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图书馆学概述

一、图书馆思想史概览

自图书馆诞生以来，人们对它的认识源远流长，流派纷呈，各成其说。下面选其要．作一概述。

1．外国图书馆思想史概览

（1）诺德的图书馆思想

法国学者诺德（Gabriel Naude, 1600-1653）是对图书馆作出深刻理解和较系统论述的第一人，他由此被誉为‘“图书馆学的开山鼻祖”。1627年，诺德发表了《关于创办图书馆的建议书》，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图书馆思想：

①图书馆应当对公众（主要是学者）开放；

②图书馆不能仅限于收藏古代善本，更为重要的是收藏当今的作品；

③馆藏不应当有倾向性和排他性，宗教书籍和一般图书要一视同仁；

④必须科学地管理藏书；

⑤要慎重地选择图书馆员，并给予相应的待遇和称号；

⑥要为藏书配备分类目录和主题目录，以便利图书馆员和读者；

⑦允许读者入库选书和外借图书。

（2）莱布尼茨的图书馆思想

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则是诺德之后17世纪西方最有创见的图书馆活动家。他从事图书馆工作长达40余年，其中26年任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的图书馆思想散见于各种书信和建议书中，概括地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图书馆应当是用文字表述的人类全部思想的宝库．通俗地讲．是人类的“百科全书”，是“和一切时代的伟大人物相互对话的场所”；

②评价藏书的标准应以质量为主；

③图书馆必须有固定的经费，以保证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④图书馆头等重要的任务是想方设法让读者利用馆藏，为此必须配置完备的目录，包括全国性的联合目录；

⑤图书馆要尽可能延长开馆时间，允许读者自由外借，并为读者利用藏书提供便利的设施。

（3）帕尼兹的图书馆思想

帕尼兹（Anthony Panizzi, 1797-1897）曾在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供职35年并担任过馆长。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人们称他为“图书馆员的拿破仑”，英国政府也为此授予他贵族称号。帕尼兹的图书馆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国家图书馆要与该国的国际地位相适应．“不列颠博物馆应当收藏世界上一切语种的有用的珍贵图书”；

②图书馆必须有充足的经费作保证；

③要严格执行呈缴本制度，要善于利用法律手段保障图书馆的正常运行；

④要坚持标准化和科学化的管理。帕尼兹为此制定了被誉为世界目录学史上的“大宪章”、现代编目法开端的《91条编目规则》（1841）；

⑤注重图书馆建筑研究。为此他亲自参与设计和建造了著名的圆顶阅览室和铁制书架；

⑥注重改善图书馆员工的待遇，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4）杜威的图书馆思想

美国的杜威（Melvil Dewey. 1851-1931)一生创立了许多图书馆领域的世界之最：1876年，杜威等人发起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创办了第一份图书馆学刊物——《图书馆杂志》；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十进制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1887年，杜威又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正规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杜威还开办了图书馆用品公司并主持公司业务长达28年之久。杜威是衔接19世纪和20世纪的图书馆学大家．他的图书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图书馆是最好的教育场所，是“民众大学”；

②图书馆工作是一种专门职业，必须对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③读者需要高于一切，图书馆员不仅要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也要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类问题，乃至于为读者演唱歌曲和讲故事；

④图书馆的目标是“以最低的成本、最好的图书，为最多的读者服务”（“三最”原则）。

（5）阮冈纳赞的图书馆思想

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 R. Ranganatha, 1892-1972），因提出“图书馆学五定律”（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而享誉全球。这五定律是：

①书是为了用的（books are for use）；

②每个读者有其书（every reader has his books）；

③每本书有其读者（every books has itS reader）；

④节省读者的时间（save the reader's time)

⑤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the library is agrowingo rganism）。

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所揭示的实际上是图书馆活动应该遵循的5个法则或5个基本原则。这五定律．充分反映了阮冈纳赞图书馆学思想中的致用精神（书是为了用的，每本书有其读者）、平等精神（每个读者有其书）、人文关怀精神（节省读者的时间）和发展精神（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在这简约朴实的法则中，包含了阮冈纳赞对图书馆使命、图书馆价值观、图书馆职业道德、图书馆发展机理等的博大精深的理解，是图书馆职业哲学的最精练的表述。这5个法则充分体现了阮冈纳赞的理想主义、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几乎被所有派别的图书馆学者所接受和推祟，对世界各国图书馆职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家兰卡斯特（F.w.Lancaster）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这5个定律表面上看起来很通俗，但实际内容却非常深刻。它们从根本上阐明了图书馆应该为之努力的目标．在今天仍像50年前一样适用。”

（6）巴特勒的图书馆学思想

巴特勒（Pierce Butler. 1886-1953)，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他的代表作是193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谢拉评论这本书是“图书馆思想发展的真正里程碑”。巴特勒的图书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提出了图书馆功用的“记忆移植说”——“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社会机制．而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去的社会装置”。

