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圻1946年生于北京，十四岁就参军入伍了。那一年，他被一辆载着二十个北京小孩的大卡车拉入吉林深山的绝密部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他和很多同龄人一样，立志报效祖国、献身国防，并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名影星。

 

李雪健曾透露，王学圻在文工团时有个外号叫“阿齐”。这个名字来自日本电影《望乡》里的角色“阿齐婆”，那是个戏很少但很出彩的龙套。王学圻从三十一岁开始演戏，与陈凯歌、张艺谋合作过《黄土地》《大阅兵》，由于是军人出身，不便出演“反派”，演过许多军衔不等却腔调雷同、步调一致的军人角色，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08年出演《梅兰芳》里的“十三燕”，他才开始声名显赫，从此片约纷至，角色不拘一格。这一年，王学圻已经六十二岁。

 

人们喜欢用“大器晚成”来形容王学圻，但对于王学圻本人来说，电影就像是他一辈子也无法走出的梦境。演戏是他最热爱的事，只要有好戏，什么时候“成”都好。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的王学圻并不惧老，在演戏之外，他仍愿意不断迎接新的挑战，去获得更多的“第一次”，为此他重操旧业，踏上了导演之路。

访谈

董卿：要不是这一次做节目，我还真不知道，二十年前您就当过导演了。

王学圻：对对对。1996年我拍了一个电影，叫《兰陵王》。我记得那时候刚认识杨丽萍。一天早上，我在那儿化妆，她就给我讲了，她有这么一个半自传性质的故事。我听完之后就觉得，这个故事很美。

董卿：当时是根据杨丽萍的经历，写了这么一个《太阳鸟》的故事。那为什么要找您做导演呢？那时候拍《兰陵王》您是演员呐。

王学圻：是。她也找过很多导演。有的杨丽萍自己觉得，导演的想法跟她不一样；有的是时间等方方面面的碰不上，反正是七凑八凑的，最后就赶到我这儿了。

董卿：可是那时候您没导过戏。

王学圻：是啊。我说这我哪行啊。她说，你没问题，你就来吧。就是赶鸭子上架嘛。

董卿：那您当时心里觉得您做这事成吗？

王学圻：哎呦，（摇头）要不然我把杨丽萍拉上呢。我说你必须得来当导演。

董卿：联合导演是吗？

王学圻：对。我记得那时候有人介绍我说，这是我们导演。我真的抬不起头来，脸红，出汗，真不好意思。这电影一拍就拍了将近四五年吧。拍着拍着，没想到……

董卿：出问题了。

王学圻：当时是杨丽萍自己投资的。九十年代，投了七八百万。

董卿：大制作呀！（观众笑）

王学圻：绝对大制作了。但是你要知道，摄制组是个花钱不眨眼的地方。拍到中间的时候，资金有问题了。

董卿：是指拍到了一年、两年，还是三年？

王学圻：拍了将近一个多月吧。这时候有好几个广告找杨丽萍。杨丽萍从来不做广告。她真的很纯粹。可是当时组里这个情况，又面临着马上要结账，于是她就接了这个广告。最后，还不错，不管怎么样拍完了。

董卿：看来整个拍摄的时间不是很长。

王学圻：两个多月就完成了。当时我们觉得以后这剪辑需要的人也少了，就好办了。没想到，苦难刚刚开始。剪辑我也没学过，不懂，觉得就剪呗。剪来剪去，一遍一遍地都不行，不满意。后来一看，还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资金的问题跟着又来了。于是，就精简剧组，精简到最精简，只有三个人：一个我，一个杨丽萍，还有一个剪辑员，剪辑师都没钱请了。于是我们三个开始大张旗鼓地剪，从北影厂里面的树是绿的，剪到它是黄的，再剪到它是白的，再剪到它是绿的，一直剪了十五剪。

