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专题(7)

关锦鹏：比如说汤显祖，作为一个剧作家，有自己的家班，可能他已经是导演了。我猜想，李渔，或者汤显祖，假设是他们自己排，既做编剧也做导演，他觉得那个词藻唱出来，已经足以让自己高兴了。现在一个做昆曲的导演，跟一个电影导演来做昆曲，可能不一样。一个昆曲的导演，他会觉得昆曲形式很重要，比如说我看到汪老师，整个舞台的感觉都对称的。演员的水袖，这边翻一个水袖出来，对手就另外一个方向，视觉上是有对称性的。昆曲导演可能觉得要这种形式重要。

电影导演不一定觉得这个重要。但是每个电影导演的特点也不一样，有的导演觉得演员就是一个活道具，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但是我有把握，拍了你，甚至没有表情的表情，经过剪接，我已经把那个意思表达出来了。所以关锦鹏跟王家卫不一样，王家卫又跟许鞍华很不一样。所以，也有可能昆曲请不同的导演进来，结果也还是会不一样。

《单向街》：我想其实最早的创作者，像汤显祖、李渔，他们应该是很清楚角色的感情，但是在几百年程式化的过程当中，就不记得背后的意义，只知道程式了。

关锦鹏：当然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对戏曲的观众来说，那种舒缓的节奏、优美的曲调、歌词、曲牌、艳丽的服装，优美的身段已经足够他们拍手了，他们也习惯了这种东西，观众没有要求，所以创作者也不去找内心。

《单向街》：这个戏最开始有一个噱头，就是说一个男旦版一个女伶版，实际效果如何呢？

关锦鹏：我个人，包括我身边的一票朋友都觉得女伶版比男旦版更好。当然那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男旦版，其中一个男旦董飞后来来不了，临时换了一个女伶。

我的朋友，我的lover来看，他看完第一场，觉得很不错，第二场又来，他想看看全女伶版是怎么样，结果那天晚上，我们约了一帮朋友吃饭，我一进门，就看见他（做竖拇指状）。他觉得很流畅，可能两个女孩子的感情故事，那种细腻、委婉，的确男旦是没办法表演的。

《单向街》：你喜欢剧场吗？

关锦鹏：蛮喜欢的。我常说电影应该有留白，让观众去填满。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对号入座，这是很过瘾的事情。舞台就更直接了，所以我四个晚上都在剧场，享受观众的反应。像《蓝宇》去戛纳，放完以后，观众都站起来喊刘烨在哪儿？因为那一年只有胡军去了。张叔平有一句话，他不老跟王家卫合作吗？所以常有机会去戛纳，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同意，走在红地毯那一刻，觉得多辛苦都值得。他不是演员，还是幕后的，你想想。

[二]

《单向街》：对于人物内心的开掘，包括复杂情绪的表达，我想这是你给这个剧带来的新东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剧给你带来了什么体验上的变化？

关锦鹏：因为这个剧，我稍微翻了一下李渔的原著，也翻了一些明末清初的资料。李渔作为一个剧作家，同时又是园林家、美食家，他的诗里，有叙述他太太跟小妾的亲密关系等等，为什么王翔要做李渔，他真的觉得大家有点把李渔太低估了。

我觉得他强调的就是几百年前，在中国文人里面，或者中国文化里面已经有这种对多元感情的包容。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很多香港电影人都到内地发展，拍电影，找资金。这趟的经验是说，我们不要因为在这个环境，有些东西不能说而你就不说，你要尝试用别的方式去表达。在汤显祖身上，在李渔身上，我们见到这种文人的以情说理。汤显祖不会说《牡丹亭》发生在明末，他把故事放在前朝，但是它处处有痕迹，说到那个年代那种被压抑的东西，杜丽娘那么至情至性，在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有信念，我觉得何其相像……

你刚才问我这个很有意思，提醒我什么？我作为一个同志，《蓝宇》不能上映，那就不能吧，但不代表我就要害怕身份被曝光。哪怕我没有摇旗呐喊，但要做我应该做的。我不掩饰，你对我有看法是你的事，你给我贴任何的标签，是你们的事。这次有《怜香伴》，我看到汪世瑜，王翔，原来身边有一群人跟你同一个呼吸，都觉得几百年前都有这种宽容，为什么反而今天我们身处的环境会有那么多的压抑？这是《怜香伴》对我来讲很有意思的事情。

《单向街》：你当时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惊讶吗？

关锦鹏：我比较高兴，不至于惊讶，因为其实中国历史里边，对这种关系的描写，我也看过不少。广东大戏里也有这样的情结，但是不至于像《怜香伴》那么大胆，露骨。

《单向街》：你本身喜欢这个故事吗？

关锦鹏：你看我的电影都比较少喜剧，开始接这个戏的时候，从王翔到汪世瑜老师都强调这是轻喜剧，崔笺云为了她想要的东西，一直在搞局。我个人不太认可“搞局”这两个字，但还是默默地在旁边听。对我来讲，其实就是她有那个激情。我甚至觉得有些东西是很苍凉的。像第八出《赐姻》，丫鬟拿喜服给曹语花，崔笺云说宽了一点，我帮她提。那个音乐是很慢板的，甚至有一点点伤感，我跟演员说，你不要高高兴兴地帮她提衣服，哪怕你表情没有一点点伤感，但是心里面要有跌宕，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是不知道接下去会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毕竟这样的感情是很压抑的，你不知道空间在哪里，未来在哪里。即使今天，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或者一些更多元、更边缘的少数族群，肯定比多年前空间大了一些，那是因为我们前面有很多人在做事。