②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图书馆员只有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才能胜任他的实践工作。为此他曾指出：“一些图书馆员不喜欢也不相信理论，他们只知道社会需要有效的图书馆服务，而不清楚社会也需要理论观点。他们担心对专业理论的探索会导致对实际工作的忽视。另外一些图书馆员则认为，图书馆的全部工作，应接受理论分析的指导，这种分析将揭示基本规律和原则。他们相信一套完美的图书馆学理论是可以在不损害实际工作效率的情况下向前发展的．甚至还相信．必须在建立了这套完美的理论之后，图书馆员才能在他们的实际活动范围内胜任他们的工作。”他在《图书馆学导论》一书中严厉批评了忽视理论知识的人们：“与社会活动的其他领域的人们不同，图书馆人对自己的职业的理论方面的忽视是不可思议的。在其他领域，只要是当代人，都抱有一种好奇心，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工作与人类社会的主流合拍，但图书馆人似乎对这种做法抱超然态度。图书馆人明显束缚在自己朴素的实用主义的框架里。就是说，使直接的技术过程合理化，仅以此满足对知识的关心。其实．企图使这种合理化普及以形成专业的理论的尝试本身大概是结不出果实来的，我想甚至是危险的。”

③注重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分析方法的应用。社会学分析方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利用社会调查方法研究图书馆对社会的功能作用；历史学分析方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分析图书的历史、知识的历史、科学的历史、学术的历史来论证图书馆的记忆移植作用；心理学分析方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分析人们的阅读行为、阅读动机、阅读类型、阅读效果等心理学问题来把握图书馆读者的需求规律。

④对图书馆的保守性提出了批评。图书馆的保守性，指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图书馆应该以优秀的书籍净化人们的心灵。这种保守性的悖谬在于无法客观地界定“什么是优秀的书籍”、“优秀书籍能否净化心灵”等问题。巴特勒在议论图书馆的保守性时指出：“图书馆在许多方面也是十分保守的。图书馆若想适应当代社会的实际需要，必须进行改革。……例如．如果公共图书馆委员会的委员们发现读者已经不喜欢阅读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那么就不再去购买此类图书了．省出资金购买化学专著．因为大家认为化学书籍是实用而入时的。图书馆服务效率的唯一标准是适应读者的需要，就像学校选定课程一样。”但巴特勒对图书馆保守性的批判并不彻底，他认为图书馆还应发挥教化作用．图书馆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图书的内容进行审查（censorship)

⑤提出图书馆人应该忠诚于真理、公正和美的观点。他指出：“图书馆学若要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哲学基础．它就必须不仅根据人性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解释图书与图书馆，而且要论证图书馆员对真理、公正和美的根深蒂固的忠诚。”

（7）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的形成，以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图书馆学院（GLS)为起点。GLS成立后，该校师生致力于发展具有高度理性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结束了以往师傅带徒弟式的经验主义的人才培养模式。他们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角度思考图书馆活动的哲学问题，同时也以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实证方法或思辨方法研究图书馆问题，试图将图书馆学从经验图书馆学转变为“作为科学的图书馆学”。这一具有鲜明学术特色的学术群体，被后人称为“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韦普尔斯（D. Waples)、伯埃尔森（B. Berelson)、巴特勒（P. Butler）等。

芝加哥学派有3个主要特点：①在人员构成上，以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知识背景的人为主．而不局限于图书馆学专业人才；②在学术和教育观念上，以“图书馆一社会”为核心范畴。他们认为图书馆是一种“社会机构”，因此图书馆学应重点研究图书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③在研究方法上．极力提倡社会调查方法，倡导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风气。

（8）谢拉的图书馆学思想

谢拉（Jesse H. Shera, 1903-1982)．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1944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博士学位。他的图书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提出“社会认识论”这一独特术语。1952年，谢拉与伊根（Margaret Egan）合作发表了《书目理论的基础》一文（谢拉是第二作者），在此文中他们第一次提出了“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这一独创术语。谢拉认为．“社会认识论”可以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他说：“在我看来．‘社会认识论’对图书馆员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有效的、合理的参考框架。”不过，在谢拉的有生之年始终没有对“社会认识论”作出具体的展开论述．这对他的学术成就来说是一个‘“遗憾”。

②重视图书馆的交流功能。他认为，“‘交流’一词的含义就是共享”，“交流使文化成为一种聚合的整体……文化通过交流传播系统将我们作为人类这一物种进行着塑造，同样它也塑造着个人”；交流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图书馆“是交流传播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③概括出了图书馆内部活动的三大环节。他认为．现代图书馆是一个由三大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部分组成的综合系统，这三大部分就是：获取、组织和服务。谢拉的这一概括，似乎是受到信息论中的信息系统结构原理的启发而来，即信息系统一般由三大环节构成：“输入—加工—输出。”

④认为图书馆应该具有促进民主政治的义务。谢拉曾经说过这样两段话：“公共图书馆运动的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正在完成人类进程中的一项最伟大的组织变革——试图使全体人民有能力参与管理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图书馆并不仅仅因为读者众多就算是一个大众传播机构……大众传播是专制的，而图书馆则是民主的……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和高等院校图书馆，在民主道德方面承担着义务。这种义务所提出的问题交叉贯穿在图书馆的一切方针和程序之中。……在民主社会中．图书馆的作用是什么？……它应对检查部门的职责作何反应？'，

