的世界也开始恢复正常了。几个星期后，其中一位被试可以戴着棱镜溜冰了。实验结束后，科勒尔的被试出现了和斯特拉顿一样的情况，感觉方向不明，无法正常走路、做事，没过多久，被试就恢复了正常。
从此之后，一直备受心理学家冷落的错觉研究开始红火起来。到了50年代，错觉研究成为热门项目。许多心理学家发明错觉图像，用各种特别的错觉来探索心理对模糊事物的解释。许多著名的错觉图片今天依然被人们使用，比如波林发明的巫婆少女图像。
颠倒空间的实验不仅证明了空间知觉可以后天习得，也证明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不管世界是正的还是反的，人都能很快适应。即使一开始有不适应的情况，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就会慢慢习惯了。空间知觉如此，人的思想、观念也是如此。之前无法忍受的观念，时间一久，人们开始能够容忍，到最后，慢慢接受，并且维护这一看上去正常的现象。
让人左右为难的问题
今天的心理学实验，有些只是耍耍花招，骗骗人，对人没有什么伤害，不过并非所有实验都是如此。早期的心理学实验就因为伦理问题招来了许多批评，比如华生用小阿尔伯特做恐惧实验。人们批评、谴责这类实验，是因为它有违道德伦理，而且会对被试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心理学家艾伦·兰格曾经研究过控制感对人健康的影响，她设计了一个实验。研究人员到敬老院去探望，给每一个老人送一盆植物，告诉一半老人说，你们要负责给植物浇水、施肥；告诉另一半老人说，有专门人员照顾这些植物。18个月后，前一组老人有15%去世了，后一组老人有30%去世了。在实验之前，敬老院的死亡率是25%，也就是说，被分配到前一组，每天负责照顾植物的老人从实验中获益，另一组老人则成了受害者。
与兰格的实验类似，心理学家舒尔茨也做了一个实验。舒尔茨安排学生定期到敬老院探望老人，但是两组学生的探望时间不同。一组由老人决定学生的探望时间，另一组由学生决定。两个月后，前一组老人精神头非常高，心情舒畅，更活跃；后一组老人则显得有些消沉。
很快，实验结束的时间到了，舒尔茨整理一下实验资料，正准备发表成果。几个月后，舒尔茨回访参与实验的老人，结果发现，前一组老人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后一组。原因在于，舒尔茨的实验给了老人控制感，实验结束后，这种控制感被剥夺，结果造成对老人更大的伤害。
道德和真理之间的争论一直都在，就像道德和法律之间的争论一样。尽管人类社会设计出法律、法庭、立法院等机构，发明了民主政治，但是道德上的两难问题一直都在，有时候，道德上的冲突要比真理之间的冲突更激烈。
美国儿童发展心理学家为了培养儿童的道德感，设计了许多著名的实验，其中包括“海因茨买药”。海因茨的妻子患上了绝症，海因茨迫切地想要买到帮助妻子治病的良药。小镇上只有一位药剂师发明的新药能够救她，但是，药剂师将药以高于成本价10倍的价格出售，完全超出了海因茨的承受范围。
海因茨找到药剂师，哀求他将药便宜一点卖给他，可是药剂师拒绝了。“如果便宜卖给你，我还能赚什么？”海因茨说：“我把我拥有的钱全部给你，请你先把药给我，剩余的钱我再慢慢还给你。”药剂师还是拒绝了他。无奈之下，海因茨深夜潜入药剂师家中，偷走了药。
问题是，海因茨应该偷药吗？用偷窃得来的药来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总是会出现两难的选择。这时候，就要看人们是依照法律来判断，还是依照道德来判断。
在很多生命危急的时刻，人们常常可以忽略法律，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比如一辆拉着重病人的出租车为了尽快赶往医院，一路闯红灯，给交警制造麻烦，因为它是道德的，即使违反了法律，人们也会强调其正义的一面。在海因茨偷药这个问题上，人们也采取了一样的态度。
如果海因茨遵守法律，不偷窃，那么他的妻子将死去。如果他违反法律，偷取药品，结果是妻子得救，偷窃行为的严重程度要低于一个人丧失生命。因此说，海因茨的行为违反了法律，但却是道德的。换一种情境，如果偷窃病人的看病钱，然后去买游戏机，或者大吃大喝，这种行为不仅违法，而且是不道德的。
为了探明人在做出道德判断时，到底基于什么原则，哲学家福特和汤姆森设计了著名的“有轨电车难题”。实验给被试呈现一个场景：假设你早上起来散步，看到一辆失控的有轨电车沿着轨道呼啸疾驰，列车员无力操控，电车丝毫没有减速或者停下来的迹象。
电车前方轨道上有5个人正在维修铁轨，眼看就要葬身铁轨之下。这时候，你站在道岔旁，可以拉动操纵杆，将电车引入另一条岔道，5个人也会幸免于难。不幸的是，在另一条岔道上，有一个工人也在维修铁轨。那么，你是扳动开关，拯救铁轨上的5个人，杀死另一条轨道上的1个人；还是任凭电车继续驰骋，不改变其原定的轨迹，也不改变5个人的不幸命运？
如果这个问题让你难以抉择的话，现在考虑下一个场景。你站在桥上俯瞰着铁轨，看着电车一路向前奔来，马上就要撞到前面的5个人了。现在你有一个阻止电车前进的方法——用一个重物将其阻挡。可是，你身边并没有任何工具，只有不远处站着的一个胖子。你是否愿意将胖子推下去，用牺牲1个人的方式拯救5个人？
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标准来说，这两个困境是等价的。不过，很多人都会选择在第一个场景中扳动开关，但是不会推第二个场景中的胖子。按理来说，人的生命价值是同等的，1个人的生命和5个人的生命一样珍贵，可是，很多人还是选择拉动操纵杆，用1个人的生命换5个人的生命。在第二个场景中，需要以杀死一个人的方式拯救其他人，很多人退却了。尽管差别如此明显，若要让当事人说出个所以然，他们并不能说出原因，好像一切就应该如此。
