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

尽管斯密对股份制公司的反对并未使其不复存在，但总体来讲他的著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实际上，他的新经济理论强调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是鼓励社会创新和繁荣发展的手段，这一点与当时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日益从重商主义转为接受自由贸易的环境存在特别关联。从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开始，在炼铁生产、蒸汽动力的使用以及纺织品的大规模生产方面均产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重塑全球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也称作技术革命，涉及新材料（尤其是钢）的大规模使用、技术（如内燃机和收音机）和电力的应用。一直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人类改变数个世纪以来存在结构的一次尝试，工业化的进程成为投资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加速器。事实上，如果没有投资和银行体系的发展，工业革命不可能实现。它还标志着在财富创造和民主化潮流下的关键历史转折点。也就是说，它加速了被精英阶层独占的剩余资源缓慢流向更广泛人群的进程。

当然，早前的经济变化也促成了工业革命的发生，这同时体现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从宏观角度来讲，欧洲的商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环境先导。许多欧洲人已经熟悉了市场化生产，不再生产全部的供个人使用的商品，而是通过贸易和交换的手段来获得。同样，英国国家银行体系也发挥了作用，在促进销售的同时加快了商品交换速度。从微观的角度看，则是个体及其家庭的经济活力起到了作用。这与之前的欧洲时期相似，富裕的商人和实业家及其家庭已经开始获得经济上的成功。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18世纪的人口因素对工业革命起到了助推作用，在英国尤为如此。举例来讲，当时的人口出现了大量增长，部分原因是困扰欧洲数个世纪的瘟疫传播和疾病暴发出现了中断。除此之外，资源的可获得性、创新的意愿以及技术进步共同助推了工业领域的变革。例如，15世纪时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印刷机对于知识的传播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从而使工业革命及其必要的技术创新和科学发明在最初成为可能。

工业革命带来的具有推动力的其他技术还包括詹姆斯·哈格里弗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的珍妮纺纱机，这种多轴的纺纱机极大地提高了纺织品行业的产量。由于飞梭的采用，珍妮纺纱机把纺织工业带入了新的竞争时代。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于18世纪晚期发明的蒸汽机改变了大多数采用机械动力的行业，尤其在交通输运业和农业表现得十分显著。采用水加热变成蒸汽的成本普遍低于之前生产机械动力的成本，因此可以节约大量成本，使工业和交通运输项目更加切实可行。工业革命带来的这些技术使无数用户的生活更加便利，并促进了工业革命时期的大部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工业革命时期资本需求的本质

从长期来看，工业革命通过创造剩余惠及上层社会之外更多人群的方式对投资产生影响。然而，工业化与公共市场投资之间只是一种单向影响的关系。换言之，尽管工业化可能带来了可供长期投资的剩余，但在当时银行体系之外的金融机构对于最初工业化的重要性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可能需要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两方面来分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资本需求。固定资本的需求较低，主要是由企业家及其家庭来承担满足，而并非正式的银行机构。实际上，如果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总体构成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固定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可能介于50%～70%。但是，这夸大了固定资本在实际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因为开启工业化的行业（如纺织业）并不需要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入。例如，对于纺织行业来讲，最主要的固定资本开支或许是生产车间，其中最有可能的是改建的仓库。但这一点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出现了变化，由于涉及使用专门的重型机械，必然要求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入。因此，在最初实现工业化的行业情况还有些不同。

对于那些企业家及其家庭来讲，向早期的工业化行业提供固定资本投资通常意味着将来源于农业生产、自然资源所有权和其他经营的财富重新分配至这些工业企业。同时，这种自筹固定资本资金的趋势促使企业将收益用作再投资而不是分配，以实现企业的发展壮大。同样，自筹资金对于企业家具有吸引力还在于这是控制必要的外部固定资本来源的一种手段。例如，许多独具慧眼的企业家决定依靠租用而不是自行拥有实物场地来控制较低的固定资本投入。

