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1)

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短篇小说大师，他与契诃夫齐名，是名副其实的短篇之王。他在十年时间左右，创作了大约三百篇短篇小说，其中杰作不下数十篇。在他手里，短篇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由于莫泊桑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成就过于璀璨夺目，人们往往忽略了他的长篇小说。其实，莫泊桑的长篇也是别开生面，颇有建树的，他在法国的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据二十世纪初的一项统计，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总共出版了十六万九千册，而他的长篇小说却出版了十八万册，[1]可见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并不下于他的短篇小说。

莫泊桑写过六部长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风俗小说，以《漂亮朋友》为代表；另一类是心理小说，《两兄弟》可说是典范之作（当然也包含风俗描写）。这两部长篇在法国的小说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就《漂亮朋友》而言，“近半个世纪以来，这部小说的成功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世界上，都没有中止过”[2]。一八八七年，即小说出版后两年，已经达到五十一版。小说的大获成功使莫泊桑买了一艘游艇，取名“漂亮朋友号”。

莫泊桑继承了福楼拜、巴尔扎克、司汤达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写实传统。如果说，《一生》与《包法利夫人》有许多相似之处，表明了莫泊桑确实是福楼拜的私淑弟子的话，那么，《漂亮朋友》的内容则近似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作品。莫泊桑对巴尔扎克深为赞赏，认为巴尔扎克“具有天才的直觉，他创造了极其逼真的整个人类，以致人人都相信这是存在的和真实的。……巴尔扎克的人物虽然在他之前并不存在，但都似乎从他的作品中走了出来，进入了生活，他对人物、激情和事件具有多么全面的想象啊”[3]。他把巴尔扎克称为“法国文学之父”[4]。同时，他把司汤达看成是“描绘风俗的先驱者”[5]。

莫泊桑继承了福楼拜、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揭露现实的优秀传统。《漂亮朋友》是一部揭露性很强的小说。

揭露内容之一是针对当时新闻界的黑幕。报纸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阶级和党派斗争的工具和喉舌。巴尔扎克在半个世纪以前写出的《幻灭》，已经揭露过报纸内部的倾轧以及报纸在制造社会舆论方面的巨大作用。《漂亮朋友》对报界黑幕的揭露有不少发展。首先，莫泊桑写出了报纸是操纵在财阀和政客手中的工具：“《法兰西生活报》的真正编辑和后台老板是半打左右的、和经理经营或支持的各种投机事业有关的众议员。在众议院里人们把他们叫做‘瓦尔特帮’。”瓦尔特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深谙经营之道，同时又插手政治。他既是金融家、“一个实力雄厚的南方犹太富商”，同时又是众议院议员，在议院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他懂得报纸的作用，创办了《法兰西生活报》。用他的话来说，他的报纸是“半官方性质的”。他巧妙地让这份报纸容纳各种思想，让包括天主教的、自由主义的、共和派的、奥尔良派的思想都同时并存。并非他没有任何政治主张，他只是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他创办这份报纸的目的，只是为了支持他的投机事业和他的各种企业”。他终于使《法兰西生活报》身价大增，巴黎和外省的所有报纸都从它那里寻找消息，引用它的文章，“由惧怕它发展到对它刮目相看。它已经不再是一伙政治投机者的暧昧的工具，而正式成为内阁的喉舌了”。莫泊桑细致地描写了报纸怎样成为瓦尔特帮操纵政局的重要工具。为了让他们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拉罗舍-马蒂厄上台，瓦尔特帮利用报纸制造舆论，实现了倒阁阴谋，拉罗舍-马蒂厄终于当上了外交部长。这个人物是当时典型的政客，他“既无政治信仰，也无多大本领，没有胆略，也没有真才实学……伪装拥护共和，其实是个本质可疑的自由主义分子。这些人如同兽粪堆上生长出来的毒蕈，在民众普选中成百上千地冒出来”。他的政治手腕的特点是不择手段，因而在那些失意的众议员中，“俨然是个强者”。实际上，他只是瓦尔特帮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代表而已，一旦他的生活丑闻暴露以后，瓦尔特可以毫不容情地把他一脚踢开。总之，由财阀操纵报纸在政治和投机事业上大显身手，这就是《漂亮朋友》所揭示的、第三共和国的报界黑幕。拉法格对莫泊桑“敢于揭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和无耻”[6]，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漂亮朋友》的尖锐揭露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应，有人攻击莫泊桑在影射某份报纸。莫泊桑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指出“报界是一种领域广大的共和国，它伸展到四面八方，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切，也可以利用它无所不为，在报界既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骗子”。他认为《法兰西生活报》由一帮政治投机者和掠夺钱财的人所把持，“不幸的是现实生活中就有几份这样的报纸”[7]。莫泊桑对报界的揭露确实是一针见血的，《法兰西生活报》无疑是一个缩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报界的种种黑幕。

