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西法模仿时代的对外关系问题（二）
——中法战役与海军衙门的创设
一、安南与中国的关系 安南与中国的关系，就历史上说，比新疆还要早；就文化上说，感受中国文化的程度比新疆更深，所有一切典章制度文物，无不成为中国化；但就政治上说，时隶中国版图，受中国的直接统治，时复脱离，仅为朝贡的藩属国。在清代的几百年间，便仅为中国的藩属国，按期向清廷朝贡，清廷对于它的内政外交，一切不加干涉；遇新王即位，与以册封；遇有内乱，则派兵征讨抚定之；定后仍听其自治。故在政治的关系上，还不如新疆的密切。因此，当其被法国势力蚕食时，中国政府全未注意；直到法国的势力由下交趾蔓延及于北部安南，影响于滇桂的边境，中国始有危险的感觉。及至感觉危险，已有不能救济之势了。
二、法国侵略安南的由来 法国与安南发生关系，远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安南王室本属黎氏，乾嘉时，阮、郑二族争权，发生内乱；阮嘉隆王（广南王阮定之侄）依赖法国的援助，取得安南的王位，渐受法国势力的支配。到洪杨战役期间，法国已用武力夺取下交趾，据西贡为根据地；此时清廷方为太平军所苦，自然没有余暇顾及藩属国的事情。再进至同治朝，法人因为湄公河不适于航行，旋以法国商人在云南贩卖军械（时云南有回乱，马如龙为剿灭回匪故，需要外国军械，由法商秋毕伊[或译作屠甫夷，又或作久辟酉]供给），发见北部安南的富良江（即红河）可以直通云南，便蓄并吞北部安南之志至。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用诡诈的手段与安南政府成立一种条约，表面上说是承认安南为独立国，实际上已把安南作为法国的保护国了。条约共十条，其要点如次：
（一）法国以王礼待遇安南国王，承认安南为独立国；
（二）安南如有内乱外患，法国尽力援助，并供给安南各种军械及需要人员；
（三）此后安南之外交事务悉依法国指导；
（四）下交趾六州之地割让于法国；
（五）沿富良江至中国边境之河道，许法船自由航行。
法人与安南定约后，于次年（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由驻北京法国公使以条约全文通告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廷见约文中有承认安南为独立国的话句，覆书不承认。覆文的大意说：“法安两国和约之副本已收到；然约中有承认安南为独立国之语，为中国政府所不解；安南自昔为中国属邦，故中国政府，不能公认此条约。”法公使署的华文翻译员，把中国的覆文译成法文时，译得极简单模糊，法公使以为中国已承认了。清廷既不承认，便应该再有一种积极的行动，但是把答复法公使的覆文发出后，暂时竟别无何种积极的举动。
三、法国活动的进展与中法争议的酝酿 法国方面根据法安条约，积极施行预定的侵略政策，至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竟于北部安南富良江流域的河内、海防二府配置守兵，于江岸要地自行建筑堡垒。安南政府渐渐知道前次的条约不利于安南，仍旧想受中国的保护，与法订约后，仍旧向中国进贡两次（一八七六年及一八八〇年）；法人干涉不及。又安南政府想利用刘永福的黑旗党势力（刘永福本为太平军的余党，失败后率余党亡命安南边境，据地自雄）来对抗法人，富良江上游的法国航运常受其威吓妨害，故有配兵筑垒之举。法人在富良江配兵筑垒时，中国滇省的总督刘长佑见法人的行动可怕，奏请清廷注意，清廷至此始谋向法政府提出交涉。此时正值伊犁问题，与俄国发生最严重的争议；曾纪泽由英赴俄，经过巴黎，略向法国政府试采风色；清廷因为对俄交涉紧迫，不敢积极行动；次年（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伊犁问题解决，曾纪泽回巴黎，向法政府提出关于安南事件的抗议，无结果。又次年（一八八二年），法国在安南已与黑旗党刘永福发生战事，法军炮击河内；曾纪泽又向法政府提出抗议。法国主张安南为独立国，谓中国无干涉之权；曾氏再三抗争，谓一八七四年的法安条约，中国早已声明不承认；法政府不为所动。清廷见法人在安南的军事行动日进无已，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令由滇粤派兵进入安南边境。时李鸿章方丁母忧回籍，清廷强令出任艰难（因此时朝鲜方面亦与日本发生冲突）。法国方面亦发生内阁更迭的事情，继任内阁政策较平和，令驻华法公使与清廷会商平和解决方法。由李鸿章与法使会议，成立一种中法平和草约，把安南置诸中法两国共同保护之下。