与固定资本不同的是，流动资本的需求较高，这点同样值得关注。流动资本需求是指企业用于库存、偿债和其他短期融资的流动性需求。1815年以前的位于北部和中部的纺织行业反映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需求相对大小，当时流动资本的需求是固定资本的3倍。考虑到对流动资本的较大需求，人们认为企业家难以依靠自身来满足需求，而应通过银行来解决。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银行的分散化经营对于满足流动资本的所需起到了重要作用。

工业革命时期的银行机构

作为资本的供给来源，银行机构对于工业革命同样非常重要。18世纪时，参与英国银行体系经营管理的机构有三类：英格兰银行、伦敦私人银行和乡村银行。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特许建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英国海军状态低迷，在交战中开始遭受重大损失的促使和驱动。这对于英国来讲是一个警钟，使英国人意识到重振其海上力量的迫切性。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个令人生畏的挑战。由于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的融资能力有限（在经历这些战败后不会有所好转），严重制约了实施大规模海上维护的可能。因此，英格兰银行诞生了，其建立的目的就是为威廉三世提供贷款。在当时，英格兰银行并非掌控货币供应的中央银行的角色，但它却成为一个国家机构。

伦敦私人银行的发展贯穿于整个18世纪，数量从1750年的30家发展至1770年的50家，到1800年时，又上升至70家。私人银行的用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为短期贷款提供资金，并提供汇票交易和结算服务；第二个是作为英格兰银行与乡村银行的中介，该用途在1770年之后变得更加重要。这些乡村银行，就像其名字提示的那样，在伦敦都市之外运营。私人银行帮助提供硬币和纸币在乡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之间的往来运转，以确保乡村银行获得充足的资本。

尽管伦敦私人银行在该时期的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但乡村银行的数量增长得更快。1750年，乡村银行仅有12家；1784年达到120家；到1797年时，增至290家；到1800年时，增至370家。乡村银行的数量根据当时的经济态势和信贷状况产生不同变化。例如，在18世纪晚期的英法战争期间，当英格兰银行暂时停止向纸币持有人兑换等价黄金时，乡村银行自然经营得好。当然，相反的情况下亦如此。当经济状况糟糕时，乡村银行则面临很大的破产风险。在全部311家于1809年至1830年期间出现破产的乡村银行中，一半以上都发生在1814年至1816年以及1824年至1826年的危机间隙。

一些乡村银行是由家庭创建起来的。这些家庭通过其他贸易积累财富，从而拥有了足够的财力来开办银行。当然，这些乡村银行也接受存款，是这些创办家庭的财富使乡村银行在最初的开业成为可能。举例来讲，格尼银行（Gurney's Bank, 1896年合并入巴克莱银行的银行之一）就是由约翰·格尼（John Gurney）的后辈们始建的，此人依靠从事羊毛贸易积累了一笔财富。这些后辈作为贵格会（Quakers）的信徒，从贵格会那里吸纳到他们的许多早期储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家机构值得信赖的声誉逐渐传播开来。

1826年《银行法》（Bank Act）除了促使银行结构向股份制转变外，还通过授权乡村银行机构（即远离伦敦65英里以上）发行纸币的方式扩大了乡村银行的经营范围。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英国银行业出现分散化的一个原因是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塑。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英国政府热衷的是，确保英国资本市场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债提供融资。直到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英国人才变得对法国人统治下的欧洲前景不那么关注，而此时的英国政府得以放松其将国家财政作为银行率先服务对象的做法。因此，这带来了资本市场对于私人企业的释放效应。除了银行分散化，乡村银行在当时还承担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类型银行机构的功能。事实上，相比于传统的银行，其中一些乡村银行看起来更像是现代的风险投资人，其原因在于这些银行为风险较大、更多属于为创业型的项目提供融资，而大型的传统银行往往回避这些项目。

