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西格蒙德

1914年夏天，西格蒙德·沃伯格快到12岁了。他的叔叔马克斯在诸多方面是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原型，与他相比，西格蒙德则是一种很不同的德国人。他生在另一个世纪：1902年9月30日。他生在另一个世界：德国南部，具体说是图宾根大学城。他成长的地方在施瓦本的乡下，距离汉堡车水马龙的街道和柏林的权力通道超过640公里，那里青山碧水，他的家是靠近巴德乌拉赫温泉镇的一处小庄园。如果马克斯·沃伯格体现了一个伟大的19世纪德国犹太裔王朝膨胀的野心，那么，西格蒙德·沃伯格就是一个不同环境下的产物。在很多方面，这样的起点对于一个未来的金融家来说，可想而知是不吉利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父亲乔治斯在沃伯格家族中没有什么成就。因为他易患令人虚弱的头疼病，汉堡的气候被认为会使他的病情加重，所以，他被送往斯图加特附近的康斯坦茨上学，并留在南方，在施瓦本的霍恩海姆学习农学。在母亲的帮助下，他在一个叫乌亨费尔斯的地区买了一处有些破旧的房产，庄园的一部分是森林，一部分是耕地，它曾经属于伍腾堡国王的皇家元帅。主建筑没有自来水，只有最原始的采暖设施，妹妹埃尔莎帮他布置房间，一个在农学院的同学接管了庄园的管理，在他们的帮助下，乔治斯的日子过得还算舒适。1901年12月，30岁的他结婚了——倒不如说“被”结婚，因为他或他的新娘在这桩几乎肯定是包办的婚姻中没有多少发言权。她叫露西·考拉，是一位在威斯巴登的律师的女儿，她家是德国南部知名的犹太家族之一。他们平静的生活开始出现断层。她是一位有天赋的钢琴家，才智敏锐，笔迹细腻，而她丈夫的笔迹却很潦草，露西因丈夫患慢性头疼病而被迫放弃弹琴。他们冬季经常被大雪困住，照明要靠点煤油灯。夫妇俩养羊，只有庄园管理人、一两个女仆和一条圣伯纳德狗协助他们。他们的社交圈，从保存下来的访客簿上一目了然，大部分局限于他们的亲戚：金茨堡家、考拉家、罗森堡家、罗森塔尔家和沃伯格家。在这种有点患幽居癖的环境下，露西·沃伯格将她的精力转移到教育她唯一的孩子上，也许就不足为奇了。

母子之间保留下来的书信很少。但显然，大量的家庭照片和事后的证实说明，她宠爱她的“小宝贝”，反过来，他也喜爱她。以他们那个时代和阶层的标准，西格蒙德在上学前和上学后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因为乌亨费尔斯地方不大。如果家里曾请过护士或保姆，这个男孩对护士或保姆也没有印象。他有病的父亲似乎在西格蒙德的成长中没起过任何关键作用。成年后的他，很少或根本不提起父亲。是他母亲，只有他的母亲造就了他。

那么，露西·沃伯格教她儿子什么呢？“也许我生命中最强的影响，”他日后回忆说：“是母亲灌输予我的一种基本理想……用她的话说是，她认为人生的幸福在于履行职责，而不是满足欲望。”她自己的职责有两点：第一是教育她的儿子，第二是照顾她患病的丈夫。母亲去世后不久，他写了一本令人感动的回忆录，回忆母亲是一位多么严厉的任务执行者。当他没能背诵出要求记住的诗句时，或者当一次写作练习出现最微不足道的错误时，她经常会使他眼泪汪汪。她并没有责骂他，或者脾气失控，她只是温柔但坚定地说，他让她失望了。

用沃伯格的话说，他母亲哲学思想的精华是：“做事情就一定把它做完，想问题就一定把最终的后果想到，找到正确的目标就一定坚持不懈地去努力”。她将自律和强烈的情感进行超乎寻常的有效结合，并潜移默化地把它灌输给儿子，鼓励他从完美地履行职责中获得快乐，而不是从单纯的感官刺激中获得快乐。她的“学生”把这种完美主义铭记在心，并从未违背。母亲的教诲更未曾离开过他。多年之后，他仍能轻松地引用她最喜欢的歌德的诗句：

集合你所有的力量，

应对攻击，

永不屈服，

显示自己的强大：

故唤众神助你一臂之力！

西格蒙德很清楚，他母亲强烈的道德正义感来自宗教，并且也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然而，他后来回忆，她的信仰“完全是反传统的”：

犹太教和任何其他教派对我母亲来说都没有重要意义。她对犹太传统和犹太教的道德成分有着强烈的感情，但她对宗教的虔诚使她从最多元的宗教和哲学中吸收它们的信仰成分，虽然最重要的（成分）来自她喜爱的歌德。她坚决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她曾对我说，基督教的形式似乎总让她觉得与真正的信仰对立……在她看来，宗教事务中最重要的事，是相信尘世以外有伟大的力量，并通过每日祈祷以及行为，与这个力量保持持续沟通。

