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衰退中的管理

魏玛共和国的没落，过去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和与之相关的政党政治分歧的结果。但在很多方面，辈分与辈分之间的冲突同样重要，也许更重要。官方的说法是，魏玛政治应该走阶级路线。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最重要的议会争执，存在于社会民主党人与人民党人之间，前者认为他们自己代表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后者倾向代表工业，尽管叫人民党这个名字。国家人民党被视为普鲁士贵族的党，民主党则代表公务员。甚至中心党都可以用阶级概念来理解，虽然表面上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党，但绝大部分党员是农民和工匠。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些党派与它们在社会学上的分层不尽一致。一大部分工人阶级（不要忘记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是共产党人。中产阶级的德国人，包含商人、学者、专业人士，他们属于各个所谓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些政党中至少有4个政党表明，阶层不是它们组建的原则。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德国社会中产阶级，在社会学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治解体。一群转瞬即逝、分裂出来的党派，就是魏玛政治低迷的表象之一。当这些政治碎片被一个在1929年后出现的全新政党吸收或取代时，它也有悖于阶级的分析。这个新政党自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它成功地吸收了来自几乎所有社会团体的支持，包括工人（只有天主教证明对它提供的这种新式有效的政治宗教，采取不成比例的抵制）。

对许多当时的人而言，纳粹有能力跨越社会分裂，这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另一点是它动员新选民的能力。生于1900年以后的德国人，比在此之前出生的人，在1930年和1932年两次决定性的选举中，明显更愿意投票支持希特勒。在纳粹政治宣传中，最有效的主题是把希特勒描述成去除衰老腐朽体系的领袖，而且还是反抗一代的青年领袖。这一主题在许多20多岁的德国人中产生共鸣，他们感到有太多旧式、不可信的制度，从德意志帝国延续至魏玛时代。虽然西格蒙德比大多数人更早识破纳粹主义真正代表什么，但毫无疑问，这个主题也对他产生了触动。

如果魏玛共和国能够实现经济稳定，德国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也许不会变得如此紧张。

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相对稳定，并有一种幻觉的性质。一方面，通货膨胀遗留下来的是一个不平衡的经济体，银行资本不足、重工业产能过剩。随着许多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德国农业感受到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通货紧缩。随着高度工会化和在政治上受保护的工人们抵制降低名义工资，德国工业的利润被日益增加的劳工成本不断侵蚀。公营部门也遇到瓶颈，当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向德国各级政府贷款时，各家金融机构要求高风险溢价，因为它们一直担心新增赤字可能会引发另一轮通货膨胀。例如，各地方政府发现，为公共房屋计划融资越来越困难，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共房屋在整个欧洲都是一个如此重要的刺激经济的源泉。许多左翼人士为建立魏玛福利国家，欲实施雄心勃勃的计划，这种局势使计划更加难实现。

对柏林的中央政府而言，1924年道威斯计划所规定的新的赔款，进一步制约了财政状况，该计划的名字取自美国银行家查尔斯·G·道威斯，他后来成为了美国副总统。虽然该计划重新调整了德国支付赔款的时间，因此缓解了在预算上的短期压力，但并未减少赔款总额，以至于德国仍承受着巨大的债务负担。诚然，德国将国民收入的几个百分点用来支付每年的赔款，所以并不是承担不起，1924~1930年，每年的赔款额平均只占到国民收入的2%。然而，用在国内项目和政府部门工资上的支出相对慷慨，加上一般不愿意通过增加税收支付赔款，这意味着，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通过借款来融资。如果私营部门是经常账户盈余的话，那可能不太困难。但整个20世纪20年代，外国持续歧视德国制造的产品，导致进口超过出口，而且国际投资未带来任何重大收入，这意味着，德国经济依赖于外国资本。事实上，德国政府用从国外借来的硬通货支付赔款。新货币帝国马克，紧钉住恢复后的金本位制——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是4.2帝国马克兑1美元——外国投资者应该对投资德国有信心。当时只有一些人明白，如果他们的信心由于任何原因被削弱，德国政府将不得不在通货紧缩和破产之间选择。也许这两项不得不都选。