此后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银行业经历了大规模整合。取代大量独立的乡村银行的是，这些机构开始与其他公司合并，收购规模较小的市场参与者，从而在与那些不紧跟趋势扩大规模的同类机构的竞争中胜出。当然，通过收购的方式来扩大规模的银行仍然需要采取一种手段来施加广泛的地理影响，这体现为成立分支机构的现象。银行仍然可以打入地方性市场，但是如今它们在其他银行的麾下开展经营，享有更广泛的资本金、更多样化的贷款以及规模经济。在1825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银行数量出现急剧下降，从715家减少到88家。但与此同时，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从850家增加至8000多家，起到了大大补偿的作用，这表明银行的分布更加广泛，但同时合并形成了数量更少、更为强大的企业组织。

财富创造过程中的长期进步

对于现代人来讲，很难理解储蓄创造从绅士贵族那里率先扩展至商人和厂商，随后扩展至其他人群的过程是何等的根本性变革。在工业革命以前，大多数经济体的储蓄几乎被少数的精英阶层占有。例如，17世纪初“黑死病”流行时期，最贫困阶层中的大多数人缺衣少食，对食品和衣物的需求迫切，以致从病死的人身上去盗取这些东西，从而导致了疾病的蔓延。欧洲许多地区的市镇议会别无选择，只能张贴通告、实施限制并为下层社会提供援助。这些市镇议会被迫为许多身无分文的人提供援助。

通过对人均GDP的分析，我们无须怀疑，工业化的变革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带来了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见表2.1）。例如，1700～1880年，英国的人均GDP大约翻了三倍。鉴于工业革命之前GDP增长缓慢的情况，这个新的增速着实令人惊叹。

还有一些其他指标可以反映出，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就像经济数据一样在这个间隔时期变得越来越好。尽管糖的消费量在当今不会被视作生活品质的最佳反映，但是糖消费量的增长通常意味着生活从基本食物向更丰富食品的转变。1815～1844年，英国人均每年的糖消费量不到20磅，但1844～1854年，人均每年糖消费量大约增长至34磅，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进一步增长至80～90磅。

劳动工人面临的艰苦条件

在经济历史学家看来，工业革命对劳动力和工资的确切影响尚存在争议，而显然并非各种争论的所有细微差别都能在这里捕捉到。这里所提出的观点是，工业革命尽管在短期内导致许多城市工人的生活异常艰难，但是从长期来讲却诱发了大规模增长。

历史学家争论的一点是关于劳动力工资实际增长的准确时点。大量有说服力的学术研究表明，对劳动力来讲1820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工资趋于停滞，而在这之后工资呈上涨趋势。尽管1820年之后劳动力工资的确呈现为上涨，但是许多劳工远未达到富裕的程度。工业化造就了城市中心区域的大规模人口聚集。那些曾经在家庭作坊愉快劳作、操持田园农舍的人发现，当他们迁徙到城市找工作时，自己陷入到了城市的脏乱之中。一些城市的人口流动性大以致基础设施（如公共卫生）和有效制度（包括执法）的建设严重滞后于维持大都市秩序井然的所需。

当然，当时的政治气候并未对修复这些恶劣的城市环境给予帮助。随着劳工们察觉到自己未能充分共享时代的繁荣，阶级冲突随即失去了控制，而富裕阶层时常摆出一个根深蒂固的立场来反对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改组。富裕阶层对于改善劳工们的生活条件没什么兴趣。一位历史学家竟然断言：“由于政治和社会的不安，英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局势表现得像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那么紧张。”最早始于1838年的政治运动统称为宪章运动（Chart-ism）。这些运动在意识形态上受到了一份称作《人民宪章》的文件的引领。该文件概括了关于改革政治体制的六条建议，使其更加惠及普通大众，比如将投票权扩展至全体男性，删除任何关于参加议会选举候选人财产所有权方面的要求。虽然宪章运动于1848年开始消退，但是因工业革命的超常影响引发的关于改善不同收入群体命运的阶级冲突还远未结束。

现在回顾起来，早期英国工业革命最有趣的是社会层面和国外的巨大争议。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在英格兰的所见所闻，德国人恶言相加。许多德国人援引可怕的城市污秽、肆意蔓延的贫困和令人反感的工作条件来表示对工业化的憎恶。事实上，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许多作品，比如《艰难时世》和《雾都孤儿》，就与该主题密切相关，向世人诉说了早期英国工业化带来的不幸。