草约成后，法国内阁又更迭，继任内阁又属诸积极侵略派，不满于草约内容，未批准，并将原任法使调回，别任驻日法使脱利古来中国；一面由议会通过远征军费案，并另组远征舰队。中国方面见法国悔约，主战的空气也很浓厚，但是李鸿章极不愿意有战事发生；曾纪泽在法国，见清廷久无一定主见，十分焦虑。法国方面的军事行动，以讨伐黑旗匪党、迫令安南政府履行条约为口实；中国方面的进兵，始终仅以保护边境为词，因为李鸿章既不愿意有战事，清廷亦无对法开衅的勇气，故一面向法国主张对安南的宗主权，一面又不敢向法国作积极敌对的表示，所派去的军队只在安南边境上隐为刘永福的后援；安南政府全无实力，所靠者也全在刘永福的黑旗党。法军首先把安南首府攻下，迫令安南政府与法另结保护条约；中国仍旧只作口头上的抗争。此时中国的军队已达到安南的谅山、北宁、大原、兴化等处；刘永福已受清廷的任命，黑旗军已与中国的军队联合；但清廷仍是希望和平解决。到次年（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春间，法军向北部进展，黑旗兵与中国的军队皆败退，北宁、大原、兴化等处皆为法军所占领。中法的战端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但是清廷仍无战意。
西太后听说战端已经开始，北宁等处失守，恐怕法国舰队乘间侵入沿海各省，异常愤怒，责备廷臣措置失当，将恭亲王奕
以下各军机大臣一律免职，以醇亲王奕譞（光绪帝之父）代奕。旋以广东税务司德人德璀琳居间调停，清廷又命李鸿章与法使在天津开和平谈判，于是年四月，成立简单条约五款：
（一）法国保证不侵犯中国之边境；
（二）中国承认法国与安南所订之一切条约，现屯北部安南之中国军队悉撤至中国境内；
（三）法国不要求赔偿军费；
（四）自后法国与安南或结新约，或改正旧约，不插入有伤中国体面之词；
（五）由两国再派全权委员，对于本约各款拟定详约。
此约成后，李鸿章大受攻击，参劾他的奏章达四十七起。法国方面的侵略派，应该可以满足了；但是因为第四款尚含有默认中国对于安南保留宗主权的类似意味，仍不满足，未经议会批准，旋因谅山方面撤兵事，发生小冲突，又起一大波澜，中法的战争遂终不可免了。
四、战争的破裂及结果 在谅山的中国军队，尚未接到撤兵的命令时，法军即迫欲交割；中国军队以未接到命令，不允，遂起冲突。结果，法兵死伤共约数十人，法人大噪，说中国违背条约上的撤兵期限，致令法军蒙此损失，要求巨额的损失赔偿金。此时李鸿章因为受了所谓清议的攻击，极不人望，西太后不敢再用他当谈判之冲，乃命两江总督曾国荃与法使会议于上海。李鸿章既以外交软弱之故，受了多数士大夫的唾骂，法人的要求又极无理，曾国荃当然倾于强硬的一方面，对于法使提出的要求不予承认。法人因曾氏不承认赔偿金，便命法舰队向中国开始军事行动，想占领中国沿海一要地以屈服清廷；清廷以主战派慷慨激昂之故，也下令备战守，但实际仍无战意。法军以舰队三数艘炮击基隆，谋占领该处，被守将击退。法使向清廷提出最后通牒，清廷不屈，法使下旗离北京，法政府也命驻法中国公使李凤苞（此时曾纪泽已回伦敦原任）离去巴黎，国交正式破裂。法舰队即于是年（一八八四年）七月闯入闽江口，破毁中国保护福州船厂之舰队十余艘，并船厂破毁之。清廷得报大惊，始发出宣战之布告。法舰队继续攻扰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并封锁扬子江口以南各要埠，谋断绝中国南北海运的交通；北方漕运大感困难。适有一中国海关所辖管理沿海灯塔的小船，被法舰队捕去，不肯放还；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电令其驻英代理人康普倍（Compbell）向法政府交涉放还该船事，并乘间探查法政府有无和解之意旨。此时法政府见清廷于福州船厂破毁后，并无屈服的表示，法国内部的党争又极纷扰，援军的派遣极感困难，急欲谋和（法舰队司令官请攻占旅顺口，法政府不许，以援军派遣困难故也），便密向康普倍表示可以和解之意。康氏电告赫德，遂以赫德为介，秘密进行谈判，成立一种简单的基本条件，即中国仍承认前次由李鸿章与法使所订之五款，法国不再提出别种要求。中国的陆军在谅山方面与法军交战，起初，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到次年（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春间，以冯子材奋战之力，法军大败于谅山。冯子材于攻克谅山后，方与诸将商议进取的方略，忽然奉到停战的命令，异常愤恨；岑毓英所统之军尚未接到停战命令，犹并力进攻，破法军，克广威、成祥，进逼兴化，安南人大喜，旋亦奉到停战令而止。因为清廷早已允许赫德所介绍之和议，一得到谅山的捷报，便认为议和的绝好机会；法政府得到安南方面的败报，主战派的威势更杀。于是由英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清廷仍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使巴特纳（Patenôtre）会议于天津，于是年（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阳历六月九日）签订条约十款，其要点略如下：
