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会杀人吗？”
如果直接这么提问，会显然有些幼稚可笑。小说所讲的故事当然是虚构的，这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但是，如果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这个提问倒也触及文学复杂的社会功能和伦理影响。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格里耶的小说《窥视者》曾流行一时，该小说作品的封面有文字介绍云：阅读此书必使读者深入到书中杀人狂的内心深处，进而去强烈地体验杀人狂的感觉，并使读者最终成为杀人“同谋”。如此煽动性的语言虽不免有些夸大，却也道出了小说与“杀人”的某种可能的关联，只不过阅读小说中的“杀人”未必一定变成读者的外在社会行为，但在读者内心造成某种深刻的影响却是完全可能的。看来，文学的虚构性并不能与某种道德后果的脱离干系。
文学批评的“芝加哥学派”（又称“新亚里士多德学派”）第二代人物布斯（Wayne Booth，1921—2005），曾在其代表作《小说修辞学》中，非常严肃地讨论了小说叙事技巧与伦理关系。这部著作的书名颇有些歧义，乍一看来是在讨论文学叙事修辞方面的技术问题，实则揭橥了一个深层的文学问题：虚构性的文学修辞与小说家的道德责任之间的潜在关系。该书英文版于1961年面世，曾被批评界誉为20世纪小说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述。时隔26年后，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距今已有30年。后浪出版公司现在要出版该书的修订版，作为该书的译者之一，我欣然应允为新版写个简短的序言。然而，一提起笔竟不免唏嘘，感慨良多。记得20世纪80年代早期，刚刚大学本科毕业不久的我，算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批评后生，对任何新理论新观念都十分好奇，偶尔在一本英文工具书中看到对布斯《小说修辞学》的高度评价。于是四处寻找这本书，众里寻他千百度地得到复印本后，约好友华明和胡苏晓一起翻译。前前后后经历好几年，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那时是文学有某种异常独特的影响力，它后来被文学史家称为“新时期文学”，在当时勇敢地承担了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的角色。每当一部有思想锋芒和道德力量的新作问世时，都会掀起大大小小的“轰动效应”，成为坊间争相传看的文本。文学的功能在那个时代被放大了，但确实助推了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这与今天娱乐至死的文学迥然异趣。“新时期文学”颇有些类似晚清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小说承担了开启民智的功能。如“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所言：“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然而，80年代的文化面临着一些特殊问题，一方面要破除极“左”的文艺思潮的束缚，另一方面又迫切需要改变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所以80年代中期兴起了文学研究方法论大讨论。不过，当时可资借鉴的国外小说研究的资源并不多，记得一本内部发行的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在文学批评界广为传看。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对推进国内小说研究就具有积极意义。虽然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时隔30年后回头看，这本书的中译本的面世，的确对国内的小说研究起到了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布斯在此书中提出的那些独特概念，诸如“隐含的作者”“讲述—显示”“叙述距离的控制”和“非人格化叙述”等，很快成了当今小说研究文献中习见的术语了。
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译本在80年代刊行，也遭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现在回顾起来，大致有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艺术领域启动了对“文化大革命”和“十七年”文学艺术的批判性反思，尤其是对那种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说教式的文学艺术的深刻批判。文学艺术的创作摆脱了政治教条束缚，开始走向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正像一切社会文化现象所有的物极必反趋向一样，厌恶了说教式的文学艺术，当然也会抵制一切与之相关的理论主张。布斯这本书有一个基本主题，那就是小说家如何通过叙事技巧的运用来践履文学的道德责任。可以想见，这个主张在当时一定不为人们所重视，甚至被人们所鄙夷，因为在“十七年”乃至“文化大革命”有过太多的道德说教和意识形态规训。在这样的背景中，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就难免被误解和误读。很多批评家和研究者将其叙事技巧形式的理论与其叙事伦理内在关联，生硬地割裂开来，把一系列布斯式的概念，诸如“讲述—显示”的二分、“隐含的作者”概念、叙述“视点”“类型”与“距离控制”等，当作小说叙述的技巧范畴加以理解，与其最为关切的叙事伦理全无关联。其实，这是一个经常会看到的跨文化接受的规律性现象，本土对任何外来文化的接受，总是要受到接受者自己的现实语境的制约。接受者有所选择地理解甚至误读外来文化并为我所用，常常在所难免。据说，鲁迅当年曾一度非常钟爱挪威画家蒙克，并打算编撰译介蒙克的画集。遗憾的是此事一直没有付诸实施，他很快移情别恋于德国画家珂勒惠支，并大力宣介珂勒惠支的版画，带动了“新兴木刻运动”。我猜想大概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境况，并不适合引入蒙克式的高度自我张扬的表现主义，珂勒惠支的写实主义以及对下层民众疾苦的艺术表现，则是一个当时语境的合适选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理论的中国接受情况亦复如此，当时对文学的道德说教的反感和抵制，驱使这本书的读者生生地在布斯小说修辞学中劈开一个裂隙，只取其小说叙事技术一半，而摒弃了叙事伦理的另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