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洪杨崛起以前的社会背景

洪杨革命军起，虽在一八五〇年，若就背景分析，当溯之于鸦片战争以前，而鸦片战争，则为其近的导线。兹列述其大概。

其一，为经济上的背景。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所谓“一治一乱”的周期律，每次统一约二三百年之间，必要经过十二次的小屠杀；到了二三百年又要经过一次大屠杀。自秦汉以来，这种周期律的表现是历历不爽的。对于这种周期律的解释虽有多方面，其最主要的，就是中国从秦汉以来，生产方法不曾有重大的革新，因之国民的经济生活全凭着土地的自然生产力；人口增加到了超过耕地面积和生产力所能容纳供给时，就发生多数的失业群众；结果就只有假手几个枭雄，率领一班生活无靠的群众，来实行屠杀；屠杀到了减少与耕地面积相当时，于是又归于平静。清代人口的增加数字约如下表：

前表中顺治、康熙两朝的数字是不可靠的，因为当时有丁税，户口的报告，隐瞒者多。雍正朝定“丁随地起”之制，以丁税摊入田赋中，无田的人不要纳丁税，户口调查的方法也变了，故至乾隆六年，人口数字一跃而达一万四千余万有奇。由乾隆六年到道光二十一年（即太平军暴发的前十年）共一百年，人口的增加约及三倍。（中间因白莲教乱，经过一次小屠杀，故嘉庆六年的人口数字较乾隆五十七年降低。）至于垦田面积的增加则如何呢？约如下表：

观前表，垦地的面积仿佛也是增加，但是增加的数字比起人口增加的数字来，实在小得可怜。并且到了道光十三年，比较前十一年，还减少了五十四万余顷。在此种情形之下，自然是土地不够分配了。一家之中，耕地不能与人口同时增加，若无别种生活方法则日贫；贫则由借债而至于卖田以济饥，于是助成商贾富豪的兼并；渐至土地集中于少数富豪地主之手，造成贫富悬隔多数群众失业的现象。若在工业生产发达的国中，没有土地的人，有多数都会的大工厂可容纳。我国在道咸以前，既然没有大工厂可以容纳多数贫困失业的群众，屠杀的周期律自然要随机表现了。加以对外贸易的鸦片输入逐年增加，现银流出日多，铜钱的价格低落，物价日趋腾贵，田赋的负担因银价腾贵而加重，农民的生活益困。并且在道光晚年，连岁皆有水旱的天灾；灾区之广，几遍于黄河及长江流域的各省。这都是促起屠杀的周期律表现的因子。此为经济上的背景。

其次，为政治的背景。关于乾嘉时代的政治实质，在导论中已摘要说及，此处不必多说。不过导论中所说及仅在官吏贪污的一方面；道光朝的政治，除了贪污以外，还别有一种作风，曾国藩名曰“掩饰弥缝，苟且偷安”。广西的龙启瑞上梅伯言书，描写“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的现象及原因则如下：

……抑某窃有进者，奸民固非重州县之权不办；今州县虽无权，然察一结盟聚党之奸民，固力有余也。特上之督抚，不肯担待处分，又乐以容忍欺饰为事。有一二能办之员，且多方驳饬之，使逆知吾意不敢为。然督抚亦非真以为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宠，视疆场若无与；苟及吾身幸无事，他日自有执其咎者。又上之，则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毫发细故，辄请动用。……为督抚者类皆儒生寒索，夙昔援引迁擢，不能不借助于宰相；如不谘而后行，则事必不成而有碍；是以受戒莫敢复言。盖以某所闻皆如是也。金田会匪萌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巡抚某公（指梁章钜）方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之者犹不肯办盗，又继之者（指郑祖琛）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也。