格林和他的同事用功能磁共振成像做了一项研究，试图找出人脑中控制情感的区域和控制理性的区域相冲突的迹象，比如面对同类相残问题时，人会选择退缩，还是在计算人命的得失之后，做出功利性的选择？
格林发现，人在面临需要亲手处理的两难困境时，大脑中涉及对他人感情的部分，如脑前叶的中央延伸部分、前叶的背外侧部分、前扣带皮层部分会被激活。当人们面对不需要亲自插手的困境时，比如将轨道扳到只有1个工人的岔路上，涉及理性计算的部分被激活。此外，前叶受损的神经症患者感情比较迟钝，面对两难困境时，比较倾向从功利的角度考虑，他们认为，将胖子从桥上推下去是最佳选择。
由此，格林得出结论，通常情况下，人类在处理两难困境时，感情冲动往往会战胜成本效益，即人们不会考虑5条命是否比1条命更珍贵。进化论使得人们反感用粗暴的手段对待无辜的人。人们反对伤害同类，禁止牺牲1个人来挽救多条生命。让住院的病人安乐死，然后将他的器官用来拯救5个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或者将救生艇上多余的人推下去，以避免小艇下沉，这些做法都被认为是不可取的。
人类学家布朗收录了人类具有的共性，其中包括是非观念；同理心；公平公正；权利与义务；禁止杀人、强奸及其他暴力；赔偿过失；赏善罚恶；羞耻心等。这种避免同类相残的心理，也是道德感之一。不过，道德感是否是人类天赋中的一部分，道德感存在于人的基因中吗？
实际上，从儿童时期开始，人性中的道德成分就已经出现。咿呀学语的幼童懂得自发地帮助别人，将玩具分给其他小朋友，安慰不幸的人。心理学家发现，4岁的儿童已经能够按照社会习俗和道德原则做事了，比如，他们知道不能穿着睡衣上学，在学校不能无故打小女生。
人类DNA中是否存在掌管道德的基因片段，目前还未可知。不过，一些道德本性和遗传相关性很大。一对从小被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表现出同样的道德品质，比如认真负责，诚实守信。而那些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从小就表现出破坏道德的行为，如虐待动物、撒谎、缺少悔过之心，这些孩子长大后，更容易成为凶徒恶棍。此外，如前文提到的，脑前叶受损的人更容易表现得不负责任，麻木不仁——将胖子推下去而无动于衷。
自欺欺人背后的心理
1959年，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和他的同事开始致力于一项研究：他们招募了一批大学生作为被试，让他们做两件非常无聊的工作。首先，将碟子放入一个木桶，洗一下拿出来，然后再放进去，如此反复，持续半个小时。做完这一项，再接着做另一项：在记分板上钉钉子。被试钉下去48根钉子后，将每一根钉子按照顺时针方向转1/4圈，按逆时针方向转1/4圈，将48根钉子依次旋转，一个都不能遗漏。被试完成这两项任务后，实验者会告诉他说，这个实验是为了观察人对某项工作是否感兴趣以及兴趣是否会影响工作效率。之后，实验者请求被试说，你现在已经完成了任务，可不可以在出去的时候告诉下一位被试，“这项实验非常有趣”。如果被试答应，会得到1美元或者20美元的报酬。
结果显示，不管是拿到1美元的被试，还是拿到20美元的被试，都将“这项实验非常有趣”转述给下一个被试。也就是说，不管金钱的诱惑大或者小，被试都选择了说谎，而几乎所有被试都认为，“我虽然对别人说谎了，但我不是那种人”。
这就是著名的认知失调实验。所谓认知失调，指的是人们具有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当人们根据其中一种态度采取行动时，就会引起心理上的不适或紧张感。费斯廷格的目的就是为了测试，被试是否会受报酬的影响引起认知失调，从而认定无聊的工作也是有趣的。人们通常会认为，拿到20美元的人会比拿到1美元的人容易撒谎，毕竟，在20世纪50年代，20美元并不是零花钱。
实验的结果超出了费斯廷格的预料。拿到20美元的被试选择撒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受到金钱的诱惑。可是，拿到1美元的被试为什么也选择撒谎呢？他们选择改变认知的方法，从而减轻因撒谎造成的心理焦虑。他们告诉自己说，“这件工作其实也挺有趣的”，这样，撒谎就不算是撒谎了。
这种现象在生活中非常常见，为了支持自己的行为，人们会对同样的信息做不同的解释。当关于某一问题的看法发生冲突时，为了避免冲突，人们会故意忘记和自己的想法相矛盾的观点，记住支持自己的观点。即使在明显不道德的情况下，人们也会迅速调整价值观。
1934年，印度发生了大地震。震后，一些印度心理学家发现，地震地区出现了很多谣言，比如即将发洪水，月食那天还会发生地震，最近会刮龙卷风。更有趣的是，这些谣言并非来自受灾最严重的地方，而是来自损失不大，没有什么伤亡的地方。
费斯廷格分析了这一现象，他用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这件事。人们之所以编造各种不靠谱的谣言，是因为他们需要为自己的恐惧找理由。地震之后，民众普遍会产生恐惧之感，受灾并不严重，或者灾区周边地区的人们同样会产生恐惧。灾区的人们有正当的恐惧理由，周边地区的人们同样感到恐惧，但是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如果过几天即将发洪水，或者还会发生地震，他们就可以正常地释放恐惧了。这和“非典”期间，非北京地区关于“非典”的传言更强烈是同一个道理。