（一）中国承认法国与安南所订一切条约；
（二）中国择劳开以上、谅山以北二处，开为通商口岸；
（三）法国撤退基隆、澎湖之军队；
（四）中国将来筑造铁路可雇用法国工程师；
（五）两国另派委员勘定中国与安南之边界，协定陆途通商条约。
自此，安南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完全断绝。中国虽然免了赔偿费，但所蒙经济上的损失，共达一万万两以上（据李鸿章与曾纪泽书谓，因此战发生之新债务，亦达二千万），并且替法国开放了一条由安南进攻云南的途径。
此次法国的成功，成功于侥幸；中国的失败，失败于寡断。那些空口主战的清流书生，完全不懂得内外的情势，固不足道；曾纪泽是当时比较明白的人，平素与李鸿章同意志，又留驻欧洲有年，对于当时法国的内情，观察比较清楚，知道法国的弱点；李鸿章则只知道中国的弱点；故曾、李二人，对于此次的问题，意见也不一致。外国人的议论，谓李为主和派，曾为主战派，其实曾氏并不一定是主战，不过他是偏于强硬对付的一方面。他相信法国尚没有可以持久作战的兵力、财力，党派纷争，内阁三两月一倒，政策难于澈底；假使中国老早就表示强硬，积极的准备实行对抗，并不要真正开战，法国侵略派的威势是可以屈挠下去的；故他老早就希望政府采取断然不屈的态度。李鸿章认定中国此时断无对外作战的能力，那几艘微弱的军舰断不能防护辽远的海岸线，自己所部的陆军也不能开到安南去（因为此时朝鲜已发生问题，朝鲜比安南更重要），滇粤方面的军队未必可以作用（李鸿章与人书，谓南省军队对于新式军械尚不知使用），万一决裂，那一点经营多年的微弱海军基础，必根本破坏；他并不知道法国方面也有弱点，故他始终不主战议，即到法军炮击基隆时，尚不愿福州方面的海军取敌对行动（关于曾纪泽与李鸿章对此次事变的态度，可参看二人全集中之书札）。西太后一面相信李鸿章的稳重见解，一面又为那些空口主战的清议所激动、所包围；所以也是时硬时软，游移不定，直到福州方面海军覆没，始正式宣战。故此次中国的失败，可以说是失败于“游移寡断”四字。
五、朝局的小变动 在恭亲王奕居军机首班时，朝局虽甚腐败，尚有一点畏惧清议。因为当时所谓清流的言官倚李鸿藻为后援，最喜欢以敢言博声誉，谋升迁；鸿藻亦居军机，与奕相倚托。西太后早已不喜欢奕。安南事急，别有一派夤缘势力的人物，想借此排去李鸿藻，游说当时的言官，谓枢臣应付法越事情失当，上章弹劾。（两广总督张树声于李鸿章丁忧期中，署理直隶总督，谋见好于张佩纶，奏调佩纶帮办北洋军务；反对者谓疆臣不得奏调京僚，佩纶因此不能即得外简，反恨树声之奏调为多事；树声恐佩纶不利于己，乃由其子游说言官，弹劾枢臣，以去佩纶之奥援李鸿藻。）西太后便乘此将奕等所有军机大臣，一并免职，而代之以醇亲王奕譞。奕譞援引孙毓汶等入军机，自此朝局更腐败，所谓清流派的言官也失了倚伴，贿赂公行，上下俱无所忌惮了。这是此期中朝局一个小变动。
六、海军衙门的创设 福州的船厂和舰队，在此次战争中破坏了，但在北京方面却酝酿了一个海军衙门出来，使清廷对于李鸿章等平素主张扩张海军的信念更深一层。在中法战役以前，直隶、江南及闽粤各省已经有了若干艘新式小兵舰，分隶于各省；那些兵舰大概都是由各省督抚筹款制造或订购而来的，故悉由各该省调遣使用。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因为台湾事变，与日本发生争议，筹备海防之说起，李鸿章主张向外国定购铁甲巨舰，得旨允行，自此陆续定购，到中俄伊犁问题发生时，已经向外国定购了铁甲舰若干艘，但尚多在制造中。英人戈登由天津回国时，向李鸿章提出临别赠言二十条，其第七、八两条说，中国宜先整顿陆军，然后再议水师；陆军劲旅无多，水师终于无用，急费巨款购舰，甚为失计；其第十四条又说：“中国应有专管陆军大臣一员，并专管水师大臣一员，该二员须常往各处巡视一切。”（戈登临别赠言见《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中，多切中情弊语）戈登此时，已把中国军事无全体计划及不统一的根本毛病看出，故所言如此。