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英法联军侵略中国

正当太平天国起义弄得清政府手忙脚乱的时候，英法两国发起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不得不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所以发生，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满足。《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许多特权，但还想要获取更多的特权。英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是要强迫清政府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以保障当时英国在华最大的经济利益——鸦片贸易。谋求在华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

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英国政府就在考虑对华发动新的战争。“1850年9月29日，巴麦尊写道：很快就可以通过对扬子江下游重要据点的占领以及切断大运河的交通来对中国实行‘新的打击’。他写道：‘中国人在对唯一能使他们信服的论据——大棒论据退却以前，就不仅应该看到这根大棒，而且应该感到这根大棒确实打在自己的背上。’1851年9月，巴麦尊询问包令究竟在什么时候最宜切断对北京的大米供应，中止大运河和长江会合处的粮食运输。”

战争发生源于英美等国对中国的修约要求。要求修约，是西方列强企图从中国拿到更多权益的策略手段。早在1853年，英国就利用最惠国待遇和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有关12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动的规定向中方提出修约要求。同年5月，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文翰提出修订《南京条约》问题，要他向中方提出：中国应毫无保留地给英国人开放全部城市和港口，英国人走遍全中国不受任何限制。文翰接到训令时，太平军北伐部队已攻进天津附近，文翰感到太平军与清政府之间谁胜谁负难料，就把训令搁置起来。7月，美国向清政府提出帮助镇压太平军，以此作为诱饵，以修约扩大在华权益。清政府怀疑美国的动机，没有接受。英国要求修订《南京条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南京条约》是一项政治条约，不是商约，没有修订的规定；而修约本身不能包括在最惠国待遇之内。英国利用中国当局不了解欧洲人的国际关系知识，加以蒙哄和欺诈，清政府只有被牵着鼻子走了。

1854年，英国、美国、法国都在进行修约活动。英国利用《南京条约》届满12年，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12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动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但这些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绝。

1855年，美国任命传教士伯驾为驻华公使，给伯驾的任务是要他从清政府取得公使驻京、无限制扩大贸易以及取消对个人自由的任何限制三项主要权利。伯驾知道，《望厦条约》只规定了12年后作细小的修改，但他认为：“为了达到各国政府的最大利益，不仅细小的修改，而且激烈的变更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必须采取强硬手段”。他在来华前，遍访了伦敦和巴黎外交部，取得一致意见。1855年8月，伯驾希望北上渤海湾，逼迫北京政府举行修约谈判。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说：“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从中国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因为各国军舰尚未调到远东来，没有军力支持，这次北上行动未能成行。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届满12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英、法也乘机提出同样的要求，再次遭到清政府拒绝。这样，发动一场新的对华战争便提上日程。

这就是说，用战争手段，达到逼迫清政府同意修约的目的，这已经是既定决策。战争已经逼近中国头上了，清政府还浑然不觉。

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俄国战败。这时候，英、法、俄等国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各国军舰都可以移师中国了。在克里米亚战场上厮杀的对手，在中国成为合作的伙伴。利用战争手段已经决定，侵略者总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正在这时候，马神甫事件发生了。尽管这是一个突发的个别事件，对于法国来说就是一个好借口，但是，对于英国来说，这个借口还不太有力。不久，“亚罗”号事件发生了。

“亚罗”号是一艘走私的中国船，曾在香港注册，但已过期。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黄埔逮捕了船上的几名海盗和涉嫌船员。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硬指此船为英国所有，并且捏造船上曾悬挂英国国旗被中国兵勇侮辱，要求送回被捕者和公开道歉。两广总督兼管理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叶名琛先是据实复函驳斥，后则妥协，将所获人犯送到英国领事馆。但巴夏礼蓄意扩大事端，拒绝接受。23日，英军突然闯进珠江，进攻沿岸炮台。接着又轰击广州，一度攻入内城。后因兵力不足，于1857年1月陆续自省河撤走，等待援军。

1857年春，英国首相巴麦尊极力主张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但反对党在议会辩论中举出包令承认船籍登记证无效，船不在英国保护之下，但千万不要泄露给中国人等事实质疑巴麦尊。议会下院通过对巴麦尊的不信任案。巴麦尊便解散下院，在改选后的下院获得多数议席后，终于通过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并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前来中国。英国政府还建议法国与之共同行动。

法国的借口则是所谓“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中国内地活动，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法国便以此事件对中国进行讹诈。为了换取英国支持它在越南“自由行动”，并取得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不受干涉的保证，法国欣然接受英国的建议，派葛罗为全权公使，率军来华，协同英军作战。

