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七月，我从插队的的农村被招工来到大同煤校，当时正逢文革后期恢复生产阶段，职工、学生、老师经常要参加煤矿组织的高产会战。那时的宣传主要靠有线广播和广场上的高音喇叭，我们住在单身楼内，经常是一大早，就能听见某某采煤队生产破历史纪录，某某单位召开夺高产誓师大会等等。当时的生产手段并不比现在先进，但是，在一种特殊的政治气氛中，煤矿的生产搞得确实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
冬天用煤的地方多，所以，一进入冬季，煤矿加班高产是很平常的。下井那天下午，通知我们参加下井高产的领导站在院子里提着嗓门对我们说：“今天参加高产会战，能去的尽量都去。”不一会儿院子里就聚集了许多人，跟在我后面往前走的一位同事，是家里的独生子，离老远领导就和他挥着手说：“独生子可以不去。”还没等领导的话音落地，我的这位同事，就和我做了一个鬼脸，庆幸地说：“你看，咱不用去。”说完，他就转身回去了。但无形之中让我感到，人还没有下井，空气中便笼罩着一种下井非常危险的气氛。
天快黑的时候，学校的解放牌大卡车拉着我们满满的一车人去九矿参加高产会战。正值数九天，寒风凛冽，人们都在车厢上立着，汽车一路颠簸，好在车上人多，人们并没有感到很冷。下井的地方在南山，人们在井上更衣室换好工作服，腰间的皮带上挎上蓄电池，头上的安全帽上戴好矿灯，脚上穿上长筒雨靴，脖子上系上毛巾。然后，一路排着队，步行去南山。在井口，大家又一次听领队说了一些注意事项，下井，安全问题最重要。
初次下井，我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井下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南山井算竖井还是斜井？我不懂。反正从井口到工作面得走四十多分钟，途中好像还要下一个直上直下的立崖，立崖有十几米高，下井的人用手紧紧地抓着铁梯子的两边，小心谨慎地踩着悬挂在崖壁上的铁梯子上的横梁，摸索着一步一步地蹬下去，那样子就像登山运动员在下悬崖。巷道里又潮又湿，有的地方比较宽敞，有的地方甚至连腰也直不起来。这时，不由地会使人感到当矿工的危险。四块石头夹一块肉，危险给人的压力是每时每刻存在着。
人们穿着笨重的的雨靴，工作服肥大且不合身，矿灯帽戴在头上歪三扭四的，有人走着走着不小心一头撞在低低的岩石上，重重地摔个屁蹲儿，惹得跟在后面的人们一阵哄笑。
矿上对外单位来参加高产会战的人一般都不往工作面大的地方安排，其中的主要原因也是安全问题。我们这一组十几个人随领队被安排在掘进队，跟着工人一块儿往煤溜子上攉煤。每人抓一把大头铁锹，煤溜子不停地走，我们不停地装。掘进队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为后面的采煤队开拓巷道，煤溜子的轰鸣声，夹杂着铁锹铲煤的碰撞声，很少听见人们说话，大家弯着腰光顾埋头干活儿，不一会儿衬衣就让汗水湿透了。巷道里的空间并不大，每隔三米、五米顶一根煤柱子，煤柱子顶着高低不平的顶板，布局并不规则。经常有检查煤柱子的工人，手里提着一把长柄的锤子，在巷道里检查工作面的安全情况，看哪儿有危险，就赶紧支根木柱子。支柱子就得在上面打木楔子。工人打木楔子的动作，特殊而利落。巷道里的煤层有高有低，低煤层让人腰也直不起来，高煤层，有四五米那么高。井下经常有放炮的声音，放炮声一响，天摇地动，井下的工人习惯了，无所谓。但对初次下井的我来讲，可以说，胆颤心惊。
休息的时候，坐在巷道煤墙的边上，旁边的老师反复叮嘱我，不要紧挨着煤墙坐着，要小心片帮，要小心嶙皮。所谓片帮，就是煤墙上松动的可能会掉下来的煤。所谓嶙皮，就是顶板上可能会掉下来整块的岩石。
在井下干活时间长了，那一个个白净的脸，除了牙是白的，脸上全是煤尘。干活出汗多，人们的脸是白一道黑一道的。随着下班的人们往外走，巷道的左侧是以前采完煤的工作面，我戴着矿灯往里瞧，黑乎乎的，根本看不见顶子，空空的黑洞，怪石嶙峋，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古塘。人们一边走一边说活，其间，我听说在回采工作面，有的煤柱子让顶板压得和灯笼一样。
从井下上来已是早晨六、七点钟的样子，我们在井底下几乎呆了一晚上。后来，我在九矿、四老沟矿又参加了几次高产会战，但印象还是第一次下井深刻。
现在国家的能源还是以燃煤为主，无论取暖或发电。随着时代的变化，过去人工采煤早已变成了机采，但煤矿的安全，还是值得人们警惕的大问题。瓦斯爆炸、透水、冒顶、百万吨死亡率等等，时时在提醒人们要注意井下的安全。随着国家GDP的不断提高，煤的需求量也在增大，须知，在人们用煤的时候，可曾想过，这每一吨煤中都有煤矿工人的鲜血和汗水。
2004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