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退休及养老金

投资民主化最深刻的表现之一就是关于退休以及养老金概念的出现。对于“退休”的广泛接受仅仅发端于150年前，并在此后稳步扩展。当前，退休融资促成了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投资资本聚集。单就美国来讲，退休资产合计高达惊人的24万亿美元。对于退休融资的关注使得社会机构及其采用的投资工具产生了极大变化，并引发了退休资金管理人士掌握新技能的必要性。将退休融资视为投资主要目标的理念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包括养老基金的发展、退休储蓄计划的蓬勃兴起以及关于未来社会保障的尚未解决的全国性对话。

关于退休和救济的早期尝试

对于许多人来讲，退休被视作现代生活的基石。作为数十年辛苦劳作的回报，纯粹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供与家人共度时光、度假或是享受生活的乐趣。然而，当代退休生活的中心掩盖了它的现代性。尽管退休在以往社会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

当然，迈向黄金年代弱点的必然趋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么，数个世纪以前的广大男性和女性在人生暮年都做些什么呢？两种结局最具代表性：一个人要么一直工作到生命齿轮停止的那一刻，要么不再工作并依靠家人维系生活。

在后一种情况下，自私的后代子孙们并非总是乐于承担赡养年迈父母的责任。然而与今天不同的是，过去社会实际上在很多时候要求儿女照顾其父母。就美国（或更恰当地讲，当时英属的美洲殖民地）来讲，确实如此。1601年《英国济贫法》（English Poor Law）所体现的价值观规定，家人是赡养父母和祖父母的首要人选。这孕育了各式各样的冲突，法院诉讼中通常充斥着因年轻人未履行赡养父母责任导致的权利主张。

对于那些没有子女的人来讲，当他们不能再工作时，《英国济贫法》按照条款规定向其提供供养。在调节木材或食品转移的“贫困人口”税收资助计划的基础上，这些条款往往涉及公共官员采取的特殊制度安排。首先，个人有必要证明其合法需要，并展示其早些年所做的贡献，表明并非故意寻求懒散。同样有必要表明，在该需求出现之前即享有了居住权。通常来讲，这项要求得到了严格执行。例如，在1707年，波士顿拒绝了一位叫作尼古拉斯·华纳（Nicholas Warner）的八十多岁男性的申请，告知其由于不具备长期居民身份，无法获得本市的援助。在当时，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波士顿在1690年的人口数仅为7000，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尽管各家都努力照顾好各自的贫困老人，但局外人的角色在当时看起来有很大不同。

然而，在100年的时间里，城市化的推进打破了这种小规模的协调，并催生出更多为非自愿退休人员提供援助的公共机构。尽管英属殖民地的第一家公立救济院成立于1664年，但在当时此类机构并不常见。到18世纪中后期，这些钱财匮乏的老年人常常被迫住进救济院，而不是待在各自的家中接受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当这些救济院还属于新生事物尚未充分利用时，算得上是安享人生最后时光的舒适之地。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随着移民的增加以及快速城市化导致许多地区的居住环境更加脏乱，地方管理者为了控制不断上涨的福利开支使之变成了缺乏吸引力的场所。管理者们要求将居住在并不舒适的救济院作为接受援助的先决条件，并希望借此减少用于社会福利的资金开支。对于救济院的老年人来讲，最糟糕的事是孤儿和刑满释放人员被归入他们的阵营，从而导致老年人与幼儿和前科犯共享住所。这种不幸的状况导致这些退休老人被视为无所事事之人，尽管他们曾经努力工作过。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美国内战开始后不久，当时针对这些人群创建了单独的公共项目。最重要的是，自17世纪早期至19世纪中期，随着许多被边缘化的其他人群加入到公立救济院，针对老年人的服务质量逐步下降。对于老年人和穷人来讲，这种“提前退休”的时代绝不是令人愉快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