其实，早在1927年，奥地利心理学家海德就提出了归因理论，来解释社会行为的因果关系。他认为，很多时候，人们不是对实际的刺激产生反应，而是对引起现象的原因产生反应。比如说，妻子突然对丈夫不理不睬，动辄恶语相向，丈夫就会想，“她可能心情不好，或者是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她的事”。很显然，丈夫的反应并不是来自引起妻子行为的真正原因，而是来自他自认为正确的、他所理解的原因。
下面是归因研究的一个著名案例。心理学家斯图尔特·华林斯曾经邀请男大学生观察裸体女人的幻灯片，然后要求被试对她们的美丑进行评价。实验之前，华林斯说，观看幻灯片的过程中，他们可以通过耳机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实际上，心跳声是华林斯事先录好的，而且可以操控。在出现某些幻听片时，华林斯会将心跳声调快，在看另一些幻灯片时再调慢。幻灯片放映完毕，被试开始给幻灯片中的女人打分。结果显示，绝大多数被试认为，让他们心跳加快的女人更有吸引力。
认知失调的影响非常强大，却又非常微妙，让人不慎就陷入其中。费斯廷格对人的大脑如何处理这种矛盾非常感兴趣。假设你是那个被试，一开始，被试认为工作非常无聊，半个小时又半个小时已经让人无法忍耐。终于等到任务完成，然后实验者付钱给你并说，你去告诉另外一个人，这项任务很有趣。可是，撒谎是不对的，而且你也不是喜欢撒谎的人。那么，你就面对一个矛盾，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同时要对下一个被试撒谎。
你得到了1美元的报酬，这些钱或许能安慰一下良心，但是分量又少了些。你的大脑在高速旋转，分析情况，处理数据之后，选择认定实验内容很有趣。如此一来，矛盾就解决了。当然，拿到20美元的被试不会经历这样的矛盾。他选择撒谎，纯粹是为了得到20美元的报酬。撒一个小谎，发一笔小财，理由足够充分，因此，和被试对实验本身的感受完全无关。
认知失调理论出现后，很快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它明确地指出，人们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态度做出行为，相反，人们会根据行为改变态度，或者，在自己做出行为后，为自己辩解，为行为发生找出正当的理由。
当然，和所有心理学现象一样，认知失调也是有个体差异的。在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实验中，就有一部分人（虽然是很小一部分）拒绝撒谎，当态度和行为矛盾时，他们拒绝做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和给自己的谎言找理由相比，改变行为，坚持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更难，因为那会耗费更多的心理能量。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被试忙活了半天，做了一个又一个无聊透顶的实验，结果只拿到1美元。被试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我被实验者给骗了。这样一来，被试可以将认识失调的责任归在实验者的身上，坚定地认定，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实验。然而，人们通常不会想到这一点，在试验中，没有人做出这样的反应。
认知失调对社会生活最大的作用便是影响决策。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即使一个自称理性的消费者，走进商场之后，也会变得非理性——可以用卡尼曼的前景理论解释非理性的购物行为，因为人的理性本身就是有限的。
夏天马上来临，你急需购买这一季需要的服装。你选择了两件衣服，一条飘逸的长裙，一件方便、简单的T恤衫。理性分析，整天待在实验室里工作的你，几乎没有机会穿长裙，相比之下，T恤衫更方便、更实用一些。可是，你最终没能抵御长裙的诱惑，花了大价钱，买了一件不实用的衣服。
很显然，购买长裙的行为不仅违背了你勤俭节约的原则，而且非常不理智，下个星期，你很可能因为需要一件T恤衫再购物一次，再次消费。为了化解认识失调带来的心理不适，你会拼命地为裙子找优点，比如，长裙穿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方便，做实验或许也可以穿；T恤衫太普通了，那样的衣服我已经有很多了，不需要再多买一件；以前没穿过这种风格的裙子，试一下也未尝不可……凡此种种之后，尽管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你最终还是认定，把裙子买回来是值得的。
在费斯廷格发表其著作《当预言失灵》，系统阐述认知失调理论时，美国正被幽浮末日教派预测的世界末日气氛所笼罩。所有教徒都追随着世界末日的预言，就像2012年之前，人们恐惧地球毁灭一样。当末日来临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心理学家认为，既然世界末日没有来临，教徒对教派的信任度就会下降。事实却恰恰相反，地球灭亡的预言破灭之后，大多数教徒出现了认知失调，为了缓解认知失调，教徒们选择接受另一个新的预言，而不是断然拒绝宗教预言本身。
