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想象，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一定会挑选合乎他们性格的娱乐。他们的趣味也的确像他们的人品：第一爱高尚，因为他们不但出身高尚，感情也高尚；第二爱端整，因为他们是在重礼节的社会中教养出来的。17世纪所有的艺术品都受着这种趣味的熏陶：普桑和勒叙厄尔的绘画讲究中和，高雅，严肃；芒萨尔和佩罗的建筑以庄重，华丽，雕琢为主；勒诺特的园林以气概雄壮，四平八稳为美。从佩雷勒，勒克莱尔，里戈，南特伊和许多别的作家的版画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服装，家具，室内装饰，车辆，无一不留着那种趣味的痕迹。只要看那一组组端庄的神像，对称的角树，表现神话题材的喷泉，人工开凿的水池，修剪得整整齐齐，专为衬托建筑物而布置的树木，就可以说凡尔赛园林是这一类艺术的杰作：它的宫殿与花坛，样样都是为重身分，讲究体统的人建造的。但文学受的影响更显明：不论在法国，在欧洲，琢磨文字的艺术从来没有讲究到这个地步。你们知道，法国最大的作家都出在那个时代：波舒哀，帕斯卡，拉封丹，莫里哀，高乃依，拉辛，拉罗什富科，特·塞维尼夫人，布瓦洛，拉布吕耶尔，布尔达卢。不仅名流，所有的人都文笔优美。库里耶说，当时一个贴身女仆在这方面的知识比近代的学士院还丰富。的确，优美的文体成为普遍的风气，一个人不知不觉就感染了；日常的谈话与书信所传布的，宫廷生活所教导的，无一而非优美的文体；那已经变做上流人士的习惯。大家对一切外表都要求高尚端整，结果在语言文字方面做到了。在许多文学品种内，有一种发展特别完美，就是悲剧。在这个最卓越的品种之间，我们看到人与作品，风俗与艺术结合为一的最辉煌的例子。
我们先考察法国悲剧的总的面目。这些面目都以讨好贵族与侍臣为目的。诗人从来不忘记冲淡事实，因为事实的本质往往不雅；凶杀的事绝不搬上舞台，凡是兽性都加以掩饰；强暴，打架，杀戮，号叫，痰厥，一切使耳目难堪的景象一律回避，因为观众过惯温文尔雅的客厅生活。由于同样的理由，作者避免狂乱的表现，不像莎士比亚听凭荒诞的幻想支配；作品结构匀称，绝对没有突如其来的事故，想入非非的诗意。前后的场景都经过安排，人物登场都有说明，高潮是循序渐进的，情节的变化是有伏笔的，结局是早就布置好的。对白全用工整的诗句，像涂着一层光亮而一色的油漆，用字精炼，音韵铿锵。如果在版画中翻翻当时的戏装，可以发现英雄与公主们身上的飘带，刺绣，弓鞋，羽毛，佩剑，名为希腊式而其实是法国口味与法国款式的全部服装，就是16世纪的国王，太子，后妃，在宫中按着小提琴声跳舞的时候所穿戴的。
其次，所有的剧中人物都是宫廷中人物：国王，王后，亲王，妃子，大使，大臣，御林军的将校，太子的僚属，男女亲信等等。法国悲剧中的君王所接近的人，不像古希腊悲剧中是乳母和在主人家里出生的奴隶，而是一般女官，大司马，供奉内廷的贵族；这可以从他们的口才，奉承的本领，完美的教育，优雅的姿态，做臣子与藩属的心理上看出来。他们的主子也和他们同样是17世纪的法国贵族，极高傲又极有礼貌，在高乃依笔下是慷慨激昂的人物，在拉辛笔下是庄严高尚的人物，他们对妇女都会殷勤献媚，重视自己的姓氏与种族，能把一切重大的利益，一切亲密的感情，为尊严牺牲；言语举动决绝不违反最严格的规矩。拉辛悲剧中的伊菲姬尼，在祭坛前面并不为了爱惜性命而效小儿女的悲啼，像欧里庇得斯写的那样，她认为自己既是公主，就应当毫无怨言的服从父王，从容就死。荷马诗歌中的阿喀琉斯，踏在垂死的赫克托耳身上还仇恨未消，像狮子豺狼一般恨不得把打败的赫克托耳，“活生生的吞下肚去”[55]；在拉辛笔下，阿喀琉斯却变做公台亲王一流的人，风流倜傥，热爱荣誉，对妇女殷勤体贴，性子固然暴躁猛烈，但好比一个深自克制的青年军官，便在愤激的关头也守着上流社会的规矩，从来不发野性。所有这些人物说话都彬彬有礼，顾着上流社会的体统，无懈可击。在拉辛的作品中，你们不妨把奥雷斯特与皮洛士第一次的会谈，阿科玛和尤利斯[56]所扮的角色研究一下；那种伶俐的口齿，别出心裁的客套与奉承，妙不可言的开场白，迅速的对答，随机应变的本领，有力的论点说得那么婉转动听，都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最热烈最狂妄的情人如希波吕托斯，布里坦尼古斯，皮洛士，奥雷斯特，希弗兰斯，也都是有教养的骑士，会作情诗，会行礼。