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相关基础理论

2.2.1 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的假设前提是“所有组织均不能实现完全自给自足，为了持续生存，一切组织均会与环境进行交换”，企业为了持续经营而必须依赖于内外部环境。同时由于资源的经济性和稀缺性致使企业在获取相应资源时需付出一定的代价；并且任何一个组织单位都不可能全部拥有所需的资源，需要与环境进行相应的交换，资源的获取需求导致组织依赖于包括政治关联的外部环境支持。资源依赖理论从资源获取和资源配置两方面的视角来解释企业的政治关联现象；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各企业之间都必须从外部环境或其他组织那里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源。现实中，只要政府仍然控制着大量的稀缺资源以及这些资源的控制权、分配权，企业就会有非常强烈的动机与政府官员建立政治关联关系。

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其政治关联性获取资金、人力等资源。在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中国，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如土地、金融、特许经营权等稀缺的资源，政企关系会影响企业经营与财务。汤普森，J. D （Thompson, J.D.）和麦克·艾文，W. J. （Mc Ewen, W. J.）于1958年确立了“联盟、商议、共同决策”等三种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汤普森于1967年提出了依赖模式，指出一个组织对另一个组织的依赖程度与对方提供的经济资源或服务需要成正相关关系；而依赖性组织的权力机构会通过参与所依赖组织的竞争和合作等策略来保护自己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技术。

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 （1978 ）发展了资源依赖理论。他们提出的重要假设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组织最关心的生存问题；②为了生存，组织通常需要一部分自己不能生产的其他资源；③一个组织必须与其所依赖的环境因素互动，包括与其他组织之间的资源获取；④组织生存依靠一个控制自身与其他组织关系的基础。”一个组织的发展通常需要货币资金、人力资源、客户资源、专业技术和物质资源等，获取这些资源通常依赖于它所处的环境。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依赖程度高低取决于需要获取的资源对于组织生存的重要性、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资源的替代性和替代程度。资源越重要、可替代性越差，组织的依赖性就越强。如果一个组织需要另一个组织的无可替代的重要资源，则对其依赖性越严重。根据资源依赖理论，部分具有政治关联性的公司可能获取了诸如经营特许权、土地使用权等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如果利益相关者掌握的资源对企业生存与发展越重要，企业就越有动机去维持和利用利益相关者获得这种资源。亏损企业通常已经处于能否生存的边缘，更有必要依赖于环境获得资源维持持续经营能力，尽快实现扭亏为盈，增加投资者信心。政治关联通常也被认为是一种企业的“政治资源”，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由于董事会成员或高层管理人员曾经具有政府官员背景，能依赖其政治关联性从政府或其他环境获得资源，主要选择外部亏损扭转路径，即通过获取补贴收入、债务重组、并购等方式实现盈利。具有“政治关联”这种资源的部分亏损上市公司在再次发生亏损时同样会依赖这种资源以获取企业外部资源，即很可能再次选择外部扭亏路径。

2.2.2 寻租理论

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817）把租金定义为“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它是使要素进入市场必要的最低额外收益”。公共选择理论奠基人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1962）认为租金是一种剩余收益，这种收益源于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超过机会成本的部分。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认为，由于政府管制和行政干预导致部分供给缺乏弹性，缺乏弹性的供给产生差额收益，即租金。而人为寻求租金的相关活动即为寻租活动。托里森（Tollison）认为寻租活动是一种花费稀缺资源而获得的利益转移，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 1967）对寻租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描述，他们被视为最早萌发寻租理论的创始人。作为学术意义的“寻租”，始于克鲁格（A. Krueger, 1974）在探讨关于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政策形成原因的研究中提出。公共选择学派代表性人物布坎南（Buchanan, 1980）提出寻租活动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限制政府才能限制寻租现象的发生。塔洛克（Tullock, 1994）特别指出政府的政治决策包含“政治寻租”，政府法规制度的制定与寻租水平高低存在因果关系。公共选择学派将政治与寻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但仅局限于对民主政治中相关议员、候选人和选民等行为的描述。贝克尔（Stanley Becker, 1983）将博弈论方法用于寻租活动进行分析，对于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寻租活动如何获胜的条件进行了分析。雅克·拉丰（Jacques Laffont, 1993）与让·梯若尔（Jean Tirole, 1993）对于激励理论以及框架建立和组织串谋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组织效率低下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串谋对激励的破坏作用。道格拉斯· C．诺思（Douglass. C. North, 1994）指出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文化道德的规范可以有效遏制寻租活动的发生。塔洛克（Tullock, 1999）在著作《寻租》中指出，通过数学和统计分析寻租成本有利于更好地解释寻租行为。从国外学者研究理论和结果发现，寻租是一种资源浪费的活动，而政府或组织的政策选择应当消除或降低一个社会的寻租活动。已有研究表明，寻租活动广泛存在于新兴市场或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制度转型的时期。寻租通常表现为企业通过一系列的非生产性竞争活动，获取政府提供的在某些地区、行业、产业上的垄断地位以及其他稀缺资源，从而获取可观的利润。