《单向街》：你本人曾经感受过这样的压抑吗？

关锦鹏：我觉得我比较幸运。我念的是一个很好的中学，一个基督教学校，那时候其实已经发现自己的取向跟别的男同学有点不一样，但那时候我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不敢说，也很自责，甚至慢慢地，祈祷、读经、去礼拜堂都不做了。念完中学，我只在大学待了两年，就进了无线电视演员训练班，一年以后调到幕后。我就碰到许鞍华、严浩、谭家明、徐克，开始当场记、助理编导。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群人当时还是年轻导演，每一个都风华正茂，同时他们非常开放，我跟他们一起工作以来，从来没有掩饰同志的身份。当然我也不是碰到谁都会说“I'm a gay”，但要是他们问到我是不是同志，我不会否认。这个环境，做电影也好，面对自己的选择也好，对我都是非常好的阶段。那时候我觉得不至于出柜，但是一点都没有压抑，已经跳脱了在基督教中学的状况。

《单向街》：但是，在朋友圈里很自在是一回事，向公众出柜又是另外一回事。有些有名的、或者有权力的人，我们知道他是同志，但他不愿意出来，也不会在媒体上承认，你为什么会愿意这样做呢？

关锦鹏：还是要说到在无线电视幕后跟这群朋友合作，除了不掩饰自己的身份，我看到许鞍华也好，谭家明也好，他们拍戏的时候那种无畏、无惧的精神，他们那么坦诚。一个创作人坦诚面对自己很重要，比如许鞍华有她要面对的东西，最终她拍了《客途秋恨》，用一个母女题材了了她跟母亲纠缠那么多年的心结，我相信每一个导演其实都有这样一个过程。许鞍华是面对母亲，我是面对自己的性向。一路上我看到比我有勇气、更坦然面对自己的人多得是，这种过程像一面面镜子，让我慢慢看到更多的自己。所以到1996年，因为中国电影一百周年这个纪录片，我觉得是自然而然来的，没有人推动我说，关锦鹏，你一定要说。也没有多纠结，反正我选择了这样一个观点来看中国电影一百年，出柜是很自然而然的事。

《单向街》：出柜之后的感觉怎么样？

关锦鹏：因为我之前就没有很压抑，所以差别没那么大。不过，讲出来更好、更舒服。

《单向街》：说到《蓝宇》，你是刻意想要拍一个同志的题材吗？

关锦鹏：没有，是制片人拿着那个小说来找我，说这个电影你最合适来拍，有点像这趟《怜香伴》。

《单向街》：你觉得他们其实都是考虑到你的身份？

关锦鹏：当然。

《单向街》：你先拍了《蓝宇》之间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现在又排《怜香伴》两个女人的感情，你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关锦鹏：女同志是这个少数族群当中更少数的族群。我的朋友林奕华之前在香港搞同志影展，每次票一开卖，永远是那些男同志电影的票给抢光了，女同志的电影票永远卖不好。我不知道内地怎么样，我常常说内地、香港、台湾当中，香港是最貌似文明，其实骨子里面最保守。

就情感来说，我印象里面，我认识的女同志伴侣感情很纤细的。肯定也有身体、性欲的部分，但我觉得和男同志相比，的确比较重精神层面。

从外观上来说，比如说女同志伴侣，大家都觉得，一定是一个比较中性打扮的，一个是非常女性的，男同志也是，可能一个非常阳刚，另外一个阴柔一点。哪怕两个都是非常阳刚的男孩，在性上面肯定有角色的扮演，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上，这种角色的扮演常常是有互换的。比如我跟我朋友，他喜欢数字，喜欢处理家里面的一些开销，而且会很仔细，像我，做电影的时候抠人物感情很仔细，但是面对钱、面对数字，反而比较粗枝大叶。用普通的观念，是不是我朋友比较阴柔，我粗枝大叶就是阳刚？不是。反过来，在感情上很多时候是他在照顾我。

我记得有一次，梅艳芳去世当天晚上，2003年12月30号，她的一群好朋友一个通知一个，都赶去见她最后一面。然后在医院里面，大家开会讨论她的丧礼。那天晚上弄到很晚才回家。其实我朋友平常很早睡觉的，最晚11点，肯定会睡了。那天我回到家是凌晨三点多，打开电视，铺天盖地都是梅艳芳的歌，我就坐在沙发上哭。我朋友还没睡，但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讲，也没有说你回来了，累不累？没有。我记得很清楚，他拿了一盒纸巾放在沙发边的咖啡桌上，然后自己跑到卧室睡觉，他把这个空间留给我。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单向街》：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关锦鹏：20年。

《单向街》：大家印象里面男同志的感情是很身体性，也很多变的，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一起这么久？

关锦鹏：可能是我们开始的时候那个时机对了，大家都30几岁才认识。

《单向街》：玩够了？

关锦鹏：可以这么说。

《单向街》：听你刚才讲，同志之间的情感比较复杂，这种复杂是不是你很容易进入人物内心的一个原因？

关锦鹏：我相信肯定有这个关系，我只能说我自己，不能代表所有男同志。我是觉得我身体里面有很多女性的触觉。我跟梅艳芳合作、张曼玉合作，她们搞不好都会记得我说过的一句话：其实我比你们都女人。女人不是指，要怎么样走路，怎么样坐，怎么吃饭，怎么喝汤，不是。常常我就觉得，Maggie，你干吗那么不够女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