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的结局

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周边多事，边疆危机四起。1864年，乘全国各地发生农民起义之机，新疆地区发生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反对清中央政府的暴动，形成内乱局面。英国支持的浩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军事首领阿古柏趁机入侵，占领整个南疆和北疆部分地区。俄国则以“安定边境秩序”为名，向伊犁地区发动进攻，占领伊犁地区。俄国声称“只以中国回乱未靖，代收收复”，此后占领伊犁地区长达十年之久。1875年清政府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出兵新疆平乱，经一年半的战争，击败阿古柏匪军，1878年2月收复新疆南北两路。接着清政府派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前往索还伊犁。崇厚昏聩无能，与俄擅签《交收伊犁条约》，把伊犁西、南大片土地割让给俄国，引起国人激愤。1880年清政府又派曾纪泽使俄，交涉改约。经艰苦谈判，重订中俄伊犁《改定条约》，争回了伊犁南境大片领土，以西境较小地区交换伊犁。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正式建省，任命湘军将领刘锦棠为巡抚。新疆设省，使西北边疆渡过了危机。

明朝初年，琉球王国就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宗藩关系。1871年，琉球渔民因渔船失事漂流到台湾南部琅峤（今恒春镇）地方，其中50余人被当地牡丹社居民杀死，其余12人被送到福建，由福建官方送回琉球。日本企图利用这个事件发兵入侵台湾。1873年，日本封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强行把琉球视为属国。1874年初，日本设立“台湾蕃地事务局”，借口琉球船到台湾避风被当地人劫杀，出兵3000人攻台。日军在琅峤登陆，对当地居民进行烧杀劫掠。清政府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海陆军到台湾抵御日本侵略。由于美国、英国偏向日本，劝诱中国妥协，也由于日本实力还不够，日军在台瘟疫流行，清政府与日本订立《北京专约》，规定日军撤出台湾，中国赔偿兵费50万两息事。条约中把琉球渔民说成“日本国属民”，等于承认原中国的属国琉球归日本保护。次年日本便派官进驻琉球，阻止琉球入贡中国。1879年更公然废除琉球国王，改琉球为冲绳县。日本此举当即遭到清政府抗议，中日之间就琉球地位问题谈判数年，琉球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1888年，日本已决心用战争手段解决中日关系问题，便主动放弃谈判。此后，清政府不承认冲绳县，只承认琉球国。经此事件的刺激，中国提高了东南海疆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加快了海军建设的步伐。为防日本进一步图谋台湾，清政府加强了台湾的守备，1885年台湾正式建省。台湾建省，把台湾府从福建省划出来，大大提高了台湾地位的重要性，提高了台湾省在国家的地位。

在吞并琉球的同时，日本开始染指朝鲜。1875年日舰侵犯朝鲜江华岛，翌年，又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以“朝鲜为自主之邦”的名义离间中国与朝鲜的传统藩属关系。1882年朝鲜发生带有反日色彩的“壬午兵变”，日本决定出兵干涉。为阻止日军侵朝，清政府应朝方要求派兵入朝。两年后，日本又在朝鲜策动“甲申事变”，劫持朝鲜国王，成立亲日政权。驻朝清军在袁世凯的率领下平定了这次事变，却引起中日对抗。1885年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双方协议同时自朝鲜撤军，将来如再出兵，须彼此知照。这样日本便获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对朝派兵权，为日后的中日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英国占领印度后，接着又占领缅甸，进而觊觎中国云南。1874年英国派柏郎上校率武装人员企图开辟缅滇交通，驻北京的英国使馆派翻译马嘉理从云南入缅迎接。次年这伙人在中国境内与边民发生冲突，马嘉理被杀。清政府的对策是力求避免开衅。案件发生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看准了这一点，向英国政府报告说：在处理马嘉理事件时，离不开武力威胁，他致电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勋爵说“即使在舰队增援之前我将各种问题都解决了，派遣强大的增援也会证明我们曾经是认真的”。作为清政府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处理滇案问题上，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维护英国利益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在得知马嘉理被杀的当天，在日记上表示，如果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行事，它将使用武力，让中国为此付出代价。英国政府百般讹诈，要挟清政府，1876年9月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除了赔款、惩凶、谢罪等条款外，还允许英人进入西藏、云南、青海、甘肃等地，并扩大英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和通商特权。