在国内关于寻租的研究方面，经济学者钱颖一（1988）认为寻租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官员的腐败现象。腐败是一种寻租行为，会对资源带来浪费和各种非效率，政府与市场的扭曲关系为寻租行为带来了机会。吴敬琏等（1988）认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手段，包括公平竞争环境、减少价格管制、减少行政干预等。经济学者卢现祥（2000）运用寻租理论、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等观点和方法探讨了我国转型时期的寻租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学者田野（2000）在分析国际政治主体间的互动行为时，将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引入国际关系领域，更为明晰地揭示了国际秩序的内在逻辑。雷平等（1999）、蔡宁（2006）均认为通过制度创新能较为有效地遏制权力寻租的发生，减轻权力寻租导致的危害。于健慧（2006）认为制度治理和权力管理是防止权力寻租的有效措施，陈健（2008）提出建立预警机制、约束机制是我国政府应对腐败寻租行为的治理对策。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或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往往依靠自身的政治关联性从企业“合理”地获取相关利益，如高额的在职消费、高额的工资薪酬以及其他利益输送。这种寻租行为在企业通过费用增加或利润分配方式予以有效地从公司向个人转移，这实质也是一种由于公司的政治关联性引起的“寻租”行为。

由于政治关联使得公司的董事成员或高层管理者往往利用政治关联性为企业进行“寻租”行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寻租成本明显低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寻租带来的利益也高于无政治关联方，因此这些企业往往能以较少的成本获取独家经营权、特许权、补贴权，甚至低利率、高额度和长期限的贷款。这些寻租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产生正面影响。但另一方面，强烈的寻租动力可能会导致企业的管理层降低对公司营运的重视程度，而具有政治关联的管理层对生产经营的熟悉程度不够，使得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政治关联的建立和危害需要承担相应的寻租成本，可能体现在企业解决就业、承担税负和为地方政府指定的社会组织作出捐赠等行为上。企业必须在寻租利益和寻租成本方面进行必要的权衡，以使边际寻租收益最大化。

2.2.3 制度替代理论

政治关联通常被认为与法律制度存在替代关系，在法制环境不健全的地区，政治关联作用更为明显，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力更强；随着法制环境的逐步完善，政治关联性的作用会越来越低。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权力总是与利益相伴随。如果企业家曾经或者现在担任政府官员，他们就拥有某种权力，而凭借手中的权力通常能给企业带来某种利益。好的政治制度能够带来这种权力的合理分配，从而实现权力之间的相均衡和彼此制约。而法律制度的建立在于维护交易的公平性和良好秩序，对交易中的非均衡性进行制约，但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由于存在于社会中的各主体都有相互不同的权力，权力之间的制约和联系必然导致冲突，交易中各主体间的自利性以及主体相互间的必然联系引发矛盾；法律规范正是基于建立交易秩序以解决冲突和矛盾而产生的。作为法律替代机制的政治关联也发挥同样的作用，正如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企业试图建立一种政治联系从而减少冲突，实现利益的互补。

公共经济学家艾尔斯（Jon Elster, 1997）在分析制度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时，认为“不合理的制度存在必然阻碍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人们的富裕”。技术进步与制度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他们相互影响，前者决定后者的变迁，后者也会促进或阻碍前者。政治关联作为法律制度的替代，其存在的合理与不合理存在争议，到底是阻碍还是促进技术进步同样值得探讨，政治关联与研发投资效率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由于所处地区相关的法律制度并不完善，政治关联以及政治关联带来的利益显得更为突出。而政治关联的存在导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即使处于亏损境地的政治关联企业也会依赖于政治关联性所形成的利益传输较快地实现扭亏为盈，尤其表现在这些企业选择外部扭亏方式上面。通常在完美的资本市场环境中，资本报酬的高低决定了资本在企业、行业和地区间的流入流出。公司与公司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影响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存在，股东、债权人、潜在投资者之间的冲突会导致公司拒绝接受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即投资不足。另外公司管理层和股东间的利益冲突则可能促使管理层风险偏好，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即过度投资。非效率投资表现为公司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这都表明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低下，最终将导致公司价值的损失和损害投资者利益。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通常会有效利用政府的相关制度为企业摆脱财务困境、亏损状态而获得相关利益，如获取政府补助、获得政府的债务豁免等。

