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潘际銮这个名字很陌生，但其实我们的生活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我国第一条高铁的铁轨焊接顾问，也是我国第一座自行建设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焊接顾问。他还参与筹办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的焊接专业，是我们国家焊接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之一。他开创的高铁钢轨焊接技术，为中国高铁的迅速崛起、发展和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人说，潘际銮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焊接史。潘际銮的国家级科研成果不在少数，但是他的成就却一直不为大众所知。他坦言，很多国家科研项目具有保密色彩，不能以论文形式发表，所以他的学术论文数量并不多。但他觉得，为国家创造价值是应当的，他并不在意自己能否因此受益，他“终身陷在这个事业里了”。年届九十的潘际銮，至今每天还要工作十个小时左右。
这位泰斗级院士，科研项目价值上千亿，他和老伴儿的生活却相当简朴。他们身居斗室，潘际銮每天蹬着电动自行车去办公室干活，傍晚又蹬回家。而他的办公室更是简陋不堪。潘际銮总说自己是一个过时的老派学者，可正是他这种淡泊名利、治学严谨的作风，才让中国乃至世界焊接技术发展的历程上，都深深刻上了他的印迹。
访谈
董卿：您九十岁高龄了，好精神呢！
潘际銮：也不精神了，老了。
董卿：说话也那么清楚，真好！咱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词是“家”，所以先说说潘老的家。潘老家里可不只出了他这么一个科学家。潘老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潘老自己毕业于清华大学，他的哥哥，大哥潘锡圭毕业于浙江大学机电系；二哥潘际炎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姐姐毕业于天津大学；妹妹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用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话说，一家的学霸。您到底是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潘际銮：我的家在九江，父亲是清朝末代的秀才，考取的时候只有十四岁，这说明他非常聪明。我母亲是农民的女儿，实际上没有上过学。
董卿：但是你们全家兄弟姐妹都很爱读书。
潘际銮：对，非常自强，非常爱学习。
董卿：1937年，也就是潘老十岁的时候，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十岁的小小少年看到了整个家乡的摧毁。
潘际銮：对，我是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而且是苦难的过程。日本人的飞机天天轰炸我们的家乡，飞机一来，我们就坐着船划到湖中间去，因为那个地方很安全。但有一次，炸弹正好掉到水里，差点把我们的船搞翻了，全家差点淹死了。不久，日本人又进攻我们的家乡，当时伤兵、难民很多，我父亲很果断，就让我们全家背一个铺盖卷，变成了难民。
董卿：您的这些经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很难想象了。但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的经历中，您仍然没有放弃学业。潘老十六岁那年，以云南省状元的成绩考入了西南联大。
潘际銮：发榜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红喜报，张贴在昆明最繁华的街道的墙上，第一名就是我的名字。但是那个时候，说实在话，并不觉得这很稀奇，我父亲母亲也没有怎么特殊奖励我。我们那时候念书的目的就是抗日、救国、回家。
董卿：1938年，因为时局动荡，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当时学校的教授一个个名字也是如雷贯耳，像陈寅恪、闻一多、沈从文、金岳霖、朱自清、冯友兰，包括林徽因。
潘际銮：对。都是中国顶级的专家。当时梅贻琦有一个思想：大学好不好，不在于有没有大楼，而在于有没有大师，所以就把全国顶级的专家请到西南联大。
董卿：您对哪个教授的记忆特别深？
潘际銮：我选了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概论”，选了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概论”。但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教授是物理系的霍秉权。因为我高考物理是第一名，但是一到西南联大却给了我一个不及格，这对我来讲是一生从来没有的事情。
董卿：西南联大的考核严格是出了名的。
潘际銮：因为它考的范围很宽，题目很难。当时西南联大，像物理、数学，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不及格的，能考到七八十分的学生是最好的学生了。所以西南联大当时招生招了八千人，毕业只有四千人。一部分人参军了，一部分人是考试不及格。不及格不能补考，只能重修，重修不行再重修，一直重修到你坚持不住了，走掉了。
董卿：那您后来物理不及格怎么办？也要重修？
潘际銮：后来，我根据情况，改变学习方式了，找所有的参考书来学，做笔记，融会贯通，后来我就考得很好了。（观众鼓掌）