⑤认为图书馆事业是“人文主义的事业”。谢拉指出，“尽管图书馆学在逐渐利用各门科学的研究成果．同社会科学紧密联系，但其实质依然是人文主义的”；图书馆事业“主要还是人文主义性质的事业。……图书馆学在其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靠得更近了，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提醒自己记住．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图书馆就是书和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人文主义的事业”。

（9）兰卡斯特的图书馆思想

兰卡斯特（F. W. Lancaster. 1933—）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专家。他的研究领域包括3个方面：情报检索系统、图书馆评估和图书馆未来研究。他的图书馆未来研究代表作是《走向无纸化的情报系统》（1978）和《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1982）。他的图书馆未来思想由‘“图书馆萎缩论”和“反图书馆萎缩论”两个对立面构成。这是由于他在后期思考中改变早期思想所致。

①图书馆萎缩论观点

兰卡斯特在《走向无纸化的情报系统》中认为：“随着电子资源的日益重要和纸资源的日益减少，随着计算机终端在办公室和家庭日渐普及……图书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在《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中他又预言：“在下一个时期（1980-2000年）．现在的图书馆可能完全消失．只留下几个保存过去的印刷资料的机构。……这些机构将是消极被动的档案室而不是积极主动的情报服务单位。”显然．早期的兰卡斯特是一个彻底的“图书馆萎缩论”者。

②反图书馆萎缩论观点

到了20世纪90年代，兰卡斯特开始矫正他以往过于理想的‘“技术决定论”观点。1993年他指出，“很少有证据支持这种信念，即具有智能的设备不久将能够胜任现在由受过良好训练和经验丰富的图书馆信息人员执行的许多智力任务，就这个主题而言，许多作者看上去似乎过于乐观了”；“事实是与图书馆职业相关的真正的智力任务——主题分析、信息需求译解、检索策略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是难以授权给机器去做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图书馆信息人员的专业技能也不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直到2010年，兰卡斯特针对一些人只重技术而忽视人性关怀的倾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指出．‘“图书馆员们认识不到其职业必须是一项以人为导向的职业”.“一旦图书馆员迷上了科技，他们很快就对人失去了兴趣”，“图书馆用户、信息用户已经被诸如元数据、本体论，以及数据管理之类的东西挤到一旁。图书馆专业教育和研究的焦点似乎已经从人和服务转移到数据―数据库本身、数据的典藏与保存，甚至是数据的创建”。他引用他人的话说．“我们希望图书馆员们对人持有一种由衷的人性关怀”.“改变并非必须．生存无从强制”。他还说出了一句堪称至理名言的话：“改变并不必然等同于进步。”

（10）哈里斯和翰奈的图书馆思想

哈里斯（Harris）和翰奈（Hannah)都是美国当代图书馆学者，是新自由主义图书馆学流派的代表。他们于1993年出版了《走向未来：后工业时代的图书馆情报服务的基础》一书。他们改变了以往只从技术角度探讨图书馆未来问题的思路，而是从经济学和新公共管理理论（NPM）角度重新审视图书馆一直尊奉的“中立性”、“客观性”、“信息利用公平性”等价值观念．认为这些价值观念与“市场”、“效率”、“竞争”等市场化原则不相容，因而也不切合实际。由此他们提出了“市场决定论”意义上的图书馆发展论。他们认为．“如果图书馆死抱着过去的原则和意识形态而不作相应的变革，幻想在信息生产化的浪潮中保留那一块远离商业化的‘净土’的话，最终将会被时代所抛弃。他们主张图书馆导入市场原理，通过有偿、高效率、‘精英’服务、电子图书馆化，来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准，参与信息产业和信息市场的竞争”。哈里斯和翰奈的观点，顺应了西方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极力推行的公共事业市场化的意图，这为图书馆“有偿服务”提供了借口。

（11）克劳福德和戈曼的图书馆思想

1995年，克劳福德（Walt Crawford）和戈曼（Michael Gorman）合著的《未来图书馆：梦想、疯狂与现实》出版。此书的亮点之一是，他们在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基础上提出了“图书馆学新五律”：

第一定律：图书馆服务于人类的文化（Libraries Seine Humanity) ；

第二定律：掌握各种知识传播方式（Respect All Foams by Which Knowledge Communicated) ；

第三定律：明智地采用科学技术，提高服务质量（Use Techralogy Intelligently to Enhance Service)

第四定律：确保知识的自由存取（Protect Free Access to Knowledge)

