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但凡小说获得成功的作家都可能受到陌生读者的来信侵扰，包括赞扬——有时充斥着宽泛的溢美之语，让人想起约翰逊博士[11]答复溢言虚美的著名话语——有时只是几句话，却“能像号角的声音”震动心弦，激发出深深的谦卑，唤起作者的坚定决心，定要使未来的所有努力配得上这样的赞扬；偶尔还会有对于作品优点和缺点的如实评价，连同造成优缺点的原因，恰恰成为缺少经验的作家求之不得的评论和帮助。这些信件，柯勒·贝尔各种都收到过；她用热情的心灵及其追求的真正意义和高标准，对每一封信件都做出了真实的评估。在她的所有信件中，G.H.刘易斯先生收到的几封信被他好心地交予我使用。据我所知，勃朗特小姐对他饱含鼓励和建议的信件大加称赞。我会按照日期从她的回信中摘取片段，因为它们可以表明她看重的是何种评论，还因为无论赞同、融洽还是愤怒，这些信件自始至终都显示出她的性格。不盲目于任何自我吹嘘，对实在的成功和失败都保持清醒的谦逊，感激友好的关注，只有在涉及作者性别的问题让她觉得受到粗暴和不公的对待时，才会暴躁发怒。至于其他，对于懂得倾听的人来说，信件本身不言自明，比我用自己贫乏无力的言语说明其意义要好得多。关于勃朗特小姐随后回复他的那封信，刘易斯先生礼貌地对我做出如下解释。

“《简·爱》刚问世的时候，出版商客气地送了我一本。怀着阅读这本书时的热情，我找到了帕克先生，提议为《弗雷泽杂志》[12]写一篇书评。他不同意如此重视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因为报纸还没有报道，不过认为可以登载在《弗雷泽》1847年12月的‘英法最新小说’里面。同时，我写信给勃朗特小姐，告诉她，阅读她的书让我喜不自禁。不过从她的回信来看，似乎我还对她说道了一番。”

致G.H.刘易斯先生

“1847年11月6日

“尊敬的先生，昨日收到您的来信；请允许我向您保证，对您来信的意图我完全心领，并由衷感谢信中鼓励的赞赏和宝贵的建议。

“您提醒我谨防传奇故事，您勉励我坚持真实。写作伊始，我深深铭记着您所主张的原则真理，我决心将‘自然和真实’作为我的唯一指导原则并将严格地循其轨迹；我克制想象，回避浪漫，压制激情。过分亮丽的粉饰，我也要避免，争取创作出柔和、严肃和真实的作品。

“我将完成的作品（单卷本的故事）寄送给一位出版商时，他说它具有独创性，忠实于自然，但他觉得没把握采纳它，这样的作品卖不出去。我接连尝试了6位出版商，他们都告诉我，作品失之于‘非凡的事件’和‘惊险刺激’，决不适合流动图书馆，因为小说作品的成功主要得仰仗这些图书馆，所以他们不会同意出版将会在那些地方无人问津的作品。

“《简·爱》起初也因为同样的理由遭受拒绝，但最终受到了认可。

“我向您提到这一点，并非为了请求免于责难，而是为了请您注意某些文学祸害的根源。如果，您能在《弗雷泽》以后的文章中安排寥寥数语，对支持流动图书馆的民众有所启发，或许，您便是运用自己的力量，做了一件好事。

“您还建议我，不要在自己的经验世界之外游离太远，因为进入虚构的领域，我就会变得虚弱无力。而且您说‘真实的体验永远有趣，这一点适用于所有人。’

“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正确。但是，尊敬的先生，每一个人的真实体验难道不会极为有限吗？而且，如果一位作家主要侧重于详细描述其真实体验，难道不会有重复自己或成为自我主义者的风险吗？还有，同样，想象是一种不安分守己的强大能力，她会要求被倾听、被运用：我们难道要对她的召唤充耳不闻，对她的挣扎无动于衷吗？对于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动画面，我们难道要视而不见，并且决不加以重现吗？她在我们的耳边雄辩滔滔、侃侃而谈的时候，难道我们就不能将她的话语形诸笔墨？

“我将在下一期《弗雷泽》上殷切寻找您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请相信我，尊敬的先生，

“C.贝尔敬上”

