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战败及尔后引起的瓜分狂潮，对中华民族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伤害、刺激实在是太大了。它使国人突然感觉到了亡国危机迫在眼前，引起了社会各阶级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和回答。反映在清朝统治阶级方面，首先出现的是经济政策的变化。

《马关条约》有“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的规定，这是《南京条约》以来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规定。由于最惠国待遇，各国都可享受这个条件。这表明，中国从条约上接受列强可以在中国合法设厂制造。清政府不得不改变以往不鼓励国内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条约签订后第三天，光绪皇帝下诏，表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官僚纷纷上疏言事，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是战败的根本原因，有人还对战前的自强“求富”效果不佳进行了检讨。两广总督刘坤一对以往官办、官督商办的工商业政策大加批评，说“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 “招股之事迭出，从未取信于人”。两江总督张之洞则指责“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有护商之法”。面对战后巨额赔款造成的财政危机，面对外国资本输入，大量利权丧失，眼见“中国欲借官厂制器，虽百年亦终无起色”的事实，清政府不再坚持发展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而是转向鼓励发展民间私营工商业的“恤商惠工”政策。

1896年清政府设立农工商总局，并要求各省设立商务局，凡农工商务“著一体认真举办”。在修筑铁路方面，政府终于采纳了商办的建议，“凡有富商集股千万两以上者均准立公司，一切赢绌官不干预，如成效可观，政府予以奖励”。对于民间申请开矿办厂，政府明令给以支持和保护。在湖北、福建、两广、云贵、山西、安徽等地，一批民营矿山陆续开业。在当时开办的民营工商企业中，较著名的有：甲午状元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大生纱厂、华侨张振勋在山东烟台创办的张裕酿酒厂、商人楼景晖在浙江萧山创办的合义和丝厂、夏粹芳等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祝大椿在上海创办的源昌碾米厂、官绅王先谦等在长沙创办的和丰火柴厂，等等。1897年户部奏准成立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主持，这是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该行“权归总董，利归商股”，一切组织管理及营业规则，皆参照外国银行成例，商款商办，官不加干预。清政府还将洋务自强运动中开办的效益不佳的官营企业加以改组，招商承办，湖北铁厂等一批企业先后改为官商合办或商办。由于政府政策的调整，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第一次发展势头。

据统计，1858—1911年的53年间所设立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民用工矿企业有953家，创办资本总额为2亿多元; 1901—1911年的10年间就设立了650家，资本总额为1.4亿多元，各占总数的2/3强。也就是说，这10年是此前43年的两倍多。清末最后10年，尤其是1905—1910年，出现了一个投资兴办工矿企业的高潮；就企业经营的性质而言，商办企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创办资本额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发展较快的主要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火柴业、水电业、机器业和矿冶业等部门。

从有关统计资料看，以1901—1911年为限，纺织业方面，包括纺纱业、织染业、轧花业、织麻业、呢绒业、丝织业及其他纺织业，共设厂82家，约是此前60年的3倍，创办资本总额13321千元，略多于此前60年的总和。缫丝业方面，共设厂70家，是此前60年的1/2强，创办资本总额5569千元，约是此前60年的1/2。面粉业方面，共设厂53家，约是此前60年的5倍，创办资本总额7868千元，是此前60年的7倍多。火柴业方面，共设厂28家，是此前60年的3倍多，创办资本总额1300千元，约是此前60年的3倍。水电业方面，共设厂60家，是此前60年的30倍，创办资本总额38138千元，是此前60年的381倍多。机器业方面，共设厂20家，是此前60年的2倍多，创办资本总额3521千元，是此前60年的10倍多。矿冶业方面，包括燃料等采掘业和金属采掘及冶炼，共设厂73家，比此前60年略多，创办资本总额22729千元，比此前60年略少。

铁路与轮船航运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据统计，1903—1907年，全国各省共设立铁路公司16家，到1911年，各铁路公司共集股额近6000万元，约占预筹股额总数的30%，其中粤路、川路达到75.7%、78.4%，浙路甚至高达154.2%，总计各省铁路公司建成的铁路有422公里。

中国自己的民族轮船航运业在列强侵略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地生长，在20世纪初也有一定的发展。据统计，中国开设的资本1万元以上的轮船公司，1860—1900年的40年间有74家，创办资本总额为2739千元，1901—1911年的10年间有138家，创办资本总额为14507千元。在设立数量方面，后者约是前者的2倍；在创办资本总额方面，后者是前者的5倍多。又据历次海关十年报告统计，1900年，中国有轮船517艘，总吨位18215吨，1911年增加到901艘和90169吨，分别增长72.3%和395%。虽然从根本上无法与外国在华轮船航运业相比，但中国自办轮船航运业的发展速度还是较快的。

在国内贸易方面，据研究估计，19世纪90年代中国产品的国内流转额比19世纪80年代增长了63.9%，进入20世纪后，每十年的递增率更上升到70%以上。国内贸易的发展速度也不小。

20世纪初，在外国侵略势力的压力下，中国被迫进一步对外开放，通商口岸（含自开）从1894年的34个增加到1910年的82个。这些通商口岸便逐渐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其中尤以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江沿海城市发展较为迅速。据统计，1909—1911年，这5个港口城市的外贸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的67.7%，其中上海占44.2%。上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汉口是长江中游的商业贸易中心。

学者研究，1911年前，商办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主力。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发展的特点是产业结构颇不平衡，轻工业资本占总额的43.2%，轻工业中又以棉丝纺织业和面粉及食品业为主，占轻工业资本总额57.7%。重矿工业薄弱，机器和船舶修造业更显得落后。就单个企业资本平均数来说，平均数为22.9万元，显得企业规模过小，不过是小企业的资本水平。从地区分布看，多分布在沿海沿江省份。其中上海占全国企业总数896家的18.9%，江苏占11.9%，广东占11%，湖北占10.5%，浙江占9.4%, 5省合计占全国企业总数的61.7%。

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成长，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出现。学者依据不同的资料推算，1911年前中国资产阶级在6万—10万。这大体上可以看作这个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的数量概念。从资产阶级的结构看，买办资产阶级约占总数的7%。官僚资产阶级这时为数很少，绝大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约占总数的93%。从产业来看，产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分别占总数的6%、8%，商业资产阶级则占86%。从资本额看，大资产阶级只占少数，中等资产阶级居中，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

1903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推动了商会的组织。上海率先组成上海商务总会，天津、苏州相继成立商会。1911年全国各省成立的大小商会已有835个，这还不包括海外华侨商会。商会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它的产生和普及，大大推进了资产阶级的组织形态，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整合。商会的成立，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意识有所加强，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生成的标志。

资产阶级的出现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上升”因素。由于资产阶级构成中小资产阶级居于绝大多数，表现出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弱小，又表现出这个弱小的阶级力量在政治上的软弱。这个阶级力量弱小和政治上软弱，在这个阶级的政治代理人身上都有明显的表现，反过来，它又制约了这个时期的“上升”因素力度不是很大。我们从戊戌变法中可以看出来，从辛亥革命中也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