劳动阶层（也就是仍然依靠农场劳作的人群）完全未能分享增长带来的成果，也是一个重大的偶然事件。与农业环境相比，工业化在城市营造的势力要强大得多。尽管在1797年至1851年非农劳动工资增长了大约80%，但是同时期的农业劳动工资却略有下降。

在收入增长方面，白领工人的确胜过蓝领工人一筹。在1781年至1851年期间，蓝领工人的工资往往实现了翻倍，而白领工人则翻了两番。实际上，工业化的过程与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现象密不可分，各种各样的职业（尤其是白领工人，其工作通常与城市相关或更多在城市中开展）从中获益。

显然工业革命时期许多群体的工资都出现了上涨，但最重要的是，这对于储蓄的影响如何？了解总体储蓄的变化对于思考资本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储蓄金额的多少决定了可供投资的流动资金数量。回答这个问题所采用的方法论还远称不上完美，因为该方法通常涉及对总储蓄函数进行假设，而这要得到历史数据的验证并非易事。尽管如此，有理由相信大部分的储蓄净增长更多是由于收入增加引起，而并非储蓄率的大幅提高。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储蓄率的观测值从8.5% 增长至12.5%，而同期的国民总收入增长了3 倍多。之前的较低工资几乎没有给自由支配活动留下任何剩余，在住房、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得到满足之后几乎所剩无几。工业革命导致了投资格局的深刻变化，因为随着工资的上涨，作为投资基础的储蓄增加了。尽管并非一蹴而就，但是通过增加收入的方式将经济带上了迈向大众储蓄和投资民主化的轨道，而离开了收入的增长，则不可能带来随后20世纪的庞大人口规模。

工业革命的广度

尽管工业革命仅仅始于数个行业，但它最终转化为英国经济中更广泛部门的增长。事实上，除了受到带动整个工业化进程的突破式创新直接影响的行业之外，英国经济出现了众多行业的出口强劲增长。

当谈及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性影响时，尽管英格兰或许是被讨论和研究得最多的国度，但是其北部邻国苏格兰所经历的历史同样十分丰富。苏格兰人在工业化时期的经历与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密不可分，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知识和科学上的极大成就。苏格兰启蒙运动涌现出亚当·斯密、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约翰·米勒（John Millar）等革命思想家，这些知识分子改变了经济学、哲学、物理学和化学。尽管轻易就能指出几个主要的思想家及其相应成就，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带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广泛影响，即对社会进步和再造的贡献。苏格兰知识分子拥有强烈的意识，认识到基础设施对于促进经济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建设运河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可以起到促进产品和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实现经济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许多苏格兰的土地所有者迅速采用新的农业技术，此举帮助苏格兰实现了自给自足，并减少了资本外流，从而留下更多资金用于国内投资。同样，有人意识到，制度环境对经济运行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正因如此，许多苏格兰知识分子开始倡导对陈旧的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开展新型商业活动所需要的法律框架应当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在投资的运作方式上，苏格兰同样采取了与英格兰截然不同的合伙制结构来组建企业。与英格兰的普通法不同，苏格兰合伙制与法国的民法结构类似，强调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在苏格兰的制度安排下，只有内部合伙人才能参与关于债务、合同或其他重要融资和运营的决策，而外部合伙人相比之下则被动得多。一方面，对于包括被动外部合伙人在内的所有合伙人来讲，苏格兰合伙制仍然存在无限责任的缺陷，并因而激发了强烈的动机来确保资金有限的合伙人免受权益并购的影响。在出现灾难面临负债大于资产的情况下，合伙人需要放弃其外部资源，而如果一方合伙人不能这样做，其份额将由所有的其他合伙人来承担。正因如此，动机被激发出来。另一方面，苏格兰的银行似乎比英格兰的银行更加稳健，这一点可以从19世纪早期的财政危机时期银行机构较低的失败率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