重要的是，在她眼里，祈祷主要的功能是培养自我批评的精神。在西格蒙德13岁以前，母亲在他睡觉前，和他共同祈祷，她在他成人礼的前夜叮嘱道：

从现在起，我亲爱的儿子，你必须在夜晚独自祷告，在你祷告前总要问自己这一天犯了什么错，或者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如果你一时想不起那些错误或失误，那么，你必须更深层次地审视自己，直到你获得必要的自我认知。每天，我们都犯下许多错误。这是说出诚实祷告的唯一办法。

西格蒙德保持每夜祈祷似乎不可能，但他从未丢掉进行自我批评的习惯。目的是从最小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只有这样人才能更接近完美。追求完美绝不仅限于思想，也可以应用在物质世界。在他母亲所有的格言中，他重复得最频繁的一句是：“有人因它失望而穷困，有人因它历练而富足”。

除了禁欲主义、完美主义和自我批评，他母亲将另一个重要的价值观植入西格蒙德·沃伯格的脑海里：即，对社会上势利行为的反感。她常告诉他，她发现不属于某个阶层的人比那个阶层里的人要更好，当她遇到势利的举止时，她的反应是愤怒：“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成年男女会在像势利这样愚蠢、没有必要的事情上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西格蒙德终生保持这种态度，他唯一倾向的势利是对知识的势利。但这种对社会势利的厌恶，对他和沃伯格家族其他人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他母亲让他深信，势利是他们最不值得表扬的特点。1976年，他在接受乔治·斯坦纳采访时说：“我母亲从来没把名字看得很重要，甚至认为叫沃伯格的亲戚们是愚蠢、自负的人。当我第一次接触汉堡人时，我因他们对名字如此欣赏感到很吃惊。母亲总强调，一个人应该凭他所做的事受到尊重，而不是凭他的名字。母亲是一个最不势利的人，她藐视、厌恶那种人。”在他定期与汉堡的亲戚联系前、在他见到美国的堂兄弟前，西格蒙德母亲的教导，使他对他们存有怀疑。多年之后，就这个话题他向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另一个强势犹太家族的产物——透露道：

我，成长在一个家庭氛围很紧密的环境中，并且逐渐意识到，令人向往的关系是歌德所说的：“与血缘关系对立的后天选择的关系”。这当然不排除后天选择的关系可能碰巧就是血缘关系，虽然这种可能性非常罕见。

尽管他和沃伯格大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定期互访，但与自己家族的人相处，西格蒙德从未感到完全放松。

母亲的教诲在学校里得到了加强。也许有关西格蒙德的正规教育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其强烈的新教色彩。在罗伊特林根念完人文中学后，他作为“客座学生”又在乌拉赫研讨班上了两年，事实是他在那里获得了德国离校证书。回过头看，西格蒙德把他在那里所接触的“南德清教主义”看做对他的进一步鼓励，“无论个人在社会上从事什么职业，都应为社会服务，给予这种服务个人最大的强度和热情，（并视）人生所有其他组成部分，比如审美、物质或主观的考虑……为劣等品质”。他回忆，他的老师们认同他母亲的观点，“任何形式的玩乐都是浪费时间，集中精力完善自我才是人生第一要务”：

如此的自我完善意味着继续推进发展个人才华，吸收各个领域更多的知识，这些领域可能会对社会有用，并为提升专业水准作准备。熟悉人生中的各种艺术形式——音乐可能比所有其他艺术更有价值——不是排他的，但被认为绝对排在增加个人智力效率和视野之后。

他的学术表现是一流的，尤其在古文和历史方面，虽然他记得最清楚的是读浪漫的“狂飙突进运动”的诗篇、弗里德里希·席勒、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施瓦本抒情诗人爱德华·莫里克。如果他在那里交到朋友，友谊也不会长久，虽然有一点也许值得提及，那就是几乎可以肯定，西格蒙德是在学校而不是在家里学会当地口音的，当他说德语时，他总是带有的轻微施瓦本口音。

那时，西格蒙德的成长经历是朴素的，爱是以鼓励克己的形式体现，教育是为完成艰苦的任务作准备。只有当他那些更世俗的亲戚偶尔来访时，更多亮丽的色彩才会使眼前的画面鲜活。是他大姑父马克·罗森堡——一位艺术史学家和享乐主义者——向这位学究气十足的年轻人介绍了“一个新世界，向我介绍了人生中审美的价值，在此之前我只是被道德的价值包围”。可能大约在同一时期，西格蒙德发现弗里德里希·尼采，后者是19世纪晚期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尼采“以犹太理想主义、歌德和浪漫主义为基础，将我早年所有的宗教和道德思想丢进熔炉里”。“也许不可能有别的思想了吧？”他发现自己第一次在生命中思忖。但是，政治事件即将证实，完全可以有别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