利用《烟台条约》，英国又不断策划入侵西藏的图谋。1884年，英军从锡金越境，闯入后藏，企图挑拨班禅与达赖的关系。两年后，又派兵集结西藏亚东以南边境。1888年英军进攻西藏隆吐山要塞，当地军民奋勇抵抗，最后清政府撤换了驻藏大臣，与英国“罢兵定界”，签订《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及进口货物五年不纳税的特权。与此同时，法国和俄国也争相向西藏伸展势力。

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洋务派采取“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施政方针。在危机处理过程中，李鸿章等人一味以消极退让换取和平，结果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还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使国际环境变得愈加对中国不利。中法战争就是突出的事例。

法国早就想变印度支那为它的殖民地，17世纪就开始了对越南的侵略。把越南变成进攻中国的根据地，是法国的基本方针。19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大规模入侵越南。中越之间早已存在传统的宗藩关系，法国侵越，必然引起中法的交涉与斗争。对法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中国在越南的驻军一直保持了克制，而太平天国失败后由广西撤退至越南境内的一支农民军却屡屡出动，几次大败法军。这支军队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被越南国王任命为三宣提督，受命协防越南北方。法国侵略越南，引起中国不安，越南也请求中国援助。1883年，法军攻克越南京城顺化，越南国王投降，签订《顺化条约》，承认法国为其保护国。12月法军以孤拔为统帅，进攻黑旗军和驻在越南山西地区的清军，中法发生军事冲突。次年法军进逼中越边境，与中国形成对峙局面。对此事态，左宗棠、张之洞等一些官员主战，李鸿章等人则强调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争”。慈禧授权李鸿章与法国谈判，李以双方撤军，法不向中国索要赔款的条件为满足，与法国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清军撤回边界。

签约后法军气焰大长，不等中方撤军便抢占谅山，中国军队愤而还击，发生所谓“谅山事件”。法国方面恼羞成怒，法国报纸兴风作浪，煽动战争狂热。7月12日，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以最后通牒向总理衙门提出中国军队立即从越南北部撤退，赔偿军费2.5亿法郎，否则就要占领中国港口，“自取押款”。

谅山事件成为法国扩大侵略的借口。1884年7月，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队进入闽台海面，封逼马尾港。1884年8月初，法舰进犯台湾北部的基隆，被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击退。法国夺占基隆没有得逞，转而集中力量攻击福州。

法国海军兵临福州，清政府一味寄望谈判解决问题，不做备战准备。8月22日晚，法国舰队司令孤拔召开各舰长会议，布置作战方案，决定在次日下午退潮时发起攻击。由于中国兵舰均拴泊在码头固定位置，退潮时船头及主炮朝里不易掉头，而每一舰都被法舰事先用重炮瞄准完毕，挨打、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

23日，已驶入马尾港的法舰突然向港内的福建水师开火，中方舰只仓促应战，旗舰“扬武”号在未及起锚的状态下用尾炮击中法旗舰“窝尔达”号，自身也被鱼雷击中下沉。炮舰“福星”号在管带陈英（船政学堂三届毕业生）指挥下，直冲敌阵，向大于自己数倍的法战列舰“凯旋”号开火，“凯旋”号重炮反击，陈英牺牲，三副王涟（船政学堂五届毕业生）继续指挥，直至全舰沉没。炮舰“振威”号最早向法舰反击，旋遭三艘法舰包围，以5门炮对43门炮奋战到底，管带许寿山（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与舰同归于尽。其他如“福胜”号管带叶琛、“建胜”号管带林森林、“飞云”号管带高腾云等人也都率部拼死抵抗，壮烈捐躯。海战中，福建水师近30艘舰船几乎被击沉击毁，官兵阵亡近800人。法军连日在马江两岸大肆烧杀破坏，炮轰马尾造船厂，焚烧民房，击毁炮台，然后撤出马江，准备以全力封锁和攻占台湾。当时的外电评论说，这不能叫战争，这是屠杀。