第五定律：尊重过去，开创未来（Honor the Past and Create the Future）。

关于图书馆的未来，他们指出．‘“阅读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都至关重要．而纸本印刷物是阅读和获取知识的最佳形式”；他们从光线效果、分辨能力、速度和理解、可利用性、超文本和线性文本等多个角度比较了印刷文本与电子文本，从而证实“印本图书是最好的阅读工具”，而计算机设备只不过更适于传输数据和小的信息包；认为印刷文本不仅不会消亡，而且会与电子文本一争高低；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形成多种媒体共存的时代，而印刷文本无疑是其中的一支主力军。也就是说，未来图书馆意味着印刷文本和电子文本的统一，意味着线性文本和超文本的统一，意味着以图书馆信息人员为中介的存取和直接存取的统一，意味着拥有和存取的统一，意味着建筑与界面的统一。可以说，克劳福德和戈曼的这一著作的问世．给那些“疯狂”鼓吹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梦想”的人们以一剂清醒药，有力地矫正了“技术决定论”者们在图书馆未来问题上的偏激与错误言论，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图书馆美好未来的信心。

2．中国图书馆思想史概览

前文已经指出，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可分为藏书楼时期和图书馆时期。藏书楼时期的“图书馆”思想主要限于藏书整理方法。藏书整理方法研究有个专有名词——校雠学，它由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构成。由此可见，藏书楼时期的‘“图书馆”思想基本上可归入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献学范畴。故下面只记述图书馆时期的图书馆思想。

（1）孙毓修的图书馆思想

孙毓修（1871-1923)的主要成就在儿童文学编译和版本学领域。著名作家茅盾称他为“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但是，由于他的《图书馆》一书于1909年问世，使得他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孙毓修的《图书馆》对图书馆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①第一个向国人系统地介绍杜威的“十进分类法”，使得国人得以认识“十进分类法”的“庐山真面目”。孙毓修向国人介绍“十进分类法”的时间比沈祖荣、胡庆生早了8年。

②在中国第一个编制了“仿杜分类法”体系（未出版）．并应用于实践。他根据杜威的“十进分类法”编制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22大类图书分类体系，并在自己供职的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使用。

③在图书馆办馆理念上，率先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保存国粹”观念提出了挑战。他曾尖锐地指出：“今天开图书馆者．大率意在保旧．汲汲遑遑，以其竭蹶之经费，广收宋椠旧钞……而新书则不屑一顾。呜呼！误矣！”显然，他对当时官办图书馆因循守旧、排斥新书的陋习极为不满。他认为这种地方只能称“国粹保存处”，根本不配叫图书馆。

（2）沈祖荣的图书馆思想

沈祖荣（1884-1976）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图书馆活动家和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是“新图书馆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推动者。1917-1919年3年间，他奔赴华中、华东和华北各省．讲演图书馆对振兴国家的重要性，宣传美国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新方法新技术，抨击旧式藏书楼的落后与保守，提倡欧美式的新型图书馆．呼吁将图书馆变为民众的社会教育机构。他的新式图书馆宣传“是为西洋图书馆学派流入中国之先声”。沈祖荣的图书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关于图书馆的性质。“盖图书馆为公共求学之所，应持开放主义，不取分文以资提倡．欧美图书馆，无一取资者．日本公共图书馆亦然”，“图书馆之性质，不在培养一二学者，而在教育千万国民；不在考求精深学理，而在普及国民教育”。

②图书馆人不能因政府的不重视而不思进取。“不得因政府对于此事．漠然淡然，而鄙人亦遂灰心丧气，而不思改良之方法。”

③图书馆之间应加强协作。“由于图书馆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现有图书品种数量均极有限，必须开展馆际协作。协作能使工作人员的智能提高，协作能提高图书利用率，协作能减少经费浪费，协作能使读者多受益。”

④要重视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各国政府或各大图书馆，大都设有图书馆专门学校以培植人才。故其图书馆事业之发展也．管理也，往往举重若轻，由难变易．皆因其有相当之人才．以对付之也。我国图书馆事业，才属萌芽．百端待理。若无专门人才扶持整顿于其中，而望发扬光大，难可与期。”

⑤国家图书馆和一般的公共图书馆的功用应该有别。“我国图书馆今后应取之方针：国立图书馆当以欧洲为法，重专门与保存；公共图书馆当以美国为法，注重应用与普及。”

⑥图书馆从业者应以‘“己立立人”、服务社会为己任。他指出．“办理图书馆的人，有一件首先要觉得的，就是己立立人。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素来造就、熏陶、锻炼、培植所求的学问．所得的学位，不是为自己做招牌．乃是要为社会服务”。“在事业伊始之际，作为一名图书馆员，他就务必劳其心智，苦其筋骨，置甚于他人之辛勤劳动与低于他人之微薄收入于度外，牺牲个人荣华享乐，将其毕生之时间和精力贡献于图书馆事业。……由此可见，为祖国服务，图书馆事业胜过一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为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制定的校训是：智慧与服务。

（3）杨昭悊的图书馆思想

杨昭悊（1891-1939）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1年留学美国，攻读图书馆学。1923年著有《图书馆学》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图书馆学概论性著作，被称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处女作”。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此书为“我国今日其最应时势的好书”。

杨昭悊在《图书馆学》中表达了如下重要思想：

①关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定义。他认为“图书馆”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要把有益的图书搜集起来，保存在那里”；二是“要把所搜集的图书随大众的需要自由活用”。据此，他给图书馆下的定义是：“图书馆是搜集有益的图书．随着大家的知识欲望，用最经济的时间，自由使用的地方。”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理论与技术知识的总和”。