董卿：一般的电影可能剪三四剪已经很多了。

王学圻：对。我整个一个全结构都剪。

董卿：你是从头到尾，全部翻篇儿重来，剪了十五遍？

王学圻：对，十五遍。那时候电影局有一个专家，可能看我实在太可怜了，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小王啊，找个明白人吧。”但是为什么我没换导演剪？我是想，如果说我觉得好，你们觉得不好，那我是糊涂人，要找一个明白人来；关键是我也觉得不好，所以我不服啊！那我得剪到我认为好的时候。第一次送审，就我和杨丽萍两个人去的。电影局说，你怎么不找制片主任送来？我说制片主任就是杨丽萍。（笑）

董卿：电影局的人，每次把你送审的还给你说不行，你每次都能虚心接受吗？

王学圻：能接受。因为我也觉得不好看。（笑）这个我一点儿没有分歧意见。

董卿：我觉得要把掌声送给学圻老师的诚实。（观众笑）

王学圻：每次看完以后他们都说，不好看。我说怎么回事儿呢？什么问题呢？太奇怪了。我都花费那么大心思剪了，还是不好看。

董卿：您都没有想过要放弃，说这事儿我干不了了？

王学圻：没有，一点儿都没有。

董卿：杨丽萍也没有对你失去过信心吗？

王学圻：她可能也不敢说吧，看我那么卖命地剪，一本正经地投入创作的状态。我真是全在创作中，满脑子都是《太阳鸟》。

董卿：最终通知你说过了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不是……

王学圻：我估计是慢慢看、慢慢看，也能更了解这片子讲的是什么东西，不明白的也明白了。

董卿：但是《太阳鸟》其实好事多磨，后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上，居然还拿了个大奖。

王学圻：对对，这个是没有想到的。当时我看着一舞台的奖杯，就剩俩了，一个评委会大奖，一个美洲杯奖。突然电影局的翻译说，《太阳鸟》！王学圻！我什么都没考虑就站起来，真是矫健的步伐，“嘡嘡嘡”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呢，接过奖杯，突然感觉到情绪往上拱。其实我平常看很多人获奖掉眼泪，我还说呢：“这装什么呢，得个奖还掉眼泪。”真轮到自己，还真是要掉眼泪的感觉，就是一种委屈，特别委屈。完了我就说，站在舞台上的还应该有杨丽萍、摄影张黎、李岚华、赵季平。我听说当时张黎在国内听到我念他名字的时候，也掉泪了。

董卿：第一次当导演的经历，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二十年了，给你带来了什么？

王学圻：有些你认定能做的东西，要坚持。但是这个坚持不是盲目地坚持，要很清醒、理智地想到是哪儿的问题，我怎么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坚持下去，就会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对我来说，这可能是印象最深的。

董卿：我想第一次是需要勇气去尝试的，知道自己能力的边际在哪里；但是也需要有勇气去承担，如果是失败又会怎样。那您今天要为我们读什么呢？

王学圻：《平凡的世界》节选。孙少平这个人物，确实很打动我，他的坚持，他的性格，我真的很喜欢。我想献给《太阳鸟》摄制组的全体人员。

读本

平凡的世界（节选）

路遥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每天都要发生许多变化。有人倒霉了，有人走运了；有人在创造历史，历史也在成全或抛弃某些人。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生命欣喜地降生到这个世界，同时也把另一些人送进坟墓。这边万里无云，阳光灿烂；那边就可能风云骤起，地裂山崩。世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也许人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

不过，细想起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因此，大多数普通人不会像飘飘欲仙的老庄，时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粒尘埃——尽管地球在浩渺的宇宙中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幸亏人们没有都去信奉“庄子主义”，否则这世界就会到处充斥着这些看破红尘而又自命不凡的家伙。

普通人时刻都在为具体的生活而伤神费力——尽管在某些超凡脱俗的雅士看来，这些芸芸众生的努力是那么不值一提……

不必隐瞒，孙少平每天竭尽全力，首先是为了赚回那两块五毛钱。他要用这钱来维持一个漂泊者的起码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要用这钱帮助年迈的老人和供养妹妹上学。