尽管对作为一位作家受到欣赏而感到欣慰，她还是会对表达欣赏的人保持谨慎；因为赞扬的主要价值取决于表达赞扬的人，取决于他们的真挚和才能。因此，她向威廉斯先生（与她的出版公司有关系的一位绅士）打听刘易斯先生的身份和为人。她在对自己未来的这位评论家有所了解之后及等待他做出评论的这段时间回复的信件决不应该被忽略。除了谈论他之外，信里还提到几桩关于“贝尔兄弟的身份”开始引发困惑的趣事，另外还评论了另一家出版商对她妹妹的所作所为。对于后者，我按捺下讲述的欲望，因为我明白，谈到这样的人，即使真相也会被当作诽谤。

致W.S.威廉斯先生

“1847年11月10日

“尊敬的先生，《不列颠》和《太阳报》[13]已收到，《旁观者》尚未收到，为此我备感遗憾，因为责难固然令人不喜，但往往有所裨益。

“多谢您提供关于刘易斯先生的信息。我很高兴得知他是一位聪明真诚的人：既然如此，我便可坚定地等待他的评论；即便是不利于我的，我也毫无怨言。能力和诚实有权在它们认为应该指责的地方提出指责。但是，从您说的来看，我宁可相信自己至少会获得有所保留的认可。

“您讲述的关于贝尔兄弟身份的各种猜测让我觉得十分好笑：等到谜底揭开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发现根本不值得麻烦求解；但我不会管它；我们保持沉默恰如其分，而且肯定不会伤害任何人。

“在《都柏林杂志》[14]上评论那本小诗集的评论家推测，自称是三个人的人其实只是一个人，那个人天生具有过分超常的自尊心，因此对自己拥有的优点多少有些自命不凡，认为一个人难以集这么多优点于一身。于是，我猜想，为了避免大惊失色的公众神经无法承受，他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一分为三！这就是那位评论家的巧妙想法——非常有独创性，非常惊人，但是不正确。我们就是三个人。

“埃利斯和阿克顿[15]的散文作品即将面世：它早该面世了，确实，从很久以前就应该。因为去年8月初，第一份校样就已经付诸印刷，那时柯勒·贝尔的《简·爱》手稿还没有到达您的手中。但是，那位先生做事不似史密斯和埃尔德公司；他那条街的宗旨似乎有别于康希尔65号……我的亲戚们被耽搁拖延得精疲力竭。与此同时，我必须承认，既公事公办又有绅士风度，既充满干劲又体贴周到的管理让我受益匪浅。

“我想知道，那位先生，是否经常如对待我的亲戚这般行事，或者这只是他行事方法的一次特殊情况。您是否知道？是否可以告知我关于他的一些事情？您一定要原谅我在想了解情况的时候开门见山：如果我的问题强人所难，您当然有权拒绝回答。

“C.贝尔谨上”

致G.H.刘易斯先生

“1847年11月22日

“尊敬的先生，现在，我已经读过了《兰梭普》[16]。直到一两天前，我才拿到它；不过我终于拿到它并阅读完毕。阅读《兰梭普》的时候，我读的是一本新书——不是翻版——不是其他任何一本书的影子，而的的确确是一本新书。

“我不知道如今已经有这样的书被创作出来了。与所有的通俗小说截然不同，它用新鲜的知识填充人的心灵。您的体验和信念变成了读者的体验和信念，至少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它们具有不同凡响的价值和趣味。与细读《兰梭普》之前那段时间相比，此时的我怀着别样的情绪，等待着您对《简·爱》的评论。

“我与您素昧平生。我不曾特别尊敬您，也不曾觉得您的褒贬有多么特别的分量。我曾对您指摘或认可的资格一无所知。现在，对于这几点，我已经有所了解。

“您会很严厉；您的上封信已经让我对此有所了解。好啊！我会从您的严厉中汲取营养：除此之外，尽管现在我确定您是一个公正的人，一个有鉴赏力的人，但作为凡人，您一定也会出点岔子；如果您的指责哪里激怒了我，尖刻得甚至触及我的痛处——令我痛不欲生——我将暂且不去相信，将其搁置一边，一直等到我觉得能够毫无痛苦地接受它的时候。

“尊敬的先生

“C.贝尔谨上”