如果生活中仅仅是这种不理智的决定还好，证明认知失调并不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坏消息是，认知失调会改变人的态度，也会改变人的价值观。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曾经在他的书中举过一个例子。越战期间，他雇用了一个年轻人帮他粉刷房子，这个年轻人参加过越战，做事可靠，是个诚实的生意人。粉刷房子期间，阿伦森和他讨论了一下有关越战的话题，结果，年轻人表现出和他的可靠、诚实完全不同的一面。阿伦森认为，美国介入越战，造成了成千上万人丧失生命，包括老人、女人和孩子。年轻人却认为，美国介入越战是正义的，而那些被杀的人根本不是人，是越南人，是东方人渣。
阿伦森疑惑，为什么一个诚实、亲切的人会说出这样冷血无情的话？根据认知失调理论，或许可以这样解释。战场上的杀戮、残害弱者原本和他的善良本性相违背，为了消除罪恶感，他只好让自己相信，他杀的人都罪有应得，都是人渣。阿伦森称其为“憎恨受害者”。
其实，每个人都可能变成阿伦森讨论的那个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当一些危急的情景出现在眼前时，人们所期待的自己和当下的自己表现并不一致。人们斥责那些不能见义勇为的人，不能当众揭穿小偷的人，当自己面对同样情景时，往往也变成了冷漠的旁观者。这时候就会发现，行为和态度竟然可以大相径庭。
费斯廷格认为，在决策、强迫服从和社会支持三种情况下，人会产生认知失调。认知失调往往是决策不可避免的结果，决策就意味着选择，选择就可能产生冲突。决策并不是在绝对好和绝对差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各有利弊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最有利的。于是，选择了A方案，就会因为丢掉B方案的优势而产生失调，反过来也一样，选择了B方案，也会为没法拥有A方案的优势而感到遗憾。
在强迫服从的情况下，如惩罚的威胁或奖励的驱动，人会背弃自己的信念，公开做出原本为自己所不耻的行为。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实验属于这一种，被试在奖励的驱动下选择撒谎。当一个人的社会支持，即他身边的人、他所在的群体、组织和自己意见相反时，也会出现认知失调。
2011年，日本发生地震和海啸，危及福岛的核电站，一时间，由于对核辐射的恐惧，国内出现了抢盐风波，这正是强迫服从带来的认知失调。实际上，人们可能并不相信“盐能防辐射”这种观点，实际行动中，他们依然参与到超市的购物大潮中，将一袋袋食盐带回家。抢盐的人做了和自己的观点完全不一致的行为，那么，他们是如何说服自己，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呢？
很重要的一点，即惩罚的威胁造成了人们的认知失调。如果别人都抢，自己不抢，自己和家人可能面临健康的风险。当然，也有的人是因为受到从众的压力，才一起抢盐的。这些人在哄抢食盐之后，向媒体、政府发表不满，希求官方媒体、官方话语能够回应谣言，向公众传达正确的信息，如此，他们才能获得心理上的舒适。
人们总是试着减少认知失调的情况发生。就像饥饿时马上进食，口渴时马上喝水一样，人们希望通过直接的方式来减少失调造成的不舒服。通常情况下，三种方法能改变认知失调：改变行为，使行为与失调的认知一致；改变其中一项认知，为行为找到合理的理由；增加新的认知，为行为寻找正当的理由。
在不愿意改变既有行为或认知的情况下，人们会选择增加新的认知，比如为“盐能防辐射”找到更多的反对理由，比如将决策权交给抛硬币，或者干脆将所有难题都交给上帝。既然一切都是由他人决定的，心理上就不会出现不适感。实际上，这也是自我心理安慰的一种方式，即在明知抛硬币或者上帝无法提供任何帮助的前提下，也要将决策权交出去。在硬币抛出去的那一刻，自己的想法并不重要，它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消除决策后认知失调的手段。
听起来，认知失调帮助人们逃避错误行为带来的焦虑，是一种掩耳盗铃的隐身术。不过也有人认为，认知失调有助于调解人际关系。如果和你不喜欢的人交朋友，首先给予其帮助。这时，心理学上会经历一次认知失调，因为行为和态度是矛盾的。为了缓解这种失调，就会逐渐看到这个人好的一面，认为他是友好的，值得帮助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过，通过向一个不喜爱他的议员借书，他们最终成为要好的朋友。
除了认知失调之外，人们的决策失误更多的来自非理性，来自对损失的担心。马克思·贝泽曼曾经在课堂上和学生玩过“20美元拍卖”的游戏，他拿出来一张20美元的钞票，然后请同学自由竞价，每次加价1美元，还有一个非常诡异的要求：20美元的钞票最终由最后一名竞价者获得，但是竞拍的第二名必须兑现自己出的价格，尽管他一无所获。
刚开始时，学生都认为，一定会以低于20美元的价钱获得这张钞票。所以，学生们纷纷举手竞拍。一阵竞价高潮过后，价格上升到12美元到16美元之间。这时候，大多数学生变得紧张不安、战战兢兢，并且打算退出竞价，除了竞价最高的第一名和第二名之外。最终，除了竞价最高的两个人，其他人都退出了竞价，于是，最后的两个人陷入了困境。这时候，两个人都希望20美元落入自己的手中，不愿成为那个花了钱却一无所得的傻瓜。
于是，两人开始采取消耗战术，不断开出高价，直到出价上升到18美元，19美元，甚至超过了20美元。这时候，退出的学生开始观战，最后两个人则希望尽快结束竞价。理性的选择是，出第二高价格的人接受目前的损失，在拍卖过程失控之前停止竞价。然而，谁都不愿意成为那个无辜的傻瓜，于是价格不断上升，损失也变得越来越大。
最后，那张20美元的钞票卖出了204美元的高价。出第二高价钱的人原本可以在十几美元的阶段结束竞价，挽回损失，结果却付出了比原本高出几倍的代价。多年来，贝泽曼在不同场合重复这个游戏，他从来没有输过。不管是学生、经理、还是学者，没有人能摆脱被控制的结局。