马尾海战，中方失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上层消极避战，寄望求和，不做准备，听任法国舰只驶入自己的军港，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清政府不同意福建官员拦阻法船入口、“塞河先发”的建议，指示他们不可“先发开衅”。法舰越来越多，与福建水师兵轮同泊一港，法舰积极备战，中国兵轮奉命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二是中法海军实力对比悬殊，开战当天，法国方面有军舰8艘，其中两艘为铁甲战列舰，5艘为巡洋舰，总吨位14514吨。有炮77门，几乎全为大口径后膛重炮。中国方面的11艘舰只，有9艘是木壳小炮舰，总吨位6500吨。有炮45门，多为前膛炮，发射时需要从炮口填药装弹。战斗中，中国炮舰朝法舰不停射击，由于距离近，命中率很高，但因炮弹威力小，没有给法舰造成致命伤。而中国舰船却经不住法舰的重炮，中弹后很快洞穿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实力落后于法国造成的。

马尾海战后，清政府于8月26日下诏对法宣战，宣布中国因“法人背约失信，众怒难平，不得已而用兵”，命令各军相机进取，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要合力攻击，悉数驱除。刘永福也被授予记名提督的头衔，指挥他原有的队伍作战。战争由此扩大到中国本土，中、法间的外交关系随之断绝。

法国的蛮横恣肆激起人民的愤怒。上海《申报》评论说：“今日之时势，倘令中国百姓人出一法郎以为兵饷而竭力以攻法人，则未有不踊跃乐输者。即贫户无从出钱，使之编入营伍，前驱杀敌，莫不心悦，虽蹈汤火亦所不辞。”战争再度爆发后不久，香港中国工人、各地广大群众以及寓居国外的华侨，采取各种方式表达对法国侵略者的愤恨和对抗法斗争的支援。9月初，一艘参加过轰击基隆，后来在企图驶入闽江时被中国炮台打伤的法舰“加利桑尼亚尔”号开到香港船坞，船坞中的中国工人罢工，拒绝修理。英国公使巴夏礼就已注意到一些通商口岸的群众反对外国侵略活动的迹象。他特别举出天津、汉口、上海、福州和广东，称之为“人民的行动最容易指向外国人”的地方，而福州、广州尤其显著。海外爱国华侨也关怀祖国的抗法斗争。美国旧金山华人出金50万两助饷，日本神户、横滨华侨富商公议，愿集捐饷银100万两，古巴华侨捐银1.4万余两，新加坡华侨凡资产稍丰的，都竭力捐输。

陆上战争在中越边境镇南关展开。1885年3月，法军进攻镇南关，两广总督张之洞起用老将冯子材督军。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冯子材在关前构筑长墙，顽强坚守。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70多岁的冯将军手持长矛，大吼一声冲向敌人，全军振奋，把法军击溃，毙敌千余人。中国军队乘胜追击，收复谅山。法军败耗传到巴黎，法国的政局立刻动荡起来。法国人民对政府的殖民政策久怀不满，这时他们的愤怒终于爆发。1885年3月30日，巴黎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并聚集在议会外面和外交部前，高呼“打倒茹费理”等口号。在群众的压力下，茹费理内阁倒台。

越南北部战场上的胜利改变了战争的形势。中国军队已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冯子材筹谋从越南北部驱逐法军，决定进攻北宁。法国的军事失败和政治危机同时临头，处境困难。恰在这时，4月4日，清政府经过长期秘密谈判，与法国在巴黎签订了停战条款，在重新肯定李、福《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有效的基础上停战议和。

4月7日，清政府命令前线停战。6月，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谈判签订和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规定中法两国共同勘订中越边界；云南、广西两省的若干地点开埠通商，对法国货纳税“较减”；中国方面如需修筑铁路要向法国“商办”。刘永福的黑旗军也被清政府招安调入国内，后来派往台湾驻防。就这样，清政府以军事上的胜利，换取的仍是对中国不利的不平等条约，被人称为“不败而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