1847年12月，《呼啸山庄》和《阿格尼斯·格雷》问世。前者对邪恶和特殊性格的描写力度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反感。不过，其他人却感受到非凡天才的吸引力，即便这种天才展现在冷酷和可怕的罪犯身上。关于这个故事，勃朗特小姐自己是这样说的，“就刻画人性的方面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必须承认，她对生活在自己周围的农民所具备的实际认识与修女对经过修道院门口的庄稼人的认识差不多。我妹妹的性格天生就不合群：环境促成和助长了她的孤僻倾向；除了去教堂或者在山里散步之外，她几乎大门不出。她虽然认为周围的人都是热心肠，但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之外，她从不尝试与他们交流和接触。但她熟悉他们，熟悉他们的做派、他们的语言，还有他们的家史；她可以津津有味地听别人谈论他们，自己也能详尽、形象和精确地谈论他们。但她几乎从不和他们本人说话。因此，在倾听邻近地区的荒村秘史时，她的脑子里收集到的那些跟他们这些人有关的真实情况完全局限于那些不幸和可怕的特质，而她的记忆有时就会被迫接受这样的印象。她的想象具有一种阴郁超过开朗和强悍超过戏谑的精神，它从这样的特质中发现素材，并由此塑造出类似希斯克利夫，类似恩肖，类似凯瑟琳[17]这样的人物。塑造出这些人物，她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如果审稿人在阅读她的作品手稿时被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冷酷偏执的性格——如此迷茫和堕落的灵魂——触动得瑟瑟发抖，如果有人抱怨光是听听那些活灵活现的可怕场景就让人夜里难以成眠，白天心神不宁，那么埃利斯·贝尔会对其中的意味感到不解，对做作的抱怨表示怀疑。只要她生活过，她的心灵就会像一棵结实的树一样自行生长——更高、更直、更宽广，树上结的果实会更加甘美，更加鲜亮；但是，只有时间和经验能对这样的心灵起作用，她不会顺从于其他智者的影响。”

无论公正与否，两位勃朗特妹妹的作品在出版时并未大受欢迎。“评论家未能公正对待它们。《呼啸山庄》彰显出的稚嫩却极其真实的力量几乎无人认可；它的含义和本质受到了误解；作者的身份也被误传：据说，它是创作《简·爱》的那位作者较早期和较粗糙的试笔。”……“错到离谱，也不公正！我们先是大笑，可现在我却深感惋惜。”

从那之后，夏洛蒂·勃朗特的生活分成了两道平行的水流——她作为柯勒·贝尔的作家生涯和她作为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性生活。每种身份都有各自的责任——互不对立；不无可能但很难和谐统一。如果一个男人成为作家，对于他而言，或许不过是职业的改变。他拿出一部分此前致力于其他研究或工作的时间；他放弃此前致力于服务他人的法律或医学类职业，或者，舍弃一部分始终努力谋求生计的生意或业务；其他的商人或律师，或者医生，填补他的空缺，没准儿做得和他一样好。但是，除了被上帝指定到特定位置的女性之外，没有其他人能像被指定的人那样承担起女儿、妻子或者母亲这样默默无闻的日常职责：女人难以自主选择人生主业，作为个体，也无法摆脱身上被托付的家庭责任，去发挥被赋予的最杰出的天赋。然而，面对她因为自己拥有的如此天赋而被赋予的额外责任面前，她绝对不能退缩。她绝对不能将自己的天赋隐藏在餐巾里，她的天赋是要拿来为其他人所用和为其他人效劳的。她必须怀着谦逊而忠实的精神，艰苦从事那并非不可能之事，否则上帝就不必安排她去做了。

我将夏洛蒂·勃朗特付诸于行动的事情付诸于语言。

1848年始于不幸的家庭苦痛。无论多么痛苦，对读者不断提醒这段时期始终压在父亲和姐妹们心头的烦恼都很有必要。谈及勃朗特一家在故事里展现的生活观念悲哀阴郁的轻率评论家实在应该了解一下，这样的言语是怎样从她们对所承受的漫长痛苦的生动回忆中被迫吐露的。抵制粗粝的表达并嫌恶退缩的那些人——就好像这样的观念是源于作者们一样——也实在应该了解一下，她们遵从于良知的严厉指示，将她们的所见书写出来，那并非来自想象，并非来自内心的设想，而是来自艰辛残酷的现实，来自外在生活连续长达数月和数年对她们的观念的压迫。她们也许会犯错。她们的感情如此强烈，以至于她们写不出除了她们的笔下生活以外的其他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她们不管怎样都会犯错。只描述好人和讨人喜欢的人，只描述好事和讨人喜欢的事情（这种情况下的她们无论何时都难以写作）可能会更好：我所能说的就是，我相信，从未有过拥有如此杰出天赋的女性能怀着最强烈的责任感运用自己的天赋。至于错误，作为作家和女人，她们如今正站在上帝的评判席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