他在工地上拼命干活，以此证明他是个好小工。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现在拿的是小工行里的最高工钱。

去年和“萝卜花”一块上那个工时，他曾装得一个字也不识。现在他又装成了个文盲。一般说来，包工头不喜欢要上过学的农村青年。念书人的吃苦精神总是让人怀疑的。

孙少平已经适应了这个底层社会的生活。尽管他有香皂和牙具，也不往出拿；不洗脸，不洗脚，更不要说刷牙了。吃饭和别人一样，端着老碗往地上一蹲，有声有响地往嘴里扒拉。说话是粗鲁的。走路弓着腰，手背抄起或筒在袖口里；两条腿故意弄成罗圈形。吐痰像子弹出膛一般；大便完和其他工匠一样拿土圪垯当手纸。没有人看出他是个识字人，并且还当过“先生”呢。

虽然少平看起来成了一个地道的、外出谋生的庄稼人，但有一点他却没能做到，就是在晚上睡觉时常常失眠——这是文化人典型的毛病。好在别人一躺下就打起了呼噜，谁知道他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呢？如果大伙知道有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就像对一个不吃肥肉的人一样会感到不可思议。

是的，劳筋损骨熬苦一天以后，孙少平也常常难以入眠，而且在静静的夜晚，一躺进黑暗中，他的思绪反而更活跃了。有时候他也想一些具体的事。但大多数情况下思想是漫无边际的，像没有河床的洪水在泛滥；又像五光十色的光环交叉重叠在一起——这些散乱的思绪一直要带进他的梦中。

当然，不踏实的睡眠并不影响他第二天的劳动；他终究年轻，体力像拉圆的弓弦那般饱满……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清明之前，天气转暖，大地差不多完全解冻。黄原河岸边的柳枝，已经萌生起招惹人的绿意。周围山野里向阳的坡上，青草的嫩芽顶破潮润的地皮，准备出头露面了。

在工艺厂的工地上，干活的人已经穿不住棉衣，一上工便脱下撂在了一边。现在，宿舍楼起了第一层；楼板安好后，开始砌第二层的屋墙。少平的工作是把浇过水的湿砖用手一块块往二层上扔——这需要多么大的臂力和耐力啊！这无疑是小工行里最苦的活；可是他应该干这活，因为他拿的是这一行的“高工资”。

这工地站场监工的是包工头胡永州的一个侄子，他年龄不大，倒跟上他叔叔学得有模有样，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四处转悠着，从早到晚不离工地，指手画脚，吆吆喝喝。胡永州本人一般每天只来转一转，就不见了踪影——他同时包好几个工程，要四下里跑着指挥。晚上他是回这里来住的。胡永州和他侄子分别住在工地旁厂方腾出来的闲窑里。紧挨着的是灶房。做饭的除过那个雇来的小女孩，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也是胡永州的亲戚；这老汉和胡永州的侄子住在一孔窑里，那个小女孩晚上就单独在灶房里睡觉。其他工匠在这里吃完晚饭，就回到坡下那个垃圾堆旁的窑洞里去了。

工程大忙以后，需要的人也多了。胡永州陆续从东关大桥头又招回一些工匠；同时也打发了几个干活不行的人。

人手一多，一老一小两个做饭的就应付不过来。他们光做饭还可以，但那个老汉还兼管采买，大筐的土豆和白菜，五十斤一袋的面粉，老汉一个人拿不动。胡永州突然决定由少平帮助老汉出去采买东西。对于工匠们来说，这是个轻松活，人人巴不得去干。但胡永州念少平是一个县的老乡，把这好差事交给了他。