②关于图书馆与教育。‘“图书馆是社会的一个教育机构，是为社会服务而设立的，在社会教育中担负着和学校教育一样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还提出了‘“图书馆教育”这样一种专门教育类型概念，认为“图书馆教育是一种独立教育．活动内容广泛，既可以进行通俗教育，又可以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成为学术中心，容纳专门学者”。

③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杨昭悊把图书馆学理论分为“纯正的”和“应用的”两部分。这一划分在国内开了把图书馆学理论划分为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先河。

（4）李小缘的图书馆思想

李小缘（1897-1959)，1921年赴美留学．获图书馆学学士及社会教育学硕士学位。李小缘为中国图书馆学留下了许多极具特点的思想遗产。主要包括：

①先进的图书馆理念。李小缘的图书馆理念的核心是“启民智．伸民权，利民生”。对此李小缘是这样说的：“今之图书馆，重在普利民众．流通致用．以普遍为原则，以致用为目的，以提高生活为归宿，皆所以启民智，伸民权，利民生者也。”这种流通致用、伸张权利、改善民生之目的的正义伦理．即使是现代图书馆也应视其为不可变异的终极价值。

②深刻的图书馆教育观。在李小缘看来，“图书馆即教育”.“图书馆的根本观念在辅佐教育之不及；并且为未受教育的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要使教育机会均等，唯有广设公共和民众图书馆”。他还对图书馆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行了比较，认为“学校教育以人生教育之一小阶段，而图书馆教育以人生各阶段之总教育机关，实为根本所在”。李小缘图书馆教育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是以民众的受教育机会的均等这一“权利平等”意识为导向的。因此，也许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李小缘是最早朦胧地意识到‘“图书馆权利”的学者。

③图书馆的开放与平等观。这一观点是在藏书楼与图书馆的比较分析中得出的。他曾不无讥讽地指出：“吾国向无公共图书馆．旧式藏书楼必建设在人迹稀少的深山里，或静悄悄的花园中。……一年三百六十天还不知道有没有三百六十个读者进大门。书籍一本也不准借出。往往大门口挂着虎头牌：‘书籍重地．闲人免进’八个字。……这种藏书楼干什么呢？说起来题目很大．是保存中国文化之结晶。”于是．他对藏书楼和图书馆的区别作了这样的描述：

藏书楼——静——贵族式贵保存——设在山林——官府办的——注重学术著作——文化结晶的机关。

图书馆是——动——平民式贵致用——设在城市——民自动办的——注重精神娱乐——文化宣传的机关。

那么，李小缘所主张的公共图书馆是什么样的呢？他在《全国图书馆计划书》一文中表达了他对于公共图书馆的认识：“然其真正革命精神之图书馆．不仅搜集保存而已，主要职志，在能使民众——无论男女老幼，皆得享其利益．或为参考．或为课外研究，或为欣赏消费之资。……苟能一日打破旧式思想之藏书楼，使能公开群众，无论男女老幼，无等第．无阶级，举凡学生、工人、农夫、行政家、商人、军人等，皆能识字读书，享受图书馆之利益．则方可谓图书馆之真正革命，之真正彻底改造，之真正彻底建设也。”

④图书馆立法保障观。李小缘在《公共图书馆之组织》一文中介绍了美国图书馆立法情况并与中国加以比照，阐明图书馆立法的重要性。他说：“公共图书馆之设施．在美国亦如各大公司之组织．首必有法律上之根据，或受法律之许可。关于设立图书馆之规定．多载在各城各省各国之典章宪法。苟宪法未载．得由各城各省或各国多数人民之请求．由众议员之通过，即得成为法律，补载典章．以期永久。”“反而考诸吾国之正大光明典章法律，以图书一事无论或城或乡或省或国，皆无法律之根据，纵或有之，亦不过如曹馄提议为国家图书馆一样。西人尝笑吾国为无法律之国家，于此不能不令吾人痛恨，尤可异者，我国平民无人想到图书问题．社会优秀分子更未想到为民请愿，既无法律之认可，又无人提倡。所以无法者终以无法了之。”早在20世纪初，李小缘能够意识到法律保障之于图书馆发展的基础性意义，实乃难能可贵。可以说，在我国，李小缘是最早关注立法保障图书馆发展问题的图书馆学家。

