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病

1964年，戴高乐将军以令人钦佩的先见之明在里昂建立了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个以“调查癌症病因”为目的的国际中心，称为国际癌症研究署（LARC）。如今这个中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致力于癌症流行病学研究的机构。流行病学研究是一项真正的调查工作。这项工作试图通过数据综合和演绎推理来确认癌症及其扩散的原因。流行病科学兴起于欧洲和美国城市霍乱肆虐的时候，19世纪中叶，人类还没有发现微生物，无法对霍乱做出解释，这使得霍乱更加可怕。

当流行病学家还无法确认某种疾病的原因时，卫生当局就可能虚构出一些安抚人心的论点来鼓舞大家的信心，不管那时能提供什么样的医疗措施。1832年，美国正面临着一场新的霍乱大流行，纽约市医学委员会对此束手无策。于是他们发布了一个公告，称霍乱患者“要么酗酒无度、行为鲁莽，要么易受不当药物的伤害”，为防染病，委员会建议大家不要喝含酒精的饮料，不要逃避兵役，不吃沙拉，还要“保持有规律的生活习惯”。{L-End} 1883年，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发现了霍乱杆菌，证明生沙拉确实有传播霍乱的作用，至于其他方法，其实都是无稽之谈。注5：

注5：这个历史例证要感谢桑德拉·斯坦格雷伯（Sandra Steingraber）博士。她在《生活下游》一书中介绍了这个例子，关于环境污染与癌症增长的联系，这是本必读书。{L-End} 在另一本也以癌症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主题的好书中，德芙拉·李·戴维斯博士则指出，19世纪时，政府部门没有等到最终确证就开始改善城市卫生条件和下水道系统，在最终发现霍乱杆菌之前，这拯救了众多的生命。{L-End}

安妮·萨斯科还记得自己12岁时在日记上写到，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医生。这部分是因为她想向身为警长及法国抵抗组织前成员的父亲表明，自己也能够为伟大的事业而努力奋斗。后来她从法国的医学院毕业，并取得了哈佛大学的流行病学博士学位，为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工作了22年。为了搜集可靠的数据，她遍访中国、巴西、中美洲和非洲等地，由此绘制了一幅幅癌症地图，为人们了解癌症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最佳线索。她把地图放到电脑上，展现出各种癌症的发病情况，并比较了受癌症影响最大的国家和影响最小的国家。第一张地图出奇地清楚：就同一年龄段而言，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结肠癌是属于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疾病。美国和北欧的这类癌症患者是中国、老挝或朝鲜等地的10倍，也是日本的5倍。

查看过这些地图之后，我们不禁要怀疑亚洲人的基因是不是有预防癌症的功能。但是基因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萨斯科在中国进行调研时，问过一位中国同行该如何解释那里乳腺癌的低发病率。那位同行愉快地笑着说：“这是一种富人病，你会在香港发现这种病，而不会在这里。”事实上，夏威夷的华人、日本人和旧金山唐人街的中国人的患癌率已经快赶上西方人了。过去十年，中国内陆大城市还有香港地区人口的患癌率翻了3倍。{L-End}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国际癌症研究署报告的引言上总结说：“高达80%的癌症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比如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的确，在与癌症的战争中，西医取得的最大成就是让胃癌好像在工业化国家中消失了。不过这种病在1960年代却比比皆是，所有医学院的学生都相当熟悉这种严重而常见的疾病，如今，医学院已经很少讨论这种病了。胃癌在40年左右的时间内消失了，这归功于更好的食品冷藏技术，以及储存食物时更少地使用硝酸盐和食盐：这完全是“环境因素”对癌症的一次干预。{L-End}

今天生物学界和医学界都普遍认同，生物体内第一个癌细胞的出现及随后更具侵略性的肿瘤的形成，都受到环境中很多有毒物质的影响，这个过程称为致癌作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专家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强调：致癌作用不只会引发癌变，它还会在癌变开始后继续保持影响。{L-End} 因此，无论我们是健康的还是已经患癌，对可能促进肿瘤生长的有毒物质加强防御都十分重要。在最古老的医学传统中，从希波克拉底到阿育吠陀（译注：希波克拉底是指希腊名医，被誉为医药之父；阿育吠陀是指阿育吠陀医学，印度传统医学），解毒 都是一个基本概念，今天更是不可或缺。

和别人一样，一旦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我想知道的就是以前我本可以如何预防，以及现在我该怎么办才能避免再次患病。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所有的答案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我们并不很清楚你患病的原因，别抽烟，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忠告。”确实，除了烟草或石棉与肺癌的关系之外，我们就很难肯定其他食物、生活方式或职业是否会引起另一种癌症了。但是，正如我们之后会看到的，医学人士已经强烈建议我们应立刻开始进行自我保护——更何况，这也不需要花多大的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