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1.1 研究背景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的综合国力存在着必然联系。尽管教育从本质上讲隶属于知识产业的范畴，但也包括在战略性资产的体系内。就我国目前的教育而言，投入的资金比较少，而且产出不多，人力资源开发也处于较滞后的状态。这些因素导致教育发展缓慢，国民受教育的程度亟需提高。长期以来，能否使投入的利用率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近些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经济机构也在实时的变化，在很多方面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如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归根到底所有的竞争都归于人的竞争。人的竞争能力主要来自于其受教育的程度，因此教育成为竞争优势的根本。中国要想在这种形式下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就必须与国际接轨。在这种趋势下，《关于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指导意见》由国务院在2012年5月24日颁布实施。主要内容是“加大研发机构的数量，不断开拓跨国公司和科研机构在国内设立的渠道，并与很多机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比如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等，且这种合作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在国际市场将我国的科技计划和重大专项成果推向国际。为了维持我国科技全球化的优势，相关的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也都要参与进去，不仅要在国内市场申请更多的专业，还要在国外申请，与相关的机构合作制定相关的国际标准。”此后，国际合作全方位展开，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成为最为普遍的合作形式。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以下几方面存在不足：①我国教育投入比例少。如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简称GNP）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少，到2012年我国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在GNP的比例才达到4%，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1%，更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5.35%，而且预算内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非常少。②教育经费使用效率不高，用于一线教师的经费投入很少，从我国个别高校专任教师占总职工的37%，而行政管理人员占了63%的比例就能看出。尽管近几年的情况稍有改善，但在每年数十亿的教育投入中真正用于改善教学的也不足1/3。此外，我国教育设施闲置率较高，利用率不足。③政府拨款制度有待改革。目前政府的拨款方式没有在高校间引入竞争机制，而且政府在很多方面的激励都不是很充分，如没有保证效益的最大化、没有达到自主融资能力的最强化等。另外，政府拨款数量虽有增加，但是体现为区域不平衡。对于较落后地区的投资还是偏少，一般来说都是由于地区差异或者是历史背景等方面造成的[1]。此外，只依靠政府财政支持下要保证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这并不现实。所以，在解决高校资金不足方面，不仅仅要依靠政府的力量，也要拓展渠道，借助海外的高等教育资源。

吸引外资合作办学可以减轻我国财政负担，减缓人才外流。高校在将与外资合作办学的方式引入进来后：一方面使高校发展达到更深的层次，在教育投入方面的问题也得以解决；另外一方面可以将现代西方教育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引入进来，从各个方面与国际接轨。从1985年天津财经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联合举办MBA班开始，就拉开了我国教育中外合作的序幕。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2003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大踏步前进[2]。截至2010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来看，本科教育国际合作办学机构共包含31个，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包含353个，覆盖了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际合作办学的长足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其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现在的合作办学项目中大多是依靠我国大学的现有资源开展，而外方的投资主要体现在外籍教师的加入，实际投入的资金不足，办学条件有限，这导致了学生培养质量不高。那么，国际合作办学在我国高校的发展究竟有多大贡献，对高校教育的产出效率有多大影响，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效率优化是合作办学的核心问题，如何构建出中外合作办学效率优化的路径模型是研究的重点。

1.1.2 问题提出

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率评价，最初是由以约翰·维泽等经济学家（1958）对教育投入中成本的界定开始的。随后很多学者开始对教育的“投入-产出”各个方面展开研究，Garvin（1980）和James（1990）对大学的“投入-产出”建立了模型，将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研究推上顶峰。2003年，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形式快速发展，热衷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将研究转向中外合作办学这种教育创新模式，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效率评价研究也成为热点之一。

国内的很多学者认为，研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效率的基础是提炼教育的本质和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的实质特征。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中外合作教育的本质又是什么？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教育的本质是通过知识的传输使受教育者提高技能、完善人格，使受教育者成为对社会有贡献之人。这个过程可以比作“制造”，通过教育的过程“生产”出合格的“社会产品”。而中外合作办学则相当于“合作制造”，合作制造中的“多单元”“多业务”形式在中外合作办学中体现为“多单元”即多个学校，“多业务”即多个专业合作的形式，“多业务组织”是企业实践中的重要组织创新[3]，中外合作办学就是教育合作的创新。

以往学者对企业制造采用多业务组织进行了研究，指出企业多业务合作是为了做出更好的决策[4]、控制最优的机会[5]，并且通过跨业务单元协作加强价值创造[6]。这恰恰体现出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最终目标：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形式做出正确的教育决策，培养出更适合时代发展的国际人才；通过跨国合作关系控制最佳教育资源的机会；通过跨国教育合作加强价值创造。早期学者对多业务组织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研究和概括，主要包括信息过程理论[7]、交易成本经济理论[8]和社会网络理论[9]。学者Hansen从社会网络理论的观点得出业务单元通过加强相互的信任，业务单元主管的社会关系对创造高绩效的跨业务协作有利[9]，这一观点也得到学者Tsai和Ghoshal的证实[10]。

因此，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效率研究可以基于以上理论。中外合作办学的双方院校在各自的多业务前提下进行协作，可以将每所参与合作办学的高校视为一个节点，而跨业务的协作就是关系，不同的合作项目作为不同的多业务组织，再与不同高校形成不同的协作关系，这些关系交错复杂就形成了网络。学者Gulati和Gargiulo指出关系即为网络化的结果，是由初始资源和早期的关系决定[11]，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联盟组合是高绩效的[12]。要研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效率，首先要剖析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社会网络关系如何？在网络中的是谁占主导地位？社会网络理论则是合适的理论视角。过去，很多学者对合作办学进行了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的研究，如学生选择国际合作办学的原因[13]、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14]和中外合作办学的案例研究[15]等，但从社会网络视角进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研究还很少见。

现有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否成功？效率是否高效？这些都由其面临的“合作风险”所决定。如何降低“合作风险”？怎样提高合作办学效率？可以通过什么路径来优化？这一系列问题均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斯坦福大学艾森哈特教授在对网络战略与公司绩效的研究中证实，有效的战略行为与网络位置息息相关；其效益的高低也由“产出”决定。因此，在研究合作办学的效率时要充分考虑到投入的资源和产出的“产品”，那么，作为合作办学教育的产出，“产品”无疑就是学生。从另一角度来说，教师和学校本身也是合作办学的“产品”体现。所以，适合合作办学的学生选择与适合合作的高校选择成为效率提高的重点问题，同时还要形成高绩效的战略联盟。

通过对文献梳理与调研发现，用社会网络理论来深入剖析中外合作办学的动机以及项目和其效率所形成网络特征的研究很少。从方法研究来看，对中外合作办学效率评价所使用的方法单一，对效率优化的方法研究较少。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教育创新，对其效率的评价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发现项目运行的问题所在，并且会影响教育成果以及合作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走势，因此，合作办学项目的效率评价就成为本书研究的重点。

本书将依托社会网络理论，以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为研究对象剖析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社会网络关系，建立出社会网络矩阵，并分析我国现有中外合作总体项目呈现出的社会网络结构。通过建立中外合作办学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对黑龙江省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效率进行案例研究，找到影响效率的主要因素，并构建黑龙江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效率的网络模型。最终，提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效率的优化路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