⑤先进的图书馆馆长观。他认为，“图书馆最重要之要素，非建筑，非书籍，乃董事与馆长耳”。“董事制定馆章，对馆长只要求负责，予以行政自由……馆中一切方针大计．全赖馆长一人其中指导。”如，“馆中人选．管理．选购各责任．由馆长自主酌裁”。对于馆长的资格．他认为，“第一要素即其学问．朝夕与书籍往来．苟无学问．选书编目皆不能为也。其第二要素即其办事之方法，应有商人办事精神，无政治及宗教上之偏见，善辞令，能属文，曾受图书馆学校之文凭”。他又进一步提出，馆长应“钟爱书籍．精于目录．对董事善于建议一切进行方针。对读者负教育上指导之责任，循之然善诱人，热心公益，诚实无欺，为地方文化之先驱，为社会教育之总指导”。李小缘对馆长岗位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馆长素质的认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⑥精彩无比的民众图书馆观。关注民众图书馆、研究民众图书馆，始终是李小缘的重要致思理路。关于民众图书馆的内涵，他指出，“适于民众程度者称为民众图书馆”，“民众图书馆者，即促进民众教育图书馆也”，民众图书馆以“传播文化，鼓吹教育，皆以民众为使命”。他概括的民众图书馆的特点是：民享、民智、民助。他所称民众图书馆主要指贴近民众、服务民众的基层图书馆或大中型图书馆／中心图书馆的延伸服务网点。因此，李小缘所称的民众图书馆．与其把它理解为一个个实体性图书馆，不如把它理解为覆盖全社会、惠及全民的一种服务理念、服务方式。在李小缘看来，在民众中设立小型图书馆，或广布服务触角，其意义远大于设立若千大型的图书馆。发达的小图书馆事业，其总和将超过大图书馆。为此，李小缘曾为民众图书馆编过一段精彩的广告词，其中说道：

民众图书馆是万事的问津处

民众图书馆是高尚的娱乐场

要进德修业请到民众图书馆去

要宽裕生计请到民众图书馆去

借阅图书是民众的权利！归还和爱护图书是民众的义务

民众图书馆是最好的消遣场所。

我们应该发自内心地承认．李小缘当年倡导的‘“民众图书馆精神”——启民智，伸民权，利民生——正是我们当代中国图书馆人曾缺失、曾寻觅且又强烈向往的图书馆精神！真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5）杜定友的图书馆思想

杜定友（1898-1967)，1918年留学菲律宾大学．1921年回国．获文学士、教育学士、图书馆学士3个学位。杜定友是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的图书馆学思想主要包括：

①关于图书及图书馆的性质。关于图书的性质，杜定友提出了著名的“公器说”。他认为，“夫书籍者，天下之公器也．自当公开．以为世用，俾社会人民．多一进善之途，使国民思想，日益进步，此图书馆所以与社会，有莫大之关系也”。杜定友的书籍“公器说”和图书馆‘“公共脑子说”．显然已经深刻揭示了图书馆的公共性，已经很接近于现代的“公共物品说”。根据图书馆的“公共脑子说”，杜定友顺势提出了公共图书馆的性质：一是“市民教养之中心点”；二是“市民游乐之中心点”；三是“市民之继续学校”；四是“人们的参考咨询机构”。

②关于图书馆的功用。杜定友在《图书馆通论》中用抽象类比方法提出了图书馆功用的“公共脑子说”——“图书馆的功用．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一个人不能完全地记着一切，而图书馆可记忆并解答一切”。杜定友的这一“公共脑子说”与巴特勒的“记忆移植说”可谓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杜定友提出‘“公共脑子说”比巴特勒提出“记忆移植说”早了5年。

③关于图书馆事业的“三位一体说”。1932年，杜定友在《图书馆管理法上之新观点》中指出：“整个图书馆事业，其理论基础实可称‘三位一体’。三位者．一为‘书’，包括图与书等一切文化记载；次为‘人’．即阅览者；三为‘法’．图书馆之一切设备及管理方法管理人才是也。”同时．杜定友还认为．“人”应该成为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管理的核心要素，因此他指出：“若以人为目标办图书馆，则事业能生动而切合实际，且有继续进行深潜研究之余地也。”这可以说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以人为本”思想的早期阐发。

④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杜定友认为．图书馆学是一专门科学，而“凡是成为专门科学的学问，有两个最主要的条件，第一是原理；第二是应用。而应用是根据原理而来的，图书馆学，若是只于书籍的如何陈列，目录的如何写法，这不过是机械的事，无研究的价值”。他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大体包括书目学、专门的科目（关于图书馆内部的处理方法）、行政的科目、历史的科目、辅助的科目（相关学科）5个部分。

⑤关于图书馆学的学习方法。杜定友指出：“图书馆学的科目，既是这样繁多．研究起来，岂不是很麻烦吗．这是当然的。所以正式的图书馆学，要在大学研究4年，方能毕业。不过4年之中，不完全是学图书科的，其中辅助的科学，占了大半。”基于此，他语重心长地指出：“研究图书馆学的入手方法，就是多读书。对于普通各门科学，都要涉猎一点，有广阔的兴趣。读图书馆学者，要有读书的习惯，有读书的兴味和服务的意识。所以在图书馆界的人，学问贵在博而不在精。不过对于自身的学问，是要精益求精的。”杜定友的这一段话，对我们今天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的人来说，仍可谓谆谆教诲、语重心长、中肯至极！

（6）刘国钧的图书馆学思想

刘国钧（1899-1980)，192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旋即出国，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系、图书馆专科学校及研究生院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近现代图书馆思想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刘国钧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的思想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关于现代图书馆的宗旨。在《图书馆学要旨》中，刘国钧指出，“现代图书馆是为多数的人而设，不是为了少数‘读书人’而设的”。“现代图书馆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使用的而非保存的．民众的而非贵族的．社会化的而非个人的。……以书籍为公有而公用之，此近代图书馆学精神，而亦近代图书馆之所以异于昔日之藏书楼者也。……总之．现代图书馆的目的是使人和书发生有机的关系．要使社会上无不读书的人．馆内无不被读的书。”这里充分表达了图书馆的民享民用之宗旨。