我们为什么“随大流”
从众的现象实在是太普遍了。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如果有1个人驻足观看某一幢建筑，接下来就会有人慢慢聚拢来，5个、10个甚至更多的人跟着一起抬头看；大街上两个人吵架，本不是什么大事，路过的人驻足观看，就吸引了大批人就近围观，结果人越来越多，连交通都瘫痪了，站在最后面的人都不知道，这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一场打架；在一间屋子里，如果只有你感觉冷，其他人都说热，你一定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或者自己正在发烧，才会感觉冷。在你伸手摸额头的瞬间，你的意识已经做出判断——“我有可能会搞错，但一屋子人不会搞错”。
美国作家詹姆斯·瑟伯曾经用一段文字描述从众心理：“突然，一个人跑了起来。也许是他猛然想起了与情人的约会，现在已经过时很久了。不管他想些什么吧，反正他在大街上跑了起来，向东跑去。另一个人也跑了起来，这可能是个兴致勃勃的报童。第三个人，一个有急事的胖胖的绅士，也小跑起来……10分钟之内，这条大街上所有的人都跑了起来。”
对于从众，心理学家也有不同的观点。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认为，从众是个体在真实的或想象的团体压力下改变行为与信念的倾向，斯蒂芬·弗兰佐则将从众定义为对知觉到的团体压力的一种屈服倾向。尽管对从众的定义描述有差异，实质是基本相同的，即从众是在压力下发生的行为改变。
心理学中，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是最早从事从众行为研究的人。1935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报告，反驳了高尔顿·奥尔波特关于群体问题的观点——他人在场对一个人完成任务具有促进作用，随着任务难度加大，可能会产生抑制。谢里夫则认为，群体不是个体的简单组合，群体大于个体之和。谢里夫使用的实验方法是“游动错觉”。
游动错觉指的是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当人们盯着一个静止不动的光点时，会感到光点向各个方向移动。实验时，谢里夫将被试分成3个人一组，然后要求其判断光点移动的距离。每一组判断之后，将结果告诉其他组的人。一开始，被试判断上的差异很大，有的人认为光点移动了零点几英寸，有的人则认为移动了七八英寸。
渐渐地，被试们的判断开始趋向一致。到第三个阶段时，所有被试的判断基本上一致，好像冥冥中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标准。很显然，实验从开始到结束，被试之间形成了一个团体规范，这个规范对每个人都产生了影响，而且是不自觉的影响。实验结束后，谢里夫询问被试，他们在进行判断时是否受到他人影响，所有人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1951年，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进行了社会心理学中最经典的从众行为研究，即“阿希实验”。后来，“阿希实验”成为一个心理学专有名词，被收录在心理学词典中。阿希做的也是视觉判断的实验。实验者给被试呈现18组卡片，每组卡片中的第一张都是1条垂直线段，即标准线段，第二张是3条垂直线段，即比较线段。比较线段中，有1条和标准线段一样长，被试的任务就是找出那条线段来。18组卡片的不同在于，标准线段和比较线段的位置在发生变化。
实验者将被试分为7人一组，让7个被试一起围着圆桌子坐下，然后呈现卡片，要求被试作答。第一组卡片，每一位被试根据自己的判断作答，7个人的判断结果一致，而且都是正确的。第二组卡片依然如此。第三组卡片出现时，坐在第一位的被试给出了一个错误答案，接下来的5位被试依次给出错误答案，到第7位时，他开始有些疑惑，不知道该相信自己的判断，还是跟随他人的意见，最后，他小声说出了自己的答案。呈现第四组卡片时，第7位的答案和前面6位还是不一样，看着前几位被试眼神坚定的样子，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判断，认可了其他人的判断。这时，从众行为产生了。
其实，一切都是安排好的。7人一组的实验，只有第七位是真正的被试，其他人都是实验助手，即所谓的“托儿”，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干扰被试的正常判断。他们在前两组卡片呈现时给出正确答案，在第三组卡片呈现时给出错误答案，从而影响第7位被试的反应。阿希在3所大学，共123名大学生中做了这个实验。结果只有1/4的被试拒绝屈从群体意见，其他人都在群体压力下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哪怕他的最初想法是对的。
从众来自群体压力。人们总是选择相信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即使一群人的观点和理所当然的判断完全相反，个体也会随着大流，跟着走。表面上看，从众是一个理性的判断。跟着大多数走，因为人们相信，众人的智慧一定胜过个体的智慧。即使错了，责任是大家的，即责任分散，即使做了错事，也会因为人口基数大而减轻负罪感。
