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谋杀案

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件又将我推回摄影之途，很不幸，这些事件都围绕着一桩谋杀案。

我刚退伍时有种感觉，觉得自己好像不曾离开过。芬斯伯里公园的世界依旧，人也没变。我不在的时候，母亲和楼上的男人起了争执。他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到半夜才回家，还拿皮带鞭抽幼子。有天晚上我母亲自己动手执法，用一个巨大石膏摆件（在汉普斯岱园游会赢来的奖品）砸他的头，楼梯间四处是血迹和石膏碎屑。她前往沃斯利警察局按铃报警，也签了保，保证遵守法纪。我想那个小男孩会很感激她插手介入。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发生在芬特希尔路：加勒比人首度在芬斯伯里公园落脚，惹恼了很多本地人。但我倒觉得他们善良又温和。

梅菲尔的拉金斯公司找我回去，并决定要让我那半吊子的摄影知识多少派上点儿用场，于是把我放进小暗房里翻拍素描。我自己学会冲洗底片，也更了解艺术家与动画师。他们都很随和。我那套整人把戏让我如愿以偿地熬完兵役，但在这里似乎不怎么管用。当然，我现在所谈的，是一个无法向书本求助的人在人文教育上一步步慢慢自我启蒙。我试着读书，却只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到了二十一岁，我的全部藏书就是两本小书，一本是绘画的，一本是野生动物的，都是母亲在我小时候买的，一本一先令。

老大帮还在油腻腻的咖啡馆闲晃，双脚翘在桌子上大做白日梦。唯一明显的改变是他们最近爱上了电影《大盗狄林杰》里的牛仔帽。我一拿到从当铺赎回的相机，就热切地想为他们的新造型拍些电影剧照式的浮夸照片。接着我野心更大，试着在不同场景中拍摄他们。我很喜欢操作相机，但不知道照片除了取悦拍摄对象，还有什么用途。

当时大家最喜欢在黑斯托克路上的小咖啡馆鬼混，老板娘是个壮硕的意大利女人，有个漂亮的女儿玛丽亚。那些男孩会问：“我们的烤吐司可以夹玛丽亚的乳房吗？”然后她妈妈会说：“够了小伙子，正经点，要乖，不要调皮。”这对话一直到我当完兵都还很受欢迎。

七姊妹街的葛雷舞蹈协会成了周六夜晚的集会场所。很难想象这高贵的店名底下藏着多么不高尚的东西。伯特·阿赛拉提曾是摔跤冠军，一对耳朵像握紧的拳头，是魁梧到足以挡住大门的巨人。但即便是伯特也常分身乏术，只是帮派弟兄出于尊敬，仍会在口头上敷衍他。这地方声名大噪，吸引了北伦敦各地像乔治·拉夫特和詹姆斯·卡格尼在电影中演的那类人。他们为了找当地的扛把子单挑而跑来这里，下场通常是在地上倒成一片，像老式美国电影里被干掉的强盗。葛雷的店其实很像地下酒吧，方尖塔旋转灯在你脚下闪个不停，看起来像有一千只老鼠想逃出这房子。

女孩子会来这里，觉得可以遇到北非城里的亨佛莱·鲍嘉。我也被那种气氛及女孩子所引诱。就是在葛雷的店里，我遇上生平所见最美的女孩。她一头金发，大眼睛，名字叫克莉丝汀，和莫斯维丘的朋友一同来这里探险。照我们的标准，莫斯维丘已是相当高级的住宅区。

我对她一见钟情，和另一个也看上她的小伙子差点打了起来。他长得很帅，还不断激我：“我随时可以把到她。”他没得逞。我追到了她，还发现她性格甜美。我们之间没多少共通点，她非常聪明，有八门学科通过了中考（O-Leved），如果继续读下去，她大可进入大学。她在伦敦桥附近的非洲果品进口公司上班，懂法语，也会操作电传打字机，但出身并不显赫，父亲是邮差，住在附有浴室的政府公屋。我让她相信我爱她，两个人定了下来。

当年，小伙子必须遵守一套固定的模式。他得先浪子回头，然后在跟女孩子结婚安定下来之前，先约会两年。克莉丝汀的父母接受了我，大出我的意料，或许是我母亲用水管调教出来的那副身心健全的模样骗了他们。然而，即便有克莉丝汀的文明熏陶，我狂野的少年期仍未画上句点。有个家伙在巴士站惹到我，某天我找他单挑，打完架后，带着受伤的嘴唇和克莉丝汀到霍恩西市政厅跳狐步。但最诡异的一架，还是我在芬斯伯里公园的最后一役。