②关于近代图书馆的特征、性质和价值。在《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一文中．刘国钧对图书馆的特征、性质和价值进行了科学界定．其“科学性”至今难以有人超越。关于近代图书馆的特征，刘国钧认为，“近代图书馆之特征略述之计有8种：（一）公立；（二）自由阅览；（三）自由出入书库；（四）儿童阅览部之特设；（五）与学校协作；（六）支部与巡回图书馆之设立；（七）科学的管理；（八）推广之运动。”关于近代图书馆的性质．他概括为3个方面：首先为自动，即以积极主动的方法引起社会上人人读书之兴趣；其次为社会化，即将注重对象由书籍而变为其所服务的人．使图书馆成为社会各类人趋往之中心；再次为平民化，即图书馆平等地为所有人服务。关于近代图书馆的价值．他概括为4个方面，即教育上之价值；修养上之价值（能够给人以思想启发和精神愉悦）；社会之价值（传播知识，促进社会进步）；经济之价值（读者因掌握知识而提高工作效率，得到参考服务而解疑．且能节省购书费）。

③关于图书馆的构成要素。也许是因为在美国留学期间受到了西方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方法论的影响，刘国钧思考图书馆理论问题基本上采取了结构主义方法视角。刘国钧先是在《图书馆学要旨》中将图书馆的构成要素概括为四要素：图书、人员、设备、方法。后来又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进一步完善为五要素：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刘国钧结合他的这一要素分析结果，对图书馆作了如此定义：“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规律及其各个组成要素的性质和规律的科学。”

④关于流通与参考工作的重要性。和李小缘一样．刘国钧也持“流通致用”观。所以，刘国钧非常重视图书馆的流通与参考工作。他说，“图书馆既以使用为目的，出纳和参考便是达到这目的的两条大船”。“一般人对于图书馆的信仰．对于图书馆效力的认识．多由参考部的努力而来。他们社会上的人，受了参考部的益处，所以相信图书馆确实是一个为社会节省金钱和精力．而谋幸福谋福利的机关。”同时，“出纳是图书馆很重要的任务，图书馆能否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全在出纳是否得法。在普通情形下，图书馆中阅书的比问讯查考一件事情的为多，所以出纳比参考还重要”。反观现在国内图书馆实践界，普遍存在忽视流通工作、参考工作的现象，所以国内图书馆界有必要对刘国钧的上述观点作进一步省察。

⑤关于“图书馆制度”。在梳理刘国钧图书馆学思想时，细心的人会惊奇地发现．早在1921年．刘国钧就已提有‘“图书馆是一种制度”的说法。在《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一文中有这样3段话，一是“至一八七六年全美图书馆联合会成立后，新式图书馆之发展乃一日千里。其影响不仅及于全美，且波及世界各处．而为研究教育或社会学者所不可忽视之制度矣”；二是“盖一种制度往往可以应付一切人，而非应付团体或阶级”；三是“图书馆既为社会所不可缺之制度，则其能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固不容疑虑者也”。在《美国公共图书馆之精神》中也有一句话：“公共图书馆者．公共教育制度中之一部也。”可以说．在国内．刘国钧是“图书馆是一种制度”一说的最早提出者和阐发者。反观今时，国内仍有不少人对“图书馆制度”、“制度图书馆学”之称谓感到不易理解，实乃缺乏制度观使然。

（7）徐家麟的图书馆学思想

徐家麟（1904-1975)，1926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193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图书馆学，翌年获硕士学位，1939年回国。徐家麟的学术观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图书馆学的科学化、图书馆工作的事业化和图书馆工作的学术化。

①图书馆学的科学化。徐家麟关于图书馆学科学化的认识，是受巴特勒图书馆学思想的启发而来，主要指的是科学方法的应用。关于科学方法，徐家麟认为有3个方面或3个层次：第一，“用观察方法收集事实资料，籍重器械的运用及量的计算”；第二．“对此种种事实．作当前的因果关系之理解”；第三．“对所探讨的事实或现象，再作实证式的评量”。可见，徐家麟所理解的科学方法主要指自然科学中常用的实证分析方法。难能可贵的是，徐家麟虽然主张引入科学方法，但看出了科学方法及其定量方法（统计方法）的局限性。他指出，“科学与统计研究，并不是万能，却也是有其限度的。譬如说科学研究并不能包容人世间所有一切物事，科学并不能解答终极的原因，统计分析所能指示的，只是关于某事物的概略，并不能给予极确切不移的答案及其他，所以迷信科学与统计学的方法，也属非是”。基于这种认识，徐家麟把图书馆学的科学化主要限定在图书馆业务中的“知识理智的部分”——用人的理性能够分析其因果关系的对象部分——而“属于情感性灵的部分．却不当强合之于科学的范畴”。可以说．在国内．徐家麟是主张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移植其他学科方法的第一人。他希望图书馆学研究“向其他学科之研究，互相借鉴．互换研讨的结果”。