阿希的研究报告发布之时，恰好二战结束，人们正在反思纳粹的暴行。为什么德国军人会那样服从，毫不怀疑地执行上司的命令，残害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阿希的论文证明，即使人们标榜个性，主张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力，事实上，独立思考和判断不过是人的理想状态，人们尚不能做出独立的判断，尤其是面对群体压力时，个人的思考和见解都埋没在群体压力当中了。
在阿希实验之后，心理学家们开始研究从众的原因。动物具有明显的从众本能。在动物群体中，一致行动是长期进化的结果，羊群、瞪羚等草食动物集体活动，可以提高种群，尤其是幼崽的生存概率；狮子、鬣狗等集体活动，也会大大增加狩猎成功的概率。可以说，从众行为是具有进化优势的。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从众能够获得一定的报酬或者规避风险。当需要为某一个重要问题做决策时，趋同会规避决策者独自一人承担的风险，为了逃避惩罚，决策者也会与他人趋同，推卸掉自己的责任。
拿单个人来说，自我意识强的人，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判断，不容易做出从众选择；公众意识强的人常常将他人的期望作为行为标准，因此更容易从众。尽管人们希望用从众的方式避免他人的消极评价，有时候，人们也会用拒绝从众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对个人行为控制欲望强的人不会从众，当控制自由受到限制时，人们会用拒绝来保持自由。学生团体中比较常见，如几个人告诉A不要和某个人交朋友，不喜欢被别人掌控的A却偏偏要和这个人来往，通过拒绝，A保持了自己的自由。此外，社会地位越低的人，越可能从众；对他人或组织的承诺越大，越可能从众；女性的从众倾向比男性高，不过，最新的研究表明，女性只有在要求当面反对对方时会选择从众。
环境因素则包括群体的规模和凝聚力。阿希实验中，实验者通过改变人数来观察从众行为，最开始，随着人数的增加，从众行为也在增加，但是，一旦超过三四个人，人数的增加和从众行为已经没有必然的联系了。当人数达到15人时，人数对从众行为的影响和3个人差不多。此外，群体凝聚力越大，从众的压力越大，个体更容易放弃自己的意见，跟随大多数人行动。
在一个小团体中，人际关系也是决定从众与否的重要因素。人多就会构成一种压力，在众口一词的情况下，很少有人能够从始至终坚持自己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善于做出优秀判断的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便是这个道理。做出与众不同行为的个体，不仅会面临被其他成员孤立的处境，还可能遭受背叛和惩罚。
当然，从众行为并不是毫无方向的。就像羊群总是跟着牧羊人一样，人在决定是否从众，在哪一方丛众时，会根据所从之众的权威性做出判断。模仿也是一个因素，就像在人行横道闯红灯的人，只要第一个人迈出了闯红灯的第一步，其他人就陆陆续续跟着。如果所有人都在等，那么又会产生另外一种从众——在共同遵守交通规则的群体压力下，没有人愿意迈出第一步。
“人多力量大？”
人越多的地方越安全吗？好像没有这样的道理。在世界上的大型都市，人越多的地方小偷越多，公交车、地铁、广场上拥挤的人群，都是扒手们梦寐以求的作案地点。此外，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更意味着人群中潜伏着危险的人物，比如蓄意行凶的歹徒、恐怖分子等。当然，人多的地方不安全还有一个因素，不要觉得人多力量大，在人群中发生危险，比如抢劫、被车撞、心脏病突发等不一定会有一大群人赶来相救，不用说什么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单只一项——旁观者效应就足以证明人群的力量是多么薄弱。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案件经过《纽约时报》的报道，迅速震惊全美。年轻的酒吧经理吉娣·格罗维斯在凌晨3点下班回家。和往常一样，她将车子停在停车场，然后步行走向自己所住的公寓。突然间，格罗维斯注意到一个黑影尾随自己，于是她开始跑，可是背后的男人跑得更快。格罗维斯刚跑到停车场尽头，尾随的男人抓住了她，向她背后猛刺几刀，格罗维斯惨叫一声倒在地上。
听到格罗维斯的惨叫后，路边公寓的灯亮了。公寓的住户都听到了格罗维斯的呼叫，一个法国姑娘透过窗户，看到了一个女人躺在人行横道上，一名男子正在打她。一位男性住户对着凶手喊了一声，“放开那个姑娘”，凶手匆忙跑开了，但是这位男子没有下楼，也没有报警。
格罗维斯挣扎着站起来向公寓走去，没走多远就倒在了地上。这时候，还没有人报警。5分钟后，逃开的凶手再次回来，见到她身边没有警察和帮手，他重新回到格罗维斯身边，对她实施了强奸后，又捅了她几刀，最后拿走了她钱包里的49美元。整个作案过程持续了35分钟，公寓许多住户都目击了整件事的发生，可是，直到凶手开着车扬长而去，警察才接到报警电话。
根据事后的调查，公寓住户中，有38人看到或听到格罗维斯被刺的情形，还听到了她的呼救声，但是没有一个人下楼帮助她，也没有人及时给警察打电话。《纽约时报》在第二天用头版整版报道了这件事，并且用“异化”和“冷漠”形容那些袖手旁观的纽约人。