2.2.4 财务困境成本论

1958年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在文中，他们提出了财务管理中经典的MM理论。论文在一系列非常严格的假设条件下证明了：资本结构与企业的价值无关。但后继研究者沿着MM理论的道路，针对影响融资决策和资本结构形成的一些现实因素，不断调整MM理论的假设条件，推动了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

亏损企业通常会处于财务困境，亏损上市公司由于经营业绩的下滑、利润空间的缩小，企业通过经营活动和融资活动获取现金的能力下降，企业的现金流受到限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同时由于受股权再融资条件的限制，进行债权融资是其主要路径，但融资成本上升。债务可以通过增加利息费用而给企业带来税收抵减，但债务同时给企业带来了风险和压力。因为债务利息和本金的偿付是公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果公司不能按时承担这些责任，就可能陷入财务困境，最终导致企业破产。

财务困境理论主要考虑负债所带来的风险，而有税的MM理论则主要考虑负债所带来的税收抵免作用，一个倡导对负债的限制使用，一个倡导对负债的着重使用。财务困境理论同时强调对财务困境成本和债务的税收抵免作用的权衡，以期达到最佳的平衡点。在这个最大的平衡点上，公司如果加大负债，那么增大的负债所带来的边际税收减免效应不足以抵偿负债增加所带来的破产风险成本；如果公司减少负债，那么公司破产风险成本的降低又不能完全弥补负债减少所丧失的税收抵免作用。

财务困境理论中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直接成本包括破产时进行清算或重组所发生的法律费用和管理费用。怀特（White, 1983）、阿尔特曼（Alterman, 1984）和威斯（Weiss, 1990）对财务困境的直接成本进行了经验估计，他们认为破产的直接成本大约是公司价值的3.1％。费里斯（Ferris, 1993）等认为小企业的直接成本很高，在破产初期，直接成本约占资产的28％。财务困境的间接成本一般指财务困境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的影响。比如，当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顾客及供货商（包括潜在的）就会改变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看法，从而转向其他厂家或商家，使公司失去市场和原料来源。阿尔特曼认为财务困境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通常要高于公司价值的20％ 。

同时，当财务困境发生时，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被放大，给公司增加了代理成本（Agency Cost）。此时，股东会采用投资于高风险项目（通常表现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和转移财富等手段侵害债权人的利益，公司出现非效率投资的可能性增大。理性的债权人预期在遭遇财务困境时，股东可能采取各种手段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会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股东。例如，提高公司债券利息率或增加限制性、保护性条款，增加亏损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

处于亏损状况的上市公司往往伴随着财务困境，此时公司的经营收入下降、成本费用上升，利润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导致公司的现金获取能力下降。同时企业再融资能力下降，财务困境很难得以缓解。而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在摆脱财务困境的途径中，依靠政治关联在实现外部扭亏的同时也使得公司财务状况获得好转：如亏损上市公司从政府获得补贴收入，使企业获得较为充足的现金并且带来利润总额的增加；又如获得政府或政府相关债权人的债务豁免，使公司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并且获取相应的利得增加利润总额。

2.2.5 社会交换理论

阿伦森（Aronson）等2005年提出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社会交换活动会遵循公平和互惠的原则，当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了政治关联这种契约关系，政府出于社会稳定或业绩考核（如地方GDP指数），会对关联的企业提出解决就业、税收等方面的要求；而企业为了维系长期的契约关系，会迎合政府的期望。相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和国有上市公司通常在获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税收优惠、融资便利等方面有较大的优势，但同时作为交换条件，这些企业在解决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地方财政贡献等方面会有较大的付出。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了，具有社会公众效应的企业捐赠行为会成为企业回馈政府与社会的首选（徐莉萍等，2011；李四海，2010；杜兴强等，2010），而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亏损企业基于利益的交换参与捐赠的可能性更大，但同时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同时，政府会通过税收优惠（吴文锋等，2009）、特许行业准入许可、融资便利（Lenz等，2006）给企业以扶持。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回报政府时，更多地表现在解决就业和对地方GDP的贡献（梁莱歆等，2010）。已有研究表明，作为交换条件，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在依靠关联性获得相应资源的同时，往往会对政府给予一定的反馈，这些对于政府和社会的反馈通常会形成政治关联成本，与此同时政治关联成本又作为企业获取更多政府资源的社会交换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