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决定》首次提出，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过去，尽管民间资本在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股本中占有很高比例，但是不允许民间资本作为中小型银行的单独发起者，一些民营企业家对此也有意见。这次提出开禁后，有关部门行动相当快，银监会已于2014年3月确定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实行共同发起人制度，即每家要求不少于两个发起人。首批5家试点银行的发起人和民营资本分别是：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万向集团；浙江温州的正泰集团、华峰集团；广东深圳的腾讯、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的均瑶集团、复星集团；天津的商汇集团、华北集团（见《人民日报》，2014-03-11）。可以想象，中小银行的发展，必将改善为广大中小型实体经济企业提供的服务，也将有力地促进利率市场化和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进程，从而推动金融改革的深化。
第九，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决定》提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这是很重要的改革举措。目前农民财产性收入少得可怜，近两年农民财产性纯收入只占到他们人均纯收入的2%～3%。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民最大的财产权——土地收益权屡遭侵犯，没有保障。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多少年来，地方政府低价强征农民土地获得的收入累计就达数万亿元。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最主要的是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惯性，切实落实农民的财产权利，这对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能起到重要作用。
第十，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扩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这对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非常重要。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这几年无序扩张，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公布的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结果，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已从2011年年底的10.7万亿元增加到2013年6月底的17.9万亿元，相当于GDP的33%，各方都认为风险很大，亟须规范约束。《决定》上面所提出的，正是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债务的重大举措，也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张卓元.《决定》提出了哪些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经济研究，2014（1）.
【4】迟福林.市场决定.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3）
◎当前经济改革重点是政府改革
记者 胡东林 倪铭娅
“中国的价格改革推进到当前一步，很多领域要付的成本就是用钱来‘买’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张卓元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现在经济改革的重点是政府改革，而稳中求进的关键点则是稳增长、稳物价。此外，当前的经济下行可谓是2004—2007年经济过热和2009年刺激过度的一种自发式平衡，结合改革的大背景和“稳中求进”总体精神，经济增长的容忍度设为7%左右并无问题。
稳物价是关键 经济增速7%左右无碍
《中国证券报》：您如何看待第一季度的经济下行压力？接下来是否可以考虑出台稳增长措施？
张卓元：当前出现的经济下行是预期中的。我们知道，2004—2007年经济一直过热，2009年又刺激过度，然而在经济大起之后一直没有大落来平衡，最多只是增速稍微放缓，这纠正不了原有的问题。导致的结果是，“中病”没有治好，一下转为慢性病。
因此，从纠正过去问题的角度看，经济下行是必然，将经济增长的容忍度设为7%左右并无问题。如果此时采取某些保增长措施，一定要避免重走老路，不能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必须避免大量注水扩大投资等。
但据我了解，现在有的地方仍在不断批项目，增加投资，然后以银行信贷来支撑，这无非是把矛盾后移，令人担心。
《中国证券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提了多年，难点在哪儿？
张卓元：转方式“转而不变”困局的主因在于体制和机制。我们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实现由主要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撑的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支撑的经济增长转变，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型经济转变。这么好的理念为何难以推进？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现行财税、价格等体制，刺激各地热衷于工业立市和外延式经济扩张。具体表现在于：一是政府用行政权力廉价获得农民土地；二是水资源浪费严重；三是能源价格低廉；四是矿产品价格低廉。正是这种资源价格低、环境约束差的格局，使得各地政府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证券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增长的定调让我们似曾相识。1987年您就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如何理解二者的异同？
张卓元：“稳中求进”的含义更宽了，过去指的是改革发展，现在则包括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含义。这很好理解，只有社会稳定了，才能做其他事情。经济要稳中求进，社会更要稳中求进。也可以这么说，经济稳中求进是社会稳中求进的基础，社会稳中求进则是经济稳中求进的前提，经济稳中求进的关键点则是稳物价。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价格改革与通胀间的关系？如今的影子银行和热钱等，在以往要么不存在，要么影响甚微，和以往相比，我们管理通胀的思路应有何转变？
张卓元：相对于低生活水平来说，要理顺价格，必然会抬升价格。因此，价格改革带来的涨价对通胀会有影响，但政府可以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发放补贴的方式减少影响。