社会媒体倾向于认为，由于人心冷漠、人际关系的疏离和扭曲造成了格罗维斯的悲剧时，心理学家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寻找旁观者无动于衷的原因。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招募了72名志愿者，要求他们以一对一和四对一两种方式与一位癫痫病患者对话。癫痫病患者是实验助手，他们之间的对话并非面对面进行，而是使用对讲机。交谈过程中，当一位癫痫病患者大呼救命时，志愿者便跑出去报告有人发病。事后统计发现，在一对一对话组，有85%的志愿者冲出去呼救；在四对一对话组，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
这就是旁观者效应的由来。所谓旁观者效应，指的是旁观者在介入紧急事件时，会对事件的发展起抑制作用，旁观者越多，抑制程度越高。正是因为有其他人在场，每一位旁观者都会认为，“别人一定会呼救的”，“别人或许已经打过电话了”，旁观者的冷漠不是因为每一位旁观者都是病态人格，都是冷血、无情的个体，他们在本应该用来求救的时间里观察别人的反应，将求助的责任分摊到了其他旁观者的身上。就像格罗维斯被杀事件中，曾经有一位老人拿起电话准备报警，结果被他的妻子拦下了，“警察局这会儿肯定接了不下30个电话了”，于是，这唯一一个可能拯救格罗维斯的电话也没有拨出去。
旁观者效应又叫作责任分散效应，对于某一任务来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场，他的责任感就会很强，容易做出积极的反应。如果是群体共同完成任务，同一责任分散到每一个个体身上，责任感就会变弱，每一个个体都希望别人多承担一点责任，于是就造成了人越多，事情越办不好，处在危险中的人越得不到及时的帮助。
兰州曾经发生过两个餐馆员工溺水的事件。两人在黄河边的沙坑里游泳时溺水，其中一人被救上岸，另外一人则沉入坑底。当时，周围有上千人围观，有上前关心、帮忙的人，但更多的人选择默然以对。那些无动于衷的人都在想“这么多人看着，总会有人伸手救人的”，结果每个人都这样想，溺水者就遇难了。
旁观者效应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发生在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小悦悦被汽车多次碾压，18个从她身边经过的路人视而不见，为此，人们不仅发出了人心不古的感慨，或者道德沦丧的谴责，更有人直接得出结论：中国这个社会没救了。
实际上，那18个人不是侠肝义胆的志士，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他们不过是很普通的市民而已。这18个人的冷漠和国民劣根性、缺乏信仰、道德败坏没有绝对的关系，在目击车祸的当下，影响他们做出决策的是旁观者效应造成的责任分散，导致所有人都将救人的责任推到了其他人身上。
社会心理学家也分析了旁观者效应产生的原因。其一便是旁观者无法得到准确的信息。比如说有人落水，或者有人遭遇车祸。第一个看到的旁观者很可能伸手帮忙或者呼救，后来的旁观者面对的是模棱两可的情景，并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他们倾向于观察周围人的反应，看看别人会不会出手相助。
另外，旁观者也会对救人行为本身产生担心。关于“扶不扶”的问题就是一大纠结，已经发生太多“好心没好报”的社会事件，人们也开始考虑救人的成本。如果因为好心救人，给自己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任何人都会首先选择保全自己。此外，大男子主义者会担心自己因为判断失误而出洋相，害自己丢脸，因此不愿意帮忙；非专业人士担心给受害者增加危险，选择等待医生或警察等专业人士出现，自己不伸手。
既然有时候见死不救并非来自人性的堕落，那么，总应该有办法打破旁观者效应，减少由群体责任分散引发的悲剧吧！对于国家来说，将帮助他人列为法律义务是一个可行的途径，加拿大魁北克省便将救人定为义务，除非危急情况对旁观者可能造成危险，或者身边有更专业的人在，否则的话，每个人都有义务救助身处危险中的人。美国个别州的法律规定，如果发现陌生人身处危险，不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将构成轻微疏忽罪。
至于个人，则可以从我做起，成为那个打破旁观者效应的人。懂得旁观者效应的人应该能够预料到，遇到危急情况，旁观者的第一反应是观察他人，推卸责任，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果断行动，上前救人，或者打电话报警，人群中只要有一个人行动，其他人则会打消推卸责任的念头，参与到救助中去。
如果是你遇到了危险，需要找人帮忙。千万别以为，一大群人会忽地围上来，一起帮你渡过难关。面对一大群看客，首先要做的是找一个焦点，盯着一个人，向他恳求，向他呼救，用各种方式告知对方你需要帮助。关注的力量会促使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帮你，于是，他就成了那个打破旁观者效应的人，其他人也会陆续前来帮忙。
测测孩子的自控力
20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设计了一个著名的延迟满足实验——棉花糖测验。为了完善实验的细节，米歇尔首先在自己的女儿身上不断尝试。选择多大的棉花糖，哪种曲奇饼干比较有效果，这些细节都需要仔细考虑，因为他的实验对象是幼儿园里四五岁大的孩子。经过几个月的推敲，米歇尔终于想到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1968年春天，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比恩幼儿园进行了第一次实验。还没开始，米歇尔就知道自己的设计肯定有效，因为有几个孩子听完规则后就觉得“这个实验太难了”，继而决定退出实验。