但李鸿章的地位是一个地方长官的直隶总督，没有统揽全局的权责，他虽把戈登的赠言录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该衙门也不是统筹全局的机关，并且管理该衙门事务的各大员，大都是些没有眼光的庸人，当然没有人注意戈登的建议。及中法战机迫切，法国海军舰队出没于中国海面，沿海各省所管的几艘兵舰，各欲恃为防护各该省海口之用，没有一个可以自由调遣的机关；那几艘薄弱的小兵舰，本来就没有防卫海疆的能力，加以在这种不统一的情形之下，势力更等于零。因此，始感觉戈登的赠言中所说甚有理由；初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张佩纶建议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创设水师衙门，管理全国水师。恭亲王甚以为然，便想要李鸿章担任办理此事。李氏乘机答复总理衙门，请仿各国先例，在北京设立海军部，自己或可襄办其事，但是军机处不以为然。正在拟议间，恭亲王及各军机大臣忽被西太后免职，议途中止。未几，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临出京时又奏请设水师衙门，特简重臣经划一切；奉旨饬下南北洋先行会议；此时方在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的春夏间，中法战事尚未正式破裂，但已去破裂之期很近了。会议尚无结果，而福州舰队已被破毁；幸订购的铁甲舰尚多未完成，北洋及江南方面，也尚有残余的几艘。及和议既成，设立海军衙门的议论，便见诸事实了。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阴历九月的谕旨说：
……前因海防善后事宜关系重大，谕令南北洋大臣等筹议具奏……兹据奏称统筹全局拟请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兴办等语，所筹深合机宜，着派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着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办筹议各事宜，统由该王、大臣等详慎规画，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
这道谕旨，便是设立海军衙门的正式公表。醇亲王奕譞以亲王资格总揽全权，下面设两个会办、两个帮办，都是一满一汉，恰与六部的堂官分为满汉两组同一办法。但醇亲王只有一个总司全局的空名，奕劻与善庆对于海军的事务都是莫名其妙，一切计划经营全出于李、曾二人。但李氏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在身，驻保定、天津的时候多，未能长在北京；后来在海军衙门实际任事的人便全靠曾纪泽。李鸿章于前记谕旨发表后，与曾国荃的书中说：“鸿章在京，勾留两旬，召对五次。敷陈时事，愧无以仰赞高深，与当轴意见不能尽合。大抵禧圣（指西太后）与醇邸，锐意图政，欲力变从前媕婀虚饰之习，而诸臣墨守旧规，似不足振兴。亦不敢有所建白。……海军一事，条陈极多，皆以事权归一为主，鸿章事烦力惫，屡辞不获，虽得两邸主持而仍不名一钱，不得一将；茫茫大海，望洋悚惧，吾丈何以教之。”次年（一八八六年）阴历正月，又与曾纪泽一书，说：“……海军之役，同舟共济，藉资赞襄，鄙人方幸卸肩有期，执事乃欲称病避事（曾纪泽此时尚在欧洲未归，尝引病辞却帮办海军之事）。受恩深重，只可鞠躬尽瘁，徐图干济时艰耳。法事平后，各省须还洋债近二千万；海军无可恃之饷，尚未能多购巨舰，将才尤乏。欲仿英制万分之什百，一时实办不到。甚盼及时采仿西国水师兵制，以备他日逐渐振兴，公其有意乎？”观此二书，可见李氏的苦心孤诣，及对于曾纪泽的期望。但是他虽向曾国荃说“禧圣……锐意图政，欲力变从前媕婀虚饰之习”，后来的海军衙门却变成了“禧圣”的“新内务府”。户部尚书阎铭敬，在户部千方百计的撙节，替海军衙门预备一点经费，那位“禧圣”时时向阎索取，弄得阎氏不能安于其位；阎氏一离户部，海军衙门的预备费变为“禧圣”的颐和园工程费了。曾纪泽后来在海军衙门，事事被满人帮办掣肘，因愤成病而死。北洋舰队虽于一八八八年成立了，有舰大小二十八艘，但是徒具形式，组织的内容及军需的设备腐败不堪。李鸿章于一八九〇年会同山东巡抚张曜亲出洋面校阅后，颇表示满意，谁知甲午的大耻辱，便在此时安置了伏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