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曾国藩与湘军的崛起
当洪秀全等在金田起兵时，曾国藩还是一个侍郎，在北京朝廷供职；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向长沙进兵时，曾氏被任为江西乡试正考官，在安徽太湖的途次，闻母丧，丁忧回湘。此时正值太平军围攻长沙，曾氏在家守制。是年十二月，清廷谕湖南巡抚张亮基，谓：“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伊必尽心不负委任……”这道谕旨，便是曾氏出当大局与洪秀全对抗的出发点。但此时太平军已经攻陷武昌，清廷要曾氏帮办团练，只是要他帮办搜查本省土匪之事，并不是要他越境去打太平军。后来的湘军，虽以团练为起点，而团练的最初目的，并不是要使它成为一种平定大局的正式军队。由团练变为湘军，就是清廷的兵权，移入汉人手中的起点；其经过的情形，不可不分别叙明。
一、团练的由来与本旨 嘉庆时的教乱，是用坚壁清野与团练的方法平定的，在导言中已经说及；在道光朝晚年，两广盗匪蜂起，地方士绅举办团练，洪秀全等在金田起事，也是由于“保良攻匪会”与团练相对抗，前节也已经说及；江忠源在蓑衣渡击破太平军，损去太平军一员大将，也是由一种团练军变成的楚勇；楚勇之名，实先湘军而成立。在曾国藩出任团练事务之先，罗泽南及其弟子王鑫已在湘乡举办团练，为后来湘军的核心。凡此种种事实，皆足表明清廷经制军之无用，早已失去制服汉民族的效能。但各地方举办团练的本旨，纯为保持乡土的安全；就是曾国藩劝湖南各州县绅士举办团练的书，也是以保卫地方为言，书中说：
……团练之道非他，以官卫民，不若使民自卫；以一人自卫，不若与众人相卫：如是而已。其有地势利便、资财丰足者，则或数十家并为一村，或数百人结为一寨，高墙深沟，屹然自保；如其地势不便，资财不足，则不必并村，不必结寨，但数十家联为一气，数百人合为一身，患难相顾，闻声相救，亦自足捍御外侮。农夫、牧童皆为健卒，耰锄、竹木皆为兵器，需费无多，用力无几，特患吾民不肯实心奉行耳。……
曾氏作的《保守平安歌》三首，劝告乡人，第一首题曰《莫逃走》，第二首题曰《要齐心》，第三首题曰《操武艺》，都是劝导乡人齐心讲求自卫方法的话调。就是清廷对于团练的主旨，也只希望各地方，自己保持自己的安全而止，并没有要使他们能供政府调遣的意思。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冬间的上谕说：
……团练乡勇，乃民间自为守御，借以保卫身家，或各村自为一团，其经费应由绅董自行经理，岂可官为抑勒。且以守望相助之俦，辄复纷纷调遣，必至迁地弗良，转滋流弊。……
次年正月的上谕，又说：
嘉庆年间，川楚教匪，蔓延数省，嗣行坚壁清野之法，令民团练保卫，旋就荡平。……著各该督抚，分饬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剀切晓谕，或筑寨浚濠，联村为保；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胥吏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调遣。……
然则团练的本旨很明白，就是饷归地方人民自筹自管，团兵专卫地方，政府并不调出外省。所以当时举办团练的，并不止湖南一省，奉命举办团练的，也不仅曾国藩一人（安徽的吕贤基亦奉旨回籍举办团练，后竟死于舒城）。但事实上，清廷的正式军队既已无用，而太平军又非嘉庆时的白莲教党可比，汉族的人才，不能不由团练军露出头角来了。
二、由团练变为湘军 江忠源在新宁县所办的团练兵，早由赛尚阿从新宁调赴广西，以楚勇的名义，立功于蓑衣渡，大为清廷所赏识；太平军由湘而鄂，直下江南，清廷的经制军，惟向荣所统率的，尚能紧随太平军之后，时与太平军接触；一八五二年，向荣授为钦差大臣（赛尚阿因剿贼无功革职，徐广缙继任钦差大臣，徐又无功革职，乃以向荣继任）；太平军攻陷南京后，向荣所统大军，尾追至南京，驻南京城外，号曰江南大营。江忠源因所率楚勇屡立战功，一八五三年，授湖北按察使，令赴江南大营，帮办军务；于是，第一个举办团练的人，变为正式军队的要人了。江忠源授命后，率师东下，行至九江，闻太平军将由湖口进攻江西省城，江氏便先由九江疾趋至南昌拒守；太平军也随即到了南昌，江氏兵少，遂为太平军所困。江氏是曾国藩最赏识的好朋友；曾氏接奉帮办团练的谕旨后，因持母丧不欲出，郭嵩焘力劝，乃赴长沙任事；此时罗泽南、王鑫所练的团兵约千人，已由湘抚张亮基调赴长沙帮助防守；曾国藩见当时正式军队腐败无用，便令罗泽南、王鑫将所募团兵仿明代戚继光的兵法部署操练，作为“异军特起”的柱石。曾氏尝与其友文任吾书，谓：