实验者从幼儿园里找来数十个儿童，让他们每个人单独待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放有一个托盘，里面放着棉花糖。实验者告诉孩子，“你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但是，如果你等我回来，就可以得到两颗棉花糖”。此外，孩子也可以按响桌子上的铃，然后把棉花糖吃掉。15分钟后，实验者会重新回到房间里。
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对孩子来说，看着眼前好吃的棉花糖而不能动，确实是一种煎熬。为了抵御棉花糖的诱惑，有的孩子捂住眼睛，有的孩子转过身去，有的孩子则做一些踢桌子、拉辫子的小动作，3分钟后，大多数孩子都坚持不住了，一些孩子甚至没有按铃，偷偷把棉花糖吃掉了。最终有1/3的孩子成功抵御了棉花糖的诱惑，差不多15分钟之后，实验者重新出现，并且兑现了奖励，他们得到了两颗棉花糖。
由于这个实验延迟了孩子获得满足的时间，因此又被称为延迟满足实验。延迟满足，其实就是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收益，暂时克制欲望，抵御眼前的诱惑。延迟满足是一种克服当下困境，力求获得长远利益的能力。延迟满足是被抽象推理能力控制的，即时的满足能带来快感，延迟满足则需要自我控制能力。生活中，有的人倾向于将自己喜欢的事放在前面做，等喜欢做的事都做完了，只剩下那些不喜欢做的事，完成工作就变得难上加难了。
用钱钟书的一段话可以准确地形容延迟满足：天下有两种人，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是乐观的，因为他每吃的一颗都是吃剩下的葡萄里最好的；而第二种人应该是悲观的，因为每吃的一颗都是吃剩下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却适得其反，因为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20世纪70年代初，米歇尔就棉花糖实验发表了几篇论文，很快，他觉得用小孩子和棉花糖做实验玩不出什么花样，于是将目标转移到其他研究上。一次偶然的机会，米歇尔向他的女儿们打听她们朋友的情况——他的女儿也在比恩幼儿园上学。米歇尔注意到，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好像和他们延迟满足的能力有关。
1981年，米歇尔重新联系到当年参与实验的儿童，此时他们已经是高中生了。米歇尔给这些孩子的父母、老师发去调查问卷，针对孩子的制订计划、做长期打算的能力，处理问题的能力、同伴关系以及SAT（美国大学标准入学考试）分数等进行调查。分析了问卷的结果后，米歇尔发现，那些没能抵御棉花糖诱惑的孩子更容易出现行为上的问题，学习成绩较差，难以面对压力和保持与他人的长久友谊。而那些用各种方法等待了15分钟的孩子在这些方面都要出色许多，他们的SAT成绩要比前者平均高出210分。
这一次，米歇尔没有轻易中断实验。此后，米歇尔和他的同事一直跟踪这些人，直到他们35岁以后。当年那些没有耐心等待的孩子在成年后更容易出现体重超标、吸毒等问题。由于与生活现状相关的问题都是由被试自己回答的，实际情况可能与他们的报告有出入。
追踪那些擅长等待的孩子，其成绩则令人感到欣喜，那些孩提时代就能够抵御欲望的孩子，成年后拥有更多朋友，更受老师欣赏，能更好地管理压力。尽管他们的智商不足以进入顶尖聪明的圈子，他们依然在考试中表现出色。卡罗琳·威茨是擅长等待的孩子之一，她考入了斯坦福大学，在普林斯顿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后来在大学里任教。克雷格也是擅长等待的孩子，他在娱乐行业工作，还能编写电影剧本。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等待的能力和他们对棉花糖的渴望程度有关。后来他们发现，所有的孩子都在渴望额外的棉花糖，区别在于他们的控制能力。其实，所有孩子都在渴望第二颗棉花糖，但是有的人坚持住了，有的孩子没有，其中原因如何？那些坚持了15分钟的孩子找到了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他们不会一直盯着棉花糖，等着时间过去，而是用捂眼睛、捉迷藏、唱歌等方式转移对棉花糖的注意力。那些急不可耐的孩子用了一个本末倒置的方法，他们紧盯着棉花糖，视线一刻也不离开目标，以为这样能够抵御诱惑，结果他们坚持的时间没能超过30秒。
这个棉花糖实验很有预见性。米歇尔的实验没有回答“智商高低是否影响一个人成功与否”，不过，他确定了让智商起作用的重要因素——自控能力。即使是最聪明的孩子，没有自控能力，他也完不成家庭作业。如果孩子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以此获得更多的棉花糖，那么他就可能控制住看电视或者游戏的欲望，尽快完成学习任务。
为了找寻支持“延迟满足受到基因影响”的证据，米歇尔继续以不同的孩子做实验，比如测试来自不同阶级孩子的延迟满足能力。19个月大的婴儿已经有控制自己的能力了。在一个婴儿延迟满足的实验中，当被抱离妈妈身边时，有的婴儿立刻哇哇大哭，有的婴儿则利用其他方式转移焦虑的情绪，比如玩玩具、做搞怪的表情。米歇尔跟踪了这些婴儿，当他们5岁大时，给他们做同样的棉花糖测验，结果显示，当初那些妈妈一离开就哇哇大哭的孩子无法抵抗棉花糖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