少平就像被“提拔”了一样高兴。他现在每天只在工地上干半天活，另外半天就和做饭的老汉一块到街上去采买东西；一天下来，感觉当然比过去轻松多了。

活路稍微一轻松，他突然渴望能看点什么书——算一算，他又很长时间没见书的面了。正月里返回黄原到现在，他也没有去找田晓霞借书，因为他一直装个文盲，借回来书也没办法看。再说，他口袋里空空如也，想专心干活积攒一点钱，好给家里和县城的妹妹寄，根本没心思想其他的事。

就是现在，他也不能暴露他的“文盲”身份。正因为他是个只会卖力气的“文盲”，包工头才信任他，让他去干采购工作。要是胡永州知道他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又在他这里清闲得看起了书，说不定马上就会把他打发走。他舍不得离开这工程啊！一天赚两块半工钱不说，现在还不要像其他工匠一天顶到头地出死力。

但读书的愿望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烈，使他简直无法克制。他思谋：能不能找个办法既能读书又不让人发现呢？

只有一个途径较为可靠，那就是他晚上能单独睡在一个地方。

主意终于有了。他准备和胡永州说一说，让包工头同意自己住在刚盖起的那一层楼房里。虽然那楼房还正在施工，新起的一层既没安门窗，更不可能生火，但现在天气已经转暖，可以凑合；就是冷一些也不要紧，只要一个人住着能看书就行了。

胡永州并不反对他挪地方住——只要你小子不怕冷，就是愿意住在野场地里也和我胡永州球不相干！

孙少平搬到没门窗的楼房后，才想起这里晚上没灯。他就在外出采购东西的时候，捎带着给自己买了一些蜡烛。

条件一具备，他就打算到晓霞那里去借几本书回来。

过罢清明节，少平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破例拿出牙具和香皂，偷偷到小南河里洗刷了一番，又换上自己的那身“礼服”，就蛮有精神地去地委找田晓霞。

在地委田福军的办公室和晓霞相会后，晓霞又高兴又抱怨地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她。

少平吞吞吐吐解释了半天。

一段时间没见晓霞，少平吃惊地发现她的个码似乎蹿高了一大截——他一时粗心，没有留意她换了一双高跟鞋。

两个人像往常那样，一块儿吃了晓霞从大灶上买回来的饭菜，接着热烈地谈论了许多话题。

临走时，晓霞给他借了一本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她告诉他，这是她很喜欢的一本书，是前几年内部发行的；父亲买回来后，她看完就偷偷地占为己有了。

少平打开书，见书前有“任犊”写的一篇批判性序言。晓霞说，那“畜生”全是胡说八道，不值得理睬。

少平很快和晓霞告辞了——既然这本书他的“导师”如此推崇，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读它。

回到“新居”以后，他点亮蜡烛，就躺在墙角麦秸草上的那一堆破被褥里，马上开始读这本小说。周围一片寂静，人们都已经沉沉地入睡了。带着凉意的晚风从洞开的窗户中吹进来，摇曳着豆粒般的烛光。

孙少平一开始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那个被父母抛弃的小男孩的忧伤的童年；那个善良而屡遭厄运的莫蒙爷爷；那个凶残丑恶而又冥顽不化的阿洛斯古尔；以及美丽的长角鹿母和古老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吉尔吉斯人的生活……这一切都使少平的心剧烈地颤动着。当最后那孩子一颗晶莹的心被现实中的丑恶所摧毁，像鱼一样永远地消失在冰冷的河水中之后，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眼睛；他用哽咽的音调喃喃地念完了作者在最后所说的那些沉痛而感人肺腑的话……

这时，天已经微微地亮出了白色。他吹灭蜡烛，出了这个没安门窗的房子。

他站在院子里一堆乱七八糟的建筑材料上，肿胀的眼睛张望着依然在熟睡中的城市。各种建筑物模糊的轮廓隐匿在一片广漠的寂寥之中。他突然感到了一种荒凉和孤独；他希望天能快些大亮，太阳快快从古塔山后面露出少女般的笑脸；大街上重又挤满了人……他很想立刻能找到田晓霞，和她说些什么。总之，他澎湃的心潮一时难以平静下来……

选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平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