埃尔米奥娜，安德洛玛克，洛克珊，贝雷妮斯，不管她们的情欲多么猛烈，仍旧保持文雅的口吻。米特拉达梯，费德尔，阿塔丽，临死的说话还是句读分明。因为贵人从头至尾要有气派，死也要死得合乎礼法。这种戏剧可说是贵族社会极妙的写照，像哥特式建筑一样代表人类精神的一个鲜明而完全的面貌，所以也像哥特式建筑一样到处风行。这种艺术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学，趣味，风俗，欧洲所有的宫廷都加以模仿，或是全部移植，例如斯图亚特王室复辟以后的英国，波旁王室登基以后的西班牙，18世纪的意大利，德国和俄罗斯。那时法国仿佛当着欧洲的教师。生活方面的风雅，娱乐，优美的文体，细腻的思想，上流社会的规矩，都是从法国传播出去的。一个野蛮的莫斯科人，一个蠢笨的德国人，一个拘谨的英国人，一个北方的蛮子或半蛮子，等到放下酒杯，烟斗，脱下皮袄，离开他只会打猎和鄙陋的封建生活的时候，就是到我们的客厅和书本中来学一套行礼，微笑，说话的艺术。
八
这个显赫的社会并不持久，它的发展就促成它的崩溃。政府既是独裁性质，最后便走上百事废弛与专横的路。国王把高官厚爵赏给宫廷中的贵族，狎昵的亲信，使布尔乔亚与平民大不满意。这些人那时已富有资财，极有知识，人数众多，不满的情绪越高，势力也越大。他们发动了法国大革命，在十年混乱之后建成一个民主与平等的制度，人人都能担任公职，普通只要按照晋级的规章，经过试验与会考。帝政时期的战争与榜样的感染，逐渐把这个制度推广到法国以外，到了今日，除开地方性的差别和暂时的延缓，整个欧洲都在仿效。在新的社会组织之下，加上工业机器的发明与风俗的日趋温和，生活状况改变了，人的性格也跟着改变。现在的人摆脱了专制，受完善的公安机构保护。不管出身多么低微，就业决无限制，无数实用的东西使最穷的人也享受到一些娱乐和便利，那是两百年前的富翁根本不知道的。此外，统治的威权在社会上像在家庭中一样松下来了，布尔乔亚与贵族一律平等，父亲也变成子女的同伴。总而言之，在生活的一切看得见的方面，苦难和压迫减轻了。
但另一方面，野心和欲望开始抬头。人享到了安乐，窥见了幸福，惯于把安乐与幸福看做分内之物。所得越多就越苛求，而所求竟远过于所得。同时实验科学大为发展，教育日益普及，自由的思想越来越大胆；信仰问题以前是由传统解决了的，如今摆脱了传统，自以为单凭才智就能得到崇高的真理。大家觉得道德，宗教，政治，无一不成问题，便在每一条路上摸索，探求。八十年来[57]不知有多少种互相抗衡的学说与宗派，前后踵接，每一个都预备给我们一个新的主义，向我们建议一种美满的幸福。
这种形势对思想和精神影响很大。由此造成的中心人物，就是说群众最感兴趣最表同情的主角，是郁闷而多幻想的野心家，如勒内，浮士德，维特，曼弗雷迪之流，感情永远不得满足，只是莫名其妙的烦躁，苦闷至于无可救药。这种人的苦闷有两个原因。——先是过于灵敏，经不起小灾小难，太需要温暖与甜蜜，太习惯于安乐。他不像我们的祖先受过半封建半乡下人的教育，不曾受过父亲的虐待，挨过学校里的鞭子，尽过在大人面前恭敬肃静的规矩，个性的发展不曾因为家庭严厉而受到阻碍；他不像从前的人需要用到膂力和刀剑，出门不必骑马，住破烂的客店。现代生活的舒服，家居的习惯，空气的暖和，使他变得娇生惯养，神经脆弱，容易冲动，不大能适应生活的实际情况，但生活是永远要用辛苦与劳力去应付的。——其次，他是个怀疑派。宗教与社会的动摇，主义的混乱，新事物的出现，懂得太快，放弃也太快的早熟的判断，逼得他年纪轻轻就东闯西撞，离开现成的大路，那是他父亲一辈听凭传统与权威的指导一向走惯的。作为思想上保险栏杆的一切障碍都推倒了，眼前展开一片苍茫辽阔的原野，他在其中自由奔驰。好奇心与野心漫无限制的发展，只顾扑向绝对的真理与无穷的幸福。凡是尘世所能得到的爱情，光荣，学问，权力，都不能满足他；因为得到的总嫌不够，享受也是空虚，反而把他没有节制的欲望刺激得更烦躁，使他对着自己的幻灭灰心绝望；但他活动过度，疲劳困顿的幻想也形容不出他一心向往的“远处”是怎么一个境界，得不到而“说不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个病称为世纪病，以四十年前〔1820年代〕为最猖獗；现在的人虽则头脑实际，表面上很冷淡或者阴沉麻木，骨子里那个病依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