我们参加一个女孩的葬礼，她为了本地一个男孩子自杀，每个人心情都很差。在回家的路上，我这辆福特老车载着几个令人头痛的家伙，其中一人要求在哈洛威路下车撒尿。他急着跑到巷子里，因此撞破了后视镜，我下车骂了他一句。我应该趁他还在撒尿难以还手时揍他，但我还没气到要打架，只是觉得不爽。接下来就看到他冲到我面前，朝我的脸挥砖块。我设法揍了他的肋骨，把砖块抢过来往他脸上砸，不停地打，直到他头破血流。我觉得这场架非得打出个你死我活。

然后我说：“你打够了吧？”他拿头撞我的脸，算是回答。我们站在那里，都流着血，他平静地说：“我想大概算平手吧。”

我们回到车上，我送他到皇家北方医院缝一缝头。我跟他不熟，但从此之后，他碰到我都会亲切地打声招呼。克莉丝汀对这类暴力感到不安，但从不曾对我变心。某次我们去看电影，结束后一道回到芬特希尔路的家，发现我母亲跟往常不一样，竟还醒着。她有消息要宣布。

“和你一起在葛雷的店鬼混的那帮人，他们惹了大麻烦。有个警察在那里被杀了”，她说。结果查出来了，这场纠纷的主角是一个年纪很大（以混混来说）的家伙。荣劳·马伍德，二十五岁，伊斯灵顿的鹰架工人。他带了把刀子到协会来，想摆平某桩复仇案。一般来说，大家只会用到铁拳套。他可能只想吓吓人，但各个帮派选好了边，在人行道上打起来时，有个警察想要站到两派人马中间，却遭人在背后捅了一刀。他死于失血过多。马伍德溜掉了，但他父亲劝他去投案。

接下来几周，我们这些芬斯伯里公园的居民聊来聊去都离不开这件凶杀案。它也使全国注意到不良少年与帮派暴力的问题日益恶化。在拉金斯，大家都向我打听这件事，我告诉他们，我家附近的几条街上住了许多帮派混混，我还和他们上同一所学校。老大帮并未直接涉入这起凶杀案，但我带了几张他们的照片到办公室，同事告诉我应该试着发表。有人建议我去找《观察家报》，那是高质量的周末报，关心社会，自由派，但我从未读过。

当年可没那些复杂的安保装置挡在报社门口。我穿着粗呢西装和麂皮鞋，就这样直接走进《观察家报》在都铎街上的办公室，也没事先约好，就被带到图片编辑台。那位图片编辑名叫克里夫·霍普金斯，他仔细看过我的照片，身子往后靠向椅背，以探究的目光看了我良久。

“这些都是你拍的？”他终于开口问。

“是。”我只答了这句话。

他说：“我喜欢这张照片，会用它。你愿意多帮我拍一些吗？”

我离开时非常激动，有人正式委托我拍更多照片，还找了个名叫克兰西·西葛尔的文字记者撰写报道。不过，芬斯伯里公园对那起案件有自己的一套说法。

我拍完那些男孩，走出黑斯托克路的咖啡屋，看到那辆眼熟的渥斯利汽车等在那里。我走近时，车门打了开来，传出执法人员友善的邀请：“上车。”

我说：“不要。”

“如果你知道怎么为自己着想，就上车。”

我上了车。第一次总是要拒绝，但也别太过分。这里的游戏规则就是如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你带着偷来的照相机窝在那间咖啡厅。”

我告诉他们相机不是偷来的。他们要求看收据，我当然没随身带着。他们提议到我住的地方找收据，否则我就得直接去警局。

我说：“好吧，但是帮个忙，别把车子停在我家外面。如果我母亲看到你们，你们麻烦就大了。”

他们笑了出来：“也就是说你妈妈很凶悍喽？”不过他们还是配合我的要求。我进了屋子，搜遍小柜子的抽屉才找到收据。老妈问我在干吗，我只回答我在整理东西，然后溜了出去。警察看过收据，油腔滑调地说：“先生，需要我们把您载回刚刚那个地方吗？”

我拒绝了条子的虚情假意，看着他们离去。那一刻实在很过瘾。当然，我也确实帮了执法人员的忙，如果我母亲逮到他们为了相机骚扰我，不用说，她会拿出最重的摆件砸他们的头。

那张照片登上了1959年2月15日的《观察家报》，占了半版篇幅，那年我二十三岁。

那张大照片是我在凶杀案之前拍的，照片里的小伙子穿着他们最好的西装，在帮客街（为了改善形象，已改名为瓦科特街）一栋烧毁的房子里大摆姿势。他们正打算出发到亚斯托利亚电影院一个下午，在那之前，我先把他们凑在一起。

如今，我比以前更看得出那是张优秀的照片。照片显示出拍摄者注意到了结构，那一定是出自本能，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照片的曝光也很棒，肯定也是出于侥幸，因为我没有测光表。

那张照片改变了我的一生。人们告诉我，就算我不是经由那张照片崭露头角，也会有另一张。

我不觉得情况一定会是如此。我不太能忍受拒绝，也没有成为摄影师的强烈欲望。假如我得拼了命才挤得进舰队街，那我绝对到不了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