1857年10月，额尔金和葛罗先后率军到达香港。11月，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分别赶到香港。12月，英法联军5600余人（其中法军1000人）开始在珠江口集结。英、法向叶名琛投递照会，要求进入广州城，赔偿损失，限10日答复。叶名琛不予理睬，却又不作战守准备，结果在英法联军攻入城内后束手就擒，被解往印度加尔各答囚禁。当时有人形容他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广东巡抚柏贵等人则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三人委员会严密监视下继续担任原职，替侵略者维持地方秩序。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由西方殖民者一手操纵的地方傀儡政权。

英法联军根据其本国政府在出兵时的指示，决计北上，直接和北京打交道。在几乎重复1840年北上进军的航行后，他们于1858年5月夺取战略要地大沽炮台，威胁要占领天津。6月，由于北京的门户已向英法联军洞开，清政府在俄、美两国公使的所谓“调停”之下，与侵略者开始谈判。俄、美两国首先获利。6月13日和18日，中俄与中美《天津条约》相继签订，两国攫取了许多特权。尤其是中俄《天津条约》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订明边界”, “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为沙俄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26日、27日，中英与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订。主要内容有：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即蓬莱，后改烟台）、台湾府（今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今海口）、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英法等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修改海关税则，减少商船船钞；赔偿英国银400万两，法国银200万两。11月清政府于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按价值2.5%的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咸丰皇帝批准了《天津条约》。

1859年，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前来与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三国公使各自率领一支舰队，6月间到达大沽海口。其中英国舰队即有战舰、巡洋舰、炮艇共10余艘，军队2000人。清政府派直隶总督与三国公使接洽，指定他们在北塘登陆后，经天津去北京。又令沿途地方官备办供应，妥为照料。英法公使蛮横拒绝按照指定路线进京，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坚持经大沽口溯白河进北京。25日，英法联军突然袭击大沽炮台。大沽炮台自1858年后就已增强了作战能力。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中国守军第一次齐射就击中英军旗舰，经一昼夜激战，击沉击毁英法兵船10余艘，毙伤敌军400余名，英舰队司令也受了伤。美舰队司令大喊“血浓于水”，煽动美国士兵的种族主义情绪，帮助英法军进攻，也未能挽回败局。英、法军只得狼狈撤走。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

大沽战前，俄国公使与清政府在北京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大沽战后，美国公使与清政府的代表在北塘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英、法公使则不理会清政府要求他们由北塘进京换约的照会，率舰队南下上海，准备调兵再战。英、法两国政府在得知大沽事件后，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前来中国，其中英军有军舰79艘，地面部队2万余人，雇用轮船126艘；法军有军舰40艘，陆军7600余人。如此庞大的军力，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史上也是罕见的。1860年4月，英法联军陆续抵达中国沿海，接着先后占领舟山、大连、芝罘（今属烟台），并封锁渤海湾。俄使伊格纳提耶夫和美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行动。

8月1日，英、法联军以舰船200余艘，陆军1.7万人，分别由大连、芝罘开拔，避开大沽，在未设防的北塘从容登陆。旋即占新河，陷塘沽。大沽在后路已断、孤立无援的情形下失陷。僧格林沁在咸丰帝谕令下统领所部连夜撤出大沽南岸炮台，绕过天津，赶往通州一带布防。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方面提出，除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求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等。清廷下令桂良等不得签字，坚持英、法先退兵，后定约。谈判破裂。俄使竭力煽动英、法联军尽快进入通州，不给僧格林沁在这个城市设防的时间。9月初，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清廷以怡亲王载垣等为钦差大臣，与侵略者在通州再开谈判。由于担任英国使团中文秘书的巴夏礼节外生枝，提出进京换约时须向皇帝亲递国书，致使谈判再度破裂。18日，僧格林沁率部截拿巴夏礼等39人，并与联军先头部队在张家湾、八里桥大战。两次野战，双方都投入空前兵力。清军的马队冒死冲锋，但在敌军猛烈炮火下损失惨重，并冲散了跟进的步兵。联军先头部队的弹药消耗一空，而人员伤亡较少；僧格林沁等部清军却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22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皇由圆明园逃往热河（承德），留下其弟恭亲王奕负责议和。在北京的清朝官员释放了巴夏礼等人，但额尔金却以巴夏礼等遭受“苛暴”为由，决计对清朝皇帝进行“报复”和“惩罚”。10月18日、19日，根据额尔金的命令，英军大肆劫掠、焚毁了圆明园。这座经营了150余年、耗银上亿两，聚集了古今艺术珍品和历代图书典籍的壮丽宫殿和园林，如今只剩下些烧不烂、抢不走的石柱，在默默诉说着侵略者的暴虐。

奕在英、法的武力逼迫和俄国的恫吓挟制下，于10月24日、25日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这两个条约不仅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而且规定：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归英属香港界内”；退还以前禁教期间没收的教产，由法国公使转交各处教民；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800万两，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鸦片以“洋药”名义，纳税进口，实现了鸦片贸易合法化。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所谓“条约体系”业已形成。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了。《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近代中国“沉沦”继续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