董卿：我知道当时西南联大进校的时候不是马上就分专业，它是通识教育。
潘际銮：对。通识教育是什么意思呢？你除了本科的必修课以外，像我学工学，我还要学人文科学，要学社会科学。而且，我们那时候是全英文授课的，教材也全部都是英文。英文不懂，书都念不下去，所以英文也进步得很快。
董卿：我知道您还是西南联大校友会的会长呢！
潘际銮：是的。现在我们西南联大的校友平均年龄九十岁以上，我现在九十岁，差不多是最年轻的，而且能够主持工作，所以只好选到我了。我是西南联大末代会长，再也没有人接班了。
董卿：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们第一期节目，也坐在您这个位置的是许渊冲先生，他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
潘际銮：对，是我们学长。
董卿：他当时说到，他为了追求一个女同学，去翻译了林徽因的诗。
潘际銮：他呀，我跟你说，是文科的学生，他们很浪漫的。（全场笑）我们工科的学生，一来就不及格，功课紧张得不得了。而且说来也很奇怪，没有女同学上我们工学院，所以也没法谈恋爱。我大学毕业还没有找对象。
董卿：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西南联大的工科部分就回到清华本部了，那个时候，您怎么选择了焊接这个很冷门的学术方向？
潘际銮：我有一个老师叫李辑祥，他是美国回来的，开了一门课叫作焊接工程，我觉得这个学科很有意义。但社会上不懂，认为焊接就是焊洋铁壶的。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核电站，如果没有焊接根本没法做。因为一个核电站必须全部都是密封的，任何一点泄漏，哪怕几个原子泄漏出来，都是不行的。高铁为什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铁路的钢轨，过去是有接头的，走不快的。现在要一小时走三百公里或者是四百公里，焊得不好，一断，车就翻了，所以焊很重要，焊的质量也很重要。现在我们中国钢轨焊接的水平超过世界任何国家。我们国家现在，我认为有两个项目可以走出国门：一个是高铁，一个是核电。因为我们做得出来，别人做不出来。
跟着我的一个团队，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差不多有二十人，有四个八十岁的老头，还有一些年轻的博士。
董卿：您怎么会到现在这个年龄说起自己工作的时候，还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和充沛的精力？
潘际銮：对，我一辈子都在我的工作上。技术上的工作，我什么都清楚的，其他事就不清楚了，家务事绝对不清楚。
董卿：家务事儿，您不清楚，有人清楚。
潘际銮：有我老伴，她做我的后盾；我主外，她主内。也就是有了她，我一辈子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扑在为国家做贡献上。她确实是有功劳的。
董卿：潘老的老伴可是北大的才女，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掌声欢迎李老师。师母好！师母好看不好看？
观众：好看。
董卿：您是北大的，潘老是清华的，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李世豫：我是1950年到北京考大学，没有地方住，我一个老乡跟他同屋，他们就把房间让给我了，然后他就辅导我的功课。
董卿：您那个辅导有没有点别的想法？
潘际銮：我因为喜欢她，就辅导她了。（笑）
董卿：您是“别有用心”啊。
潘际銮：我认识她三个月就到哈尔滨去了。两个人也没有订婚，也没有什么山盟海誓，就分开了。但她也没有变心，我也没有变心，过了五年以后才结婚的。
董卿：刚才潘老也说了，家里的事务都交给您了。
李世豫：对，我自己也要工作，然后他爸爸，还有三个孩子，都是我管的。
潘际銮：我没有管。
董卿：知道您没有管。（笑，对潘老的夫人）您在分担着生活重担的时候，其实也分享着他创造的一些科研成果。您第一次坐上高铁是什么心情？
李世豫：我挺高兴，因为我正好坐在司机的旁边，那个车是相当快。2008年的奥运会，从北京到天津，运动员必须坐高铁，必须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他的责任非常重大，因为他是顾问。
董卿：是啊，他是焊接技术在中国的奠基人之一。
李世豫：嗯，第一人。
董卿：老太太多自豪啊，第一人！（观众笑）他们俩一直到现在感情都特别好，就在两三年前，潘老还骑着一个电动车载着李老师上下班，在清华的校园里成了一个风景了，很美。
李世豫：我是可以跳上去，也可以跳下来的。
董卿：您下次还是别跳了。
李世豫：我现在不跳了，我摔了还可以，他摔了不可以。
董卿：其实这样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是付出、牺牲和包容换来的。再次谢谢师母。今天潘老要在现场完成一段很特殊的朗读。
潘际銮：我从小离开了家乡，日本人投降以后再回去，家没有了。所以现在我无论走到哪儿，清华都是我的根。我要朗读的是在“一二·九”时期，蒋南翔先生写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董卿：很有意义。1935年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这引起了青年学生极大的忧患和愤怒，所以清华大学的学生救国会就发起写下了这样一篇檄文，叫《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今年恰好也是清华大学一百零六年的校庆，所以我觉得由我们清华的老院士，清华功勋级的校友们来朗读这样一篇文章，也算是给学校献上的一份很特殊的生日礼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