价格改革与通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根据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估算，若物价上涨超过两位数，其主要是受货币发行因素影响；若物价上涨在百分之五六以下，则更可能受理顺价格关系的因素影响，且这一影响对物价上涨的贡献大概在3%。当然，现在的情况较以往有了很大变化，有兴趣者不妨去做一下类似的研究。
管理通胀的新思路事实上已经体现，那就是调控决策部门不能光看金融业表内业务，也要看表外业务。可能更能说明情况的指标是社会融资总量，而非新增贷款额。
《中国证券报》：以前您曾主张6%左右的通胀率和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较好的结合点，现在呢？
张卓元：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环境已发生数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中国经济整体块头大了，批一两个项目对经济根本起不到拉动作用，过去改革的红利、人口的红利很多，而且过去可以低成本扩张、污染环境，这些现在都不现实了；二是过去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和能源价格都很低，商品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低价倾销的结果，这些现在也都不可能了。
现在来看，3%左右的物价上涨率、7%左右的经济增速可以接受，也有望维持一段时间，因为现在我们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当然，未来随着经济发展体量的增大，经济增速难免下滑，此时3%的通胀率就稍显偏高了。
资源品价改是突破口 应更加注重节约导向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价格改革的现实意义，其突破口在哪里？
张卓元：必须看到，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和服务价格绝大部分已经放开由市场调节。与此同时，一些生产要素和重要商品特别是资源性商品的价格仍受政府管制，而且长期以来价格偏低。水价低、能源价格低、资金价格低、污染环境不付费等，实际上鼓励粗放扩张，使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要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这也说明，深化价格改革，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实践中，深化价格改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以往看，虽然从理论上、原则上认识到理顺价格关系最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但一碰到一些具体困难，或牵涉到局部利益受损时，又常常把理顺价格关系放在一边，满足于保障眼前的短期效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2005年、2006年CPI较低时没有及时调整那些严重偏低的资源产品价格，丧失了难得的机遇。事实上，这只是把矛盾往后移甚至积重难返。
目前，从价格改革的几大领域看，要素价格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利率市场化，又比如95%的商品价格和劳务价格都已放开，这些领域的改革基本顺利，因此，价格改革的突破口就在于资源品价格改革，这甚至比要素价格改革还迫切、还重要。
《中国证券报》：说到能源，您对天然气价格改革的方案是否满意？
张卓元：节约能源，价格杠杆是最有效的办法。根据世界银行专家量化估算，价格因素对能源节约的贡献度可以达到55%。包括水、电、气在内的一些群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资源品价格，利用价格杠杆达到节约资源的效果最好，但在使用价格工具时要慎重。
用阶梯计价的办法保基本，必须拿捏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体现资源稀缺性之间的一个“度”。例如，将水价提高至六到七元每吨，然后给困难群众发放专项补贴，这个办法可能比较有效，但会增加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但从节约资源的角度来说，是比较有效的方法。我认为，价格政策应根据国情更多地倾向于鼓励节约，这也有望成为改革的方向。
对于天然气，一个基本现实是我国的消费约30%靠进口，且进口依存度还将逐渐提高。目前进口天然气价格大概是3.5元/立方米，根据阶梯气价计价，第一档是2.28元/立方米，第二档是1.2倍，第三档是1.5倍，第三档才接近进口价格。应当说，这个档次拉得并不够，这对节约能源不利。我认为，第二、三档的差距可以再大些，第三档完全是高消费，可以超过3.5元/立方米，以后应该这么改。
《中国证券报》：价格改革逐步推进，难以绕开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如何规避由此带来的风险？
张卓元：价格是否与国际市场挂钩要根据依存度来决定。依存度高的，不挂钩也不行；依存度低的，视情况而定。战略性物资和牵连到农民利益的农产品要慎重。比如，原油、大豆对外依存度高，因而需要与国际市场挂钩，汽油价格也需要根据一定的机制动态调整。主粮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就不能和国外挂钩，要实行重点保护价。日本就采取了这样的价格保护，日本国内的农产品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很多。
规避价格的非理性波动风险，建设期货市场、让其更好地发挥功能可谓重要一翼。期货市场是价格改革的产物，从国内外经验看，其在挂钩国际市场价格的同时还能帮助本国市场规避风险。中国期货市场正在朝国际化方向迈进，未来有望引入更多的境内外资金参与定价博弈，这有利于发现价格，更好地发挥各种功能。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价格改革的成本和收益？
张卓元：做任何事情都会涉及对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中国的价格改革推进到当前一步，成本就体现在用钱来“买”机制。比如说，价格机制改革后，副食品价格的补贴需要花钱，这是改革的成本；实施阶梯水价、电价、气价，政府要为此增加补贴，这也是成本。另外，价格要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部分群众的生活消费也可能有所增加，这同样是成本。着眼长远，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拘泥于这些必须付出的、也是可以承受的代价，只要我们目标中的价格机制得以建立，将来的收益更大。
培植地方税体系 加快政府改革
《中国证券报》：市场经济讲究法治和市场主体间的平等协商，然而在我国社会组织培育却是个难题。在这种真正的谈判主体缺失的情况下，简政放权能否收到效果？市场秩序会不会反而受损？
张卓元：我们要有三十多年前推进改革开放的那种勇气和决心，决不能怕市场乱就不放权，只要方向对，就要去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切向钱看”有其原因，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和监管。简政放权的真正含义并非放任不管，而是政府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主体归位尽责。这种归位尽责，当然也包含着减少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扰。不减少审批，官僚体制对经济活力的危害压抑太厉害了，而且反过来强化官僚体制。
《中国证券报》：那您觉得政府改革应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