……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十二次，渐新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自出省以来，日夜思维，目今之急务，无逾于此。
因为曾氏看定清廷正式军队第一弱点，在“败不相救”四字，故其言如此。及江忠源被困于南昌，驰书向湖南求救，曾国藩便令罗泽南等所部的团练兵，由醴陵等处驰赴南昌，援救江忠源，号曰湘勇；于是湘乡的团练军，由长沙到了江西，变为湘军了；不得“远行征调”的谕旨，已没有人想及了。这就是湘军的起点。
湘军到了南昌，南昌城外的太平军仅有文孝庙营垒数座，湘军屡攻不能下；此时，郭嵩焘在湘军营中襄助军务，探知太平军的主力全在文孝庙后面的舟中水师，文孝庙的营垒不过为翼蔽水师之用，故湘军无如之何。郭嵩焘因向江忠源建议说：“东南各行省州县多阻水；江湖一日遇风可数百里，贼舟瞬息可达；官军由陆路蹑之，其势常不及；长江数千里之险，遂独为贼所有。且贼上犯以舟楫，而官军以营垒御之，求与一战而不可得，宜贼势之日昌也。……”江忠源很同意于此说，立刻奏请清廷饬湖南、湖北等省仿照广东拖罟船式，各造战舰数十，饬广东制备炮位，以供战舰之用，并交曾国藩管带部署。奉旨即如所请办理；于是帮办团练的曾国藩，又要进一步创练长江水师了。
曾国藩在长沙经营团练军时，提督鲍起豹，异常嫉视他，兵与勇时起冲突，曾氏十二分的受气；他接到创办水师的命令后，托言衡永郴桂一带匪徒甚多，请移驻衡州，就近调度各处团兵剿治土匪，实则不欲再在长沙受鲍起豹一班人的压迫，要往衡州去独力经营水师。于一八五三年八月往衡州，得着彭玉麟、杨载福两个经营水师的柱石，便在衡州大造战舰，选将购炮（所用的炮多由广东购入，由陆路运衡）。此时太平军已弃南昌，陷九江，再向湖北进攻，武昌危在旦夕。是年十月，清廷谕曾国藩，说：
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酌带练勇驰赴湖北，所需军饷，着骆秉章（时为湖南巡抚）筹拨供支。两湖唇齿相依，自应不分畛域，一体统筹也。……
前此的上谕说团练兵“不得远行征调”，现在说“两湖唇齿相依，自应不分畛域”了。此时曾国藩抱定一个宗旨，就是“非把水师的基础弄巩固，湖南内部的土匪肃清，根据地不受影响时决不出与太平军作战”。清廷屡次下谕要他挑选练勇，酌配炮位、船只，顺流东下，救援湖北安庆，他总是坚决地不动。到了后来，咸丰帝急得无可如何，发起脾气来了，亲用朱墨批答他的奏折，说：
……现在安省（安庆）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令汝驰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可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钦此。……
但是曾氏还是不为所动，奏称：“饷乏兵单，成效不敢必，与其将来毫无功效，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咸丰帝又抚慰他，用朱批答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畏葸不前之罪，殊属非是。”到了一八五四年春间，太平军再入湖北，两湖总督吴文镕战死于武昌。再太平军并且溯江西上，向岳州进攻了。清廷急如星火，督促曾国藩出兵的上谕如联珠而下，如说：“曾国藩素明大义，谅不至专顾桑梓，置全局于不问，北重于南，皖鄂重于楚南，此不易之局也。”又如说：“此时得力舟师，专恃曾国藩水师一军；倘涉迟滞，致令汉阳大股窜踞武昌，则江路更形阻隔。朕既以剿贼重任畀之曾国藩，一切军情，不为遥制。”又如说：“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这是表明清廷穷蹙到了万分，完全没有办法，除非汉民族自己出来治兵，才能平定汉民族的内乱。曾国藩经营了几个月，至此基础渐固，于是统率水陆各军，顺流而下；虽在靖港受了一个大挫折，随即在湘潭大获胜仗；乘胜北进，到了是年八月，汉阳、武昌收复。