如果德国工业生产力取得持续的增长，尤其是如果它能增加德国的出口（特别是对美国）。但是，商人们受高税收、高利息和高工资的重压。他们更喜欢求助于操纵价格的垄断集团，或向政府要补贴或关税保护。诚然，20世纪20年代目睹了工业合理化浪潮的兴起，它是以合并和其他朝着更高水平整合的方式出现。不幸的是，这往往减少了竞争，而不是提高效率。根据德国工业在战前骄人的表现，外国投资者开始时存在较高的希望，希望德国经济可以快速复苏。但他们逐渐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本质上存在问题。华尔街金融危机通常被视为大萧条的前奏，在金融危机发生很久之前，魏玛经济已经病入膏肓。

因此，1928年年初，西格蒙德·沃伯格回到的德国是局势糟糕的德国。他离开的纽约的情况也令人不安，在那里，家族内部出现不和，而且经济发展并未完全起飞。不幸的是，他在汉堡看到的情况更差。在有精美隔断的M·M·沃伯格公司的办公间里，魏玛共和国代与代之间的冲突将在这个微观世界里上演。

西格蒙德·沃伯格对德国经济复苏的看法可能不完全是悲观的，尽管赔款对复苏构成障碍。他在1927年8月写道，虽然“偶尔严重的副作用”不可避免，但他有信心，德国“从长远来说，可以进一步巩固自身、取得进展，并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借助外国贷款的重要帮助，尤其是美国的贷款。就像在战前，欧洲货币盈余在美国找到了出口，而如今，美欧之间的情况将发生倒转”。西格蒙德对“道威斯计划”有信心，因为该计划强调货币稳定，他简直不能想象“容忍在支付赔款上的分歧，会威胁到德国履行近年来与美国以及其他外国投资者达成的贷款义务”。

但西格蒙德很清楚，美国对德国的信心部分是出于无知。在纽约，他对人们对德国货币“非比寻常的乐观”感到不可思议，而且德国经济的内部虚弱并没有得到真正改善。正像他返回德国看到的那样，“税赋被极大地增加”，以至于“资本积累和由此产生的生产方式积累”实际上变得“不可能”，如果商人们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意，就应该感到幸运了。西格蒙德尤其担心德国各地方政府不断增加的短期外债。他确信，“目前，管理德国财政部的绅士们实行的挥霍政策”迟早会“导致严重的危机”。他认为，通过降低德国国内的开支，并争取达到完全用财政盈余支付赔款的目标，德国政府将更有可能劝说西方强国减少其赔款负担。一项极度节俭的政策将使德国请求赔款减免变得“似乎可行”，同时该政策还能鼓励德国商业。“唯一不会欢迎（这样一项政策）的人是坚持泛日耳曼主义的政治人物，不得不承认，他们今天仍然统治德国，这在逻辑上符合日耳曼民族的政治倾向。”总之，西格蒙德把他的希望寄托在帝国财政的政策方向发生改变。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西格蒙德希望他自己能为政策方向在政治上的改变作出贡献。但他的时间越来越多地被家族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占据。德国境内经济状况越严重，他对叔叔马克斯的领导越感到不自在，对他来说，马克斯的领导，其假设过于乐观、方向过于鲁莽。问题是，向叔叔提出挑战，西格蒙德还不够强势。毕竟，他是马克斯的穷亲戚，马克斯是出于好心邀请他加入家族企业。马克斯的儿子埃里希在1927年被擢升为高级经理，并于1929年成为合伙人，从一开始，西格蒙德就低他一等。出于尊敬，西格蒙德被要求在职位上与埃里希保持差距，前者在1929年被聘为高级经理，并于次年成为合伙人。虽然西格蒙德和银行的其他高级经理相处融洽，尤其是和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但没有什么可以打破他和家族汉堡分支的从属关系。

