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哈森克勒费尔
Walter Hasenclever

他们叫他是托勒的孪生兄弟。他也曾参加战争，但对战争的理想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便毅然决定支持和平。他内心充满写作的喜悦和人道情怀，使他决定从战争中愈快脱身愈好。瓦尔特·哈森克勒费尔（Walter Hasenclever, 1890—1940）之后被诊断精神有问题，一年后军医院放他出院，并宣布他无法服役。早在1914年他便写出激烈的作品《儿子》（Der Sohn），批判了他自己嗜权的父亲，以及当时一整个世代军权爱国主义暴力的父亲们：

儿子：“你会放我自由吗？”

父亲：“自由？”他阴阴地一笑。“在我的屋檐下你还得待一年。至少我还能保护别人这一年中免受你的伤害。再不然还有精神病院可以关着你。现在离开我的房间，不准再进来！”

儿子冷静地掏出枪来，“看这里！再讲一句话，你的命就没了！”父亲死了，他受到沉重的打击。

1916年这出戏在布拉格上演，哈森克勒费尔成为戏剧界的明星。这部戏是他这个世代的宣言。

不过，也很少有伟大的信念像这么快就被熄灭。他的剧作《决定》（Die Entscheidung, 1919）已经没有这么自信满满了。经过血腥的卡普政变，他写道：“这一天是我决定性的一天。从这一天起，我对政治一点野心都没有了。我的‘救民病’被治好了。”但是他的写作风格还停留在表现主义，他20世纪20年代写过美好的汽车诗句，断言未来将是汽车的时代：“我和我的汽车……从前有一个国王曾经希望每个臣子家的锅里，都有一只鸡。不久以后，世界上的总统们都会宣布：每一个国民家的车库都应该有一辆汽车。在美国，一辆二手车卖25美元。一辆车很快就会像一只表一样，成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车子甚至比表还重要，表只能告诉你时间，汽车却能超越时间。”他转向新即物主义的风格，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佛教中寻找他的幸福，他跟托勒合作写剧本，有时也跟托勒共享一个爱人，像托勒一样躁郁沮丧，最终也和托勒一样丧失了勇气。托勒自杀后一年，哈森克勒费尔在法国艾森普罗旺斯（Aix-en-Provence）附近的米勒集中营（Les Milles）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赫尔曼·凯斯滕（Hermann Kesten）写道：“才20岁他就像年轻的席勒一样有名。但50岁已被世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