盖在道光朝，继续用两个庸相：一个为曹振镛，他尝向皇帝说：“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遽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惟有抉其细故之舛谬者交部严议，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自莫敢或纵。”这是造成臣僚缄口的第一个人。一个为穆彰阿，庸暗无能，尤过于曹氏。龙启瑞书中所指的时相就是他。这时候相继作广西巡抚的，梁章钜日以文酒征逐为务，若有谈整饬吏治的，便说他是“俗吏”。周之琦承其后，也没有什么振作。郑祖琛承周之后更放任无为，他是信佛的人，日以念佛消灾为事。这是政治的背景。

又其次，为民族思想的背景。自清入主中国以后，明代遗民，播散在民间的“反清复明”的种子，虽经康、雍、乾三朝用摧残和驯柔的手段，尽力芟除，但终未能消灭。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天地会的林爽文，首起革命军于台湾，与清军相抗经一年之久。林爽文虽然失败了，到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又有白莲教的刘之协，拥小童王发生，假托朱明后裔谋起事。刘之协等虽然被捕失败（刘旋即脱逃），但是白莲的党徒已遍布长江上游及西北各省，随即到处暴发，成为嘉庆初年的白莲教乱。经过几年骚动，白莲教虽然被戡定了，他们所用“反清复明”的口号思想，依然潜藏在群众的脑识中，一遇缘会，即行复现。自道光纪元（一八二一年）鸦片战争爆发前，此处彼处，时有不断的小乱事发生。例如：道光二年，河南新蔡教民朱麻子滋事；六年，台湾粤民黄文润滋事；十一年，湖南三合会与瑶民滋事，遂有赵金龙之乱；十五年，山西赵城县教民曹顺滋事，知县杨延亮全家被杀。这些构乱的分子，在北省的大约称为“教党”，在南省的大约称为“会党”。教党以白莲教为首，其流有“白阳”、“八卦”、“红阳”等名目；会党以天地会为首，其流有“三合”、“三点”等名目。多依托旧的宗教仪范，以“反清复明”口号相结合。北京朝廷屡次谕令各省大吏“严拿会匪”，“捕治教犯”。道光十二年且定有“教匪首犯，遇赦不赦”的严例。但是事实上，不惟旧的种子不能消灭，西方新宗教流入中国以后，尚有新的民族革命种子，又要依托它发芽了。这是民族思想的背景。

到鸦片战争发生，又有几方面的直接影响：其一，腐败军队对于地方的扰害。当命奕山为靖逆将军驰往广东时，由河南、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各省调往广东的军队，共计在三万以上。这些军队，用以对外作战虽无用，而扰害经过及驻屯的地方则有余。王均《金壶浪墨》引《羊城日报》说，此种军队“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教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又说“楚兵尽夺十三行，背负肩担而去。呼群结党，散赴各乡，累日不归，不知所事”。这是当时军队遗害地方的事实。其二，团练义勇队的集散。广东方面，自发生林维喜被英兵杀害的事件后，林则徐便布告沿岸各地方，令他们购备军械，团练自卫。及战端既开，虑经常官军不足抵御，更添募义勇队至二三万。其后，团练义勇队以次解散，武器亦随而散播于民间。这也是助成民乱的诱因。其三，社会心理方面的刺激。在鸦片战争前，潜伏于民间的种族思想，本为“反清复明”，及鸦片战争爆发，共注集于“驱逐洋鬼”的一点，如广东三元里的“平英团”，一呼而聚集万人。及见清军的御侮不足，残民有余，于是痛恨“洋鬼”的心理，又渐回到“反清”两字上面去了。当英军围攻广州城时，英兵总数不过二千，而闭居城内的清军超过二万。以十倍于敌的兵数，不敢出与敌抗，甘受城下之盟，向民间搜索巨额的赔偿金，以求免死。清军如此的无用，尚安得不为人民所藐视。《羊城日报》说：“百姓以兵不击贼，反阻民勇（指三元里‘平英团’）截杀，自是咸怀愤激，益轻视官兵矣。”后来往说洪秀全攻取南京的浙江监生钱江，便是曾在广州倡导反抗英军的人。鸦片战争及于社会心理上的影响，于此可见。