西格蒙德·沃伯格抱怨叔叔马克斯的管理风格，这预示着他后来将对伦敦金融城的其他机构也品头论足。事实上，不能理解他在什么地方不喜欢他叔叔的管理方式，就不可能理解他自己的管理风格在后来发生的演变。之前，卡尔·梅尔基奥对马克斯可以起到制衡作用，但前者现在越来越多地被政治事务缠身，施皮格尔贝格也无法替代他。艾比·S和弗里茨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对抗专横的马克斯，内定的继承人埃里希也做不到。在西格蒙德看来，埃里希是“一个好人，但肤浅得难以形容”。在众位高级经理中，西格蒙德与路德维希·罗森塔尔和鲁道夫·布林克曼是潜在的盟友，但他认为更高位的汉斯·迈耶只是一个谄媚者，后者靠讨好马克斯这位强势的合伙人，赚取他高额的分红。其结果就是专治：公司变成了“德皇马克西米利安”的统治。更糟的是，这种专治延续了“战前时代的原则……公司业务集中在汉堡并依靠与库恩–洛布的友谊”。沃伯格觉得，拒绝承认时代已经改变是公司衰老的第一征兆。马克斯“皇帝一样”的“浮夸言辞和姿态”，只有他酗酒的侄子吉米（帕夏·詹姆士）配得上，后者是在纽约的马克斯。

西格蒙德和马克斯冲突的主要症结是，M·M·沃伯格公司是否在柏林开设永久性办公机构。西格蒙德认为，否认汉堡作为金融中心相对下降的重要性是徒劳的，况且战争显著加速了这一下降趋势。德国最大的一批银行，出于实际目的，都把总部设在柏林，包括德意志银行、贴现公司（1929年与德意志银行合并）、德累斯顿银行、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柏林人贸易公司，以及国有的帝国信贷公司。德国最大的工业企业也都在柏林。因此，对德国感兴趣的美国银行家们也派代表去柏林。西格蒙德在伦敦和纽约也遇到类似的集中化趋势，这种趋势对他有不可抵挡的诱惑。若M·M·沃伯格公司继续像以前一样经营，那将使公司被边缘化：

再多的往返差旅也无法真正发展与柏林市场的亲密关系，因为那些汉堡老爷将逗留在柏林的时间降至最低，并乐在其中。只有真正在一个城市待上一段时间，在当地建立网络，才有可能和这座城市建立联系。任何其他方式都不到位，而不到位经常比什么都不做更糟糕。

双方经过角力，西格蒙德成功劝说其他合伙人在柏林建立办公室，他自己担任负责人。但他的叔叔马克斯继续将汉堡公司作为主营公司，尽管该公司大部分业务不赢利。与此同时，马克斯对巴黎（家族银行维持着一间价格昂贵的办公室，西格蒙德认为那是多余的）和阿姆斯特丹（战后建立一家叫沃伯格公司的子公司）显示出更多的兴趣，并超过他对柏林的兴趣。到1930年，西格蒙德充满挫败感。他在写给纽约的国际承兑银行的卢西恩·纳克曼的两封绝密信件里，以最强硬的措辞，谴责了马克斯对汉堡公司的管理。公司不但在核心业务上不挣钱，而且迫切需要出售其金属交易部，并提高年轻合伙人的股份（他、埃里希和施皮格尔贝格每人只占5%）。他慨叹道：

现在有必要改变我们的整个商业政策，不幸的是，这也意味着马克斯·M·W必须允许他具有王朝特点的个人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退居幕后。许多变化……我和他，以及其他合伙人谈论了很多次，这些变化很早以前就该执行，但被他（一人）阻挠。有很多次，他单独决定汉堡公司增加新的贷款，并反对减少公司持有证券的数量，尽管我们持有的股票投资组合大于公司的资本，我们实际上是用借来的钱维持公司的部分经营（我认为这样经商不合法）。

从西格蒙德的角度看，也许最令人受挫的是，他自己实际上仅仅通过“拒绝任何二流的业务和任何长期的贷款”，并只集中与西门子这样的柏林一流客户做常规、短期的交易为公司赚钱。

西格蒙德·沃伯格在1930年9月写下了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控诉”。但是，那时公司躲避灾难为时已晚。即使在华尔街崩盘前——始于1929年10月24日——德国经济已进入衰退。失业自1928年年中一直攀升。到1929年9月，德国行业工会估计有14.5%的德国工人失业，一年后，失业率达到24%。而各金融机构早在1928年5月因股票市场下跌纷纷受到冲击。那一年，流通中的货币增长速度急转直下，在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增速为负。美国发生的事件，只是加速并恶化了德国已经发生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