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作者序

2006年本书的中文版面世，对我来说是令我惊喜的一件事。英文第三版问世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度推出增订版，这让我备受鼓舞。此次中文版序言，有部分仍依照第一版，我只对增订版新增的题目及事件提出一些看法。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撰写此书时，我的目标读者主要是来自英语世界尤其是那些修读日本或亚洲历史的大学生，其次是一些对现代日本及亚洲历史怀有兴趣的人。我从未想到本书会被译成中文出版。

那么把一本由美国学者撰写的日本史译成中文有什么意义呢？到头来这个问题该由中国读者作答。不过，让我先试着谈一些感想。正如我在英文第三版序言中所说的：“日本现代史是世界现代史的一部分，两者无法分割开来。”因此，最好是全世界的史学界都能共同考察及诠释现代日本历史，并将各项研究成果通过翻译公之于世；或各国史家共同参与合作计划，以达到确切地认识现代日本历史的目的。

学术研究和出版的世界性、历史研究的全球化近年来进展迅速，不少有关日本的英语著作被翻译成日语，而日本史家的重要典籍也被译成英语。本人曾参与两项日英翻译项目，包括Kumazawa Makoto, Portraits of the Japanese Workplace (Westview Press, 1996) 与Nimura Kazuo, The Ashio Riot of 1907: A Social History of Mining in Japa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可惜只是双语互译，我相信多语种翻译以至真正的全球性交流将更为重要。比如可以举行国际会议，来自中日韩及欧美各国的史家济济一堂，就有关亚洲或日本的历史交流心得，这在今天已十分普遍。

以上研究项目大多属专门性质，像本书这样通论式著作的翻译则不多见。也许较以往及本书第一版出版时更为明显，即使是一个普通国民，无论是生长在中国、日本还是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各地，了解现代日本的历史都会挑起政见上的争议，而这又正是智慧和教育的重点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文世界的读者在看到用英语书写和从事历史教育的美国史家如何诠释现代日本后，可能会从中受益。

近二十年来，日本有各种所谓“翻案派”的历史学者撰写另类通史作为课本及普及读物之用。如“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宣传手册上写道：“每个国家有自己阐释的历史，必然跟他国的看法不同。因此，各国不可能有共同的史观。”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各国读者对他国的历史有兴趣，应尽力寻求对彼此历史的了解。这并不意味着全人类从古至今都有着同样的历史体验。史家的重要任务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不同的时代思维中，找寻其中转变和回旋的脉络，但无论是对日本、中国还是美国，史家都没有必要去大力渲染其与众不同又不可捉摸的所谓“国粹”的独特性。本书认为日本现代历史是世界现代史长河中的支流。我尝试在强调个别史事的同时，指出其中共同的历史经验。至于成功与否，由读者判断最好不过。我十分庆幸不但英语读者，而且中文、日文、韩文甚至波兰文的读者们也同样有机会看到这本书。

至于本书初版及最新版本与当代日本史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不算是历史而是时事，我想在此做一些说明。本书英文第一版在1997年至2001年撰写（出版于2002年）。“9·11”事件发生时最后校稿即将完成，并定于翌年付梓，我最后能赶上加插小段文字，预言“9·11”事件对日本的影响，但没能讨论2001年秋天以后发生的事。

英文第二版在2009年初出版，内容涵盖2007年。补充比较多的是19世纪及20世纪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因为部分读者表示本书谈及日本与西方历史较多，而谈及与亚洲的关系部分则较少。在最新版本中，我对这一方面的内容做了进一步扩充。第二版当然提及长达五年半的小泉内阁，强调小泉能够重振自民党的气运主要有赖于他直接向选民表达诉求，同时其选战所针对的并非是在野党，反而是自民党内部。书中亦检讨即将到来的后小泉时代，预言日本民主党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取得多数支持。这一看法在当时相当普遍，而事后亦证明了其正确性。英文第二版亦约略提及21世纪初有关修宪争论的爆发，它已再次成为日本的重要政治问题。第二版只能简单涉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因为本书当时已在出版过程中。当然本书亦无法讨论日本民主党当政时代及2011年“3·11”灾难与其后续事件。

当我准备修订第三版时，已经发生了太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重大事件，若只依照原来章节增补，很明显是不可能也不太合适的做法。因此，我把过去英文版最后一章的题目“超越战后时代”修改为“日本的‘失去的二十年’”，另外则再增加全新的最后一章，主要描述由雷曼事件到“3·11”灾难及其后续四年间的事情。

对时事提出一个弥久的历史观点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也许对不少读者来说本书最后一章所提出的解读是不成熟的看法，而且很快便会遭受考验。但上述事件的冲击力非常巨大，单看“3·11”大地震便十分清楚。它们不应只属于记者的关注范畴，亦不应只属于政治、能源政策、经济和环境问题以及灾难科学等方面当代专家的关注范畴。历史学家亦应该注意。只有把上述事件放到更大的脉络中，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才会更深。我是否成功完成了此任务只能由读者评判，但我相信通过历史角度了解时事有其必要性，亦应有其他更多人的共同参与。

最后，我要向帮助完成这项工作的诸位致谢。我所在研究院的同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前任社长陆国燊博士，首先向我表示有意翻译本书，更立刻付诸实践。译者李朝津教授快速而有效地翻译，其在翻译过程中还发现了少许错误，这些错误在本书及即将出版的日语版中得以更正。日语版的译者森谷文昭先生同样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了错误，这些错误也在本书及日语版中得以更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谢伟强先生帮助联系本书的照片、图表的版权，并处理其他相关编务工作。亦感谢叶敏磊女士为增订版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她细心比较前后版本各章内文的差异，校对新增章节，重新确认所有图表的版权，还做了其他繁杂的工作。我对以上诸位及其他提供帮助的人皆深表谢意。当然，对于本书仍然存在的个别错误，本人要负全部责任。

安德鲁·戈登

于美国麻省康桥

2014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