小说的揭露内容之二是针对当时法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从一八八〇年到一八八五年，法国公众对殖民地的注意力增长了，因为在一八八一、一八八二和一八八三年，法国政府在非洲和亚洲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尤其是于勒·费里对突尼斯的干预最引人注目。费里借口克卢米尔部族在阿尔及利亚的东部边境骚扰，而突尼斯摄政却给他们提供了栖身处所，于是蓄意挑衅，采取军事行动。紧接着在一八八一年四月一日，他向众议院提出阿尔及利亚边境的局势问题，要求“惩罚不顺从的居民”，终于迫使突尼斯的贝伊签订了巴尔多条约，将突尼斯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在这些政治和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尖锐的经济问题在起作用。突尼斯的经济情况一直不佳，无法清偿法国的债务。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四年间，两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斡旋活动。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贝伊以法令形式批准了利息为四厘的一亿四千二百五十五万法郎的新借贷。在这期间，巴黎交易所的行情出现极大波动。例如五百法郎一股的联合债券从一八八一年四月的三百六十法郎涨至一八八四年四月的五百零六点五法郎。由此引发的财政投机活动异常活跃，这些投机活动与政客、政府成员、参议员或众议员密切相关。例如于勒·费里的兄弟沙尔·费里在法国的埃及银行中拥有股份，而这家银行在突尼斯开设了分号，参与了创立突尼斯的土地信贷，大发横财。又如参议员古安，在西格弗里德银行的支持下制造火车头，参加建设突尼斯的博纳-盖尔玛铁路[8]。

莫泊桑对当时的政局十分关注，他在《高卢人报》和《吉尔·布拉斯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揭露远征突尼斯的计划、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的敲诈勒索、政治家的贪婪等等。例如他在《共和国的国王们》一文中指出：“必须在积聚于他们（犹太金融家）手中的千百万财富里，寻找国际报界某些表现的奥秘；国际报界时而鼓吹同英国，时而鼓吹同德国打仗。……拥有千百万法郎的人染指各种报纸，诱使某个拙劣作家写文章……这篇文章在爱国的表面词句下，迷惑舆论，鼓起人们的想象力，使人们头脑发热，然后促使这一民族去反对另一民族。”[9]莫泊桑指出当局打着爱国的旗号从事殖民扩张政策，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他在一八八五年四月七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如果我是当局，就像所有那些对如何拯救法国抱有种种想法的人一样，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会把所有的殖民地：塞内加尔、加蓬、突尼斯、圭亚那、瓜特罗普、交趾支那、刚果、东京湾和其他地方，装进一只手提箱中，而且我会找到俾斯麦先生。我将对他说：先生，您在寻找殖民地，这里有一批存货，有一大堆，有一整套。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居民有阿拉伯人、黑人、印第安人、中国人、安南人等等。我要求以每一块殖民地换一公里阿尔萨斯和一公里洛林的土地。如果德国首相同意，我就做了一笔好买卖。”[10]莫泊桑用讽刺的笔法抨击了当局的对外政策，既指出了法德两国对殖民地的争夺，又痛切地点出法国政府腐败无能，以致在普法战争中割让国土的惨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