概括说，自有鸦片战争，社会的受病更深，清政府的威力全堕，乱机更形迫切。从一八四一年到一八五〇年的十年间，无一年不有民乱，仅就见于《东华录》的谕旨所涉及的，如：

一八四一年，湖北崇阳县人钟人杰，聚众三千人，设立都督大元帅府，自称钟王，攻占崇阳、通城二县，到次年始平定。

一八四三年，湖南武冈人曾如炷、曾以得，因阻米出境，聚众戕官，据守洪崖洞，谋起事，旋被捕。

一八四四年，台湾嘉义县人洪协，与武生员郭崇高聚众二千余人谋起事，旋被捕；又湖南耒阳县段、阳二姓因抗粮起衅聚众千余人，由阳大鹏统率进攻县城，经月始平。

一八四五年，山东捻匪滋事，聚众拒捕，与官兵接仗。

又广东各属土匪四起，谕军机，谓：“……有人奏称广州府一带土匪，劫掠为生，结党聚会数万余人；其著名积匪，如香山、新会、顺德等处，姓名皆历历可数；上年查拿之卧龙、三合等会匪，搜捕未静，嗣后复有新安、新宁各县匪徒，在香山之港口及隆都乡，引人入会，千百为群，肆行无忌；又香山、下沙地面，近来匪类渐多，地方文武，不肯实力查拿，以致农民不安耕作……又香山县城内外，自上年冬至今年春夏之交，报劫者不下数千案……并有香山巡检鲁风林被盗劫去，剃须勒赎等语。”

一八四六年，山东峄县兰山等处，盗劫频行，并有掳人勒赎之案，谕令剿捕；又因广东盗劫频行，谕令认真清查保甲。

一八四七年，湖南新宁县与广西全州交界之黄坡岗瑶人雷再浩，与人民李辉、陈名机结党纠众，谕湘桂两省合力剿办，经年未平。

一八四八年，谕军机，谓：“有人奏广西盗劫各案……北流县境有陈、李二姓，于道光二十六年为盗匪掳掠，横州所属南乡墟地界，本年五月内有商船二十余号，并遭劫抢，计赃一万余金……”著桂抚郑祖琛认真查办。

一八四九年，广东阳山、英德等县匪徒滋事，命徐广缙等剿办。

又广西盗匪在广东毗连一带地方，聚众滋事，都司邓宗珩督兵追捕，负伤毙命；该匪并有铁炮甚多，被官兵夺获十二尊。

又湖南新宁县城被匪攻陷，戕杀知县全家，经月始收复。

一八五〇年，因湘抚冯德磬剿匪不力，谕令两湖总督裕泰督兵会同广西员弁进剿由湘窜桂之匪。

这是见于谕旨官书的；但当时一班大小官吏，仍皆以文饰隐蔽为务，实际上北京朝廷所知道的，不过其一部分。此时各省的民乱，几于无省不有，而尤以两广及湖南的南部为甚；这三省毗连各境，真是群盗如毛；在广西各境的，如庆远的钟亚春，柳州的陈亚癸、山猪羊，武宣的刘官方、梁亚九，象州的区振组，浔州的谢江殿，都是当时著名的会党头目，拥众各千百；在广东的如陆和、李和、李善法、黎东狗、大鲤鱼、大头羊等各头目，号称拥有八千子弟，和广西各股通声气；湖南方面的头目，虽不若是著名，但人数也不少。洪杨崛起后，曾国藩奏称：“湖南会匪自粤逆入楚，大半附之而去；然犹有‘串子’、‘红黑’、‘边钱’、‘香会’等，成群啸聚；如东南衡永郴桂，西南宝庆、靖州，万山崇薄，为卵育之区；有司亦深知其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一日之安……”广西巡抚郑祖琛就是第一个“苟且偷一日之安”的人，“洪水”的暴发，也就以广西为第一“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