咸丰帝闻捷大喜，向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当时有一位忌刻曾氏的伴食军机大臣祁雋藻答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帝听到祁氏这么说，便默然变了颜色。但因此便不用曾氏，不用湘军么？其势又不可能；九月的上谕说：“曾国藩既无守土之责，即可专力进剿，但必须统筹全局，毋令逆匪南北分窜。”旋又谕：“曾国藩经朕畀以剿贼重任，事权不可不专；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员，均归节制；倘有不遵调遣，迁延畏葸，贻误军机者，即着该侍郎专衔参奏，以肃戎行。”自此，曾国藩的湘军，便成为对抗太平军的中坚柱石，清政府的兵权移入汉民族之手，也成为不可免的事实了。
三、湘军的精神 日人稻叶君山说曾国藩的湘军，并不是勤王之师，其目的全在维持名教，实无异于一种宗教军；此说大概是对的。但说曾氏无一语及于勤王，则非事实。太平军攻下南京后，曾氏与江忠源书，说：“……逆贼在金陵恐不遽去；扼天下之喉，盐漕两事，不复可问；而京师饷项支绌，实有日不能支之势。为人臣子，一筹莫展，清夜自维，能无愧死。……”这不是表示要勤王的意思么？我们须知道：勤王忠君，就是所谓“名教”的一部分；既说他是以维持名教为目的，又说他不是勤王之师，这是稻叶氏未能看清“名教”两字的内容。曾氏讨粤匪的檄文说：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卖以取税，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自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官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耻于冥冥中者也。
稻叶氏因为檄文中没有骂洪秀全反叛皇帝，只骂他破坏名教，破坏旧道德旧宗教，便说他是一种宗教军，而不是勤王军。其实维持名教，便是尊王。故说湘军含有宗教军的精神是不错的，说他不是勤王军则误。当时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大多数，都是笼盖在旧道德旧宗教之下；就是非士大夫阶级的群众，也是一样。再看得深透一点，便是太平军中的名将忠王李秀成，与其说是信服洪氏的天主神权说，毋宁说是全为名教的精神所涵濡；李氏的名教精神在他的供状中随处流露，如说：“天王加封我与陈玉成二人……那时我为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我是为兵出身，任大责重；见国乱纷纭，主又蒙尘，尽臣心力而奏谏。……”又如说：“主与我母，被困在京，那时我在全邑（即全椒），日夜流涕。”又如说：“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识天情，自有升平之局。……严诏下颁，令我领本部人马，去取苏、常，限我一月回奏。人生斯世，既为其用，不得不从。……”又说：“……天王迷信过深，竟说天父天兄自能佑助，不必将政事办好……后来人心乱了，粮食尽了，还是讲天话，全靠天心，不挽回大局。”李氏攻陷杭州后，清政府的浙抚王有龄死节，李氏优礼送王榇回乡，说：“各扶其主，各有一忠。……生各扶其主，两家为敌，死不与为仇。”这不是李忠王的脑筋里面名教的观念多于神权的观念么？然而李忠王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有增减。曾国藩既是旧道德中的人物，他所吸引的一班同志也是和他一样，自然都是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不容异教的天主神权说来破坏社会的秩序。我们须知人类虽然是进化的动物，进化的程序是有时间性的。我们研究历史，不要忘了这个时间性去下判断。当时多数人既时浸渍在名教的观念之中，所以洪氏的天主神权说不能为社会所容，他们的天国平均制度也不能为人所承认。至于他们的排满主义，仿佛可以鼓动一部分人士，但当鸦片战争失败不久后，一般人痛恨“洋鬼子”的心理尚未全消，用洋鬼子的洋教来排满，反把排满主义的效力打消了；所以，太平军的神权主义，在时间性上是必失败的。曾氏的名教维持主义，还是时间性上的宠儿，就是到了甲午以后，还有许多人以渎乱圣经排挤康、梁，何况在甲午以前数十年的曾国藩，安得不用名教来抵抗洋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