②图书馆工作的事业化。徐家麟认为，图书馆必须事业化，而事业化的途径“在以图书馆学术所获得之成绩．所启示之方案．为工作之张本，更以现代图书馆服务、免费、公开等高尚原则为实施之力量．进而尽量与其他事业，谋所以借鉴，所以协作者，以达到共存共荣之境地，及其他诸端也”。这里提出的图书馆与其他事业应协作的观点是十分开明的。徐家麟的意思是说，不应把图书馆工作只当做一馆之具体“工作”，而应当做一种社会性“事业”，走开放、协作之路。可以说，徐家麟是国内第一个明确提出“图书馆事业”概念的人。

③图书馆工作的学术化。徐家麟认为，谋图书馆之学术化是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如何实现学术化呢？“一则曰自图书馆自身已有之学术予以整理、累积、系统、实验、发扬之工作；一则曰自图书馆学术以外相关之学术，予以沟通、印证、引用之工作。”这里．他既强调“自图书馆工作本身着手”．又倡导“自图书馆以外学科求材料，以充实图书馆学术事业内容”．后一原则的提出．为打破封闭式图书馆学研究提出了明确思路，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此外，同巴特勒一样，徐家麟批评图书馆学研究中过于技术化的倾向，指出：“如图书馆学术事业．只自限于形而下的种种，则图书馆学难以成立，如能致力于形而上的种种，则图书馆学必能成立。”正因为徐家麟对图书馆学研究追求形而上的思路．所以台湾的高锦雪在《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中称徐家麟为我国从哲学高度研究图书馆学原理的第一人。

以上介绍了中国第一代图书馆学家中的一部分人的图书馆学思想。除上述“大家”之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图书馆学者，如洪有丰、程伯群、俞爽迷、蒋元卿、戴志骞、袁同礼、桂质柏、裘开明、马宗荣、查修、皮高品、周连宽、吕绍虞、张遵俭、严文郁、毛坤、汪应文、汪长炳、钱亚新、李芳馥、陈鸿舜、李燕亭、柳治微、万国鼎、王云五、王献唐、王重民、张秀民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大家”的学者如杨威理、彭斐章、赵世良、关懿娴、孙云畴、陈誉、周文骏、朱天俊、张琪玉、黄宗忠、谢灼华、白国应、陈光祚、倪波、金恩辉、肖自力、谭祥金、黄俊贵、孟广均、吴慰慈、张德芳、钟守真、侯汉清等。在我国台湾．也有许多优秀的图书馆学者，如蒋复璁、屈万里、沈宝环、王振鹄、胡述兆、卢荷生、李德竹、谢清俊、曾济群、顾敏、卢秀菊、赖鼎铭、吴美美、王梅玲、王美鸿、陈昭珍、蔡明月、黄慕宣、庄道明、谢宝援、林珊如、叶乃静等。移居美国的李志钟、李华伟、周宁森等则为著名的华裔图书馆学者。

（8）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转型时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全社会开始进入弃旧图新的转型期。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从此也开始进入转型期，其标志有二：研究方向的转变和多元化理论格局的形成。

①研究方向的转变

所谓研究方向的转变，在当时指的是从经验图书馆学／实用图书馆学向理念图书馆学的转变。其主要表现是把理论研究重心从以往对图书馆工作方法、技术的研究转向对图书馆现象背后的更为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图书馆理念的研究。

1981年，彭修义（1941—）在《图书馆学通讯》上发表《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一文。文中指出．“知识学和图书馆学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知识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个方面”。此后，彭修义继续发表相关系列论文．认为“图书馆是文献的渊数．知识的海洋，图书馆的本质是知识……图书馆是社会性的知识存储器和记忆器．它使得知识的存储、记忆和利用客观化，并为客观知识的主体回归开辟了强有力的社会通道和社会保障。……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图书馆的本质，即最优化地促进以文献为载体的客观知识的主体回归和价值实现。……今后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将以知识为核心系统展开。……知识的研究必然成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彭修义的观点，“是中国图书馆学界第一次正面批评经验图书馆学的理论缺陷，第一次摆脱对图书馆实体的关注而转向对‘知识’这类抽象概念的研究。……是中国图书馆学从经验图书馆学到新图书馆学的变革的第一步”。

在率先批判经验图书馆学的学者当中，刘迅（1952-2008)算是其中的“急先锋”。1982年刘迅发表《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一文，文中他提出可将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这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寻找理论基础的思路，在当时可谓标新立异，因而引起了强烈反响。1983年，刘迅又发表《西方图书馆学流派及其影响——兼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道路》一文，将西方图书馆学分为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派”和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理念派”。借此刘迅严厉批评中国的经验图书馆学，强烈主张中国图书馆学走“理念派”图书馆学的道路。

真正把批判经验图书馆学推向高潮的是张晓林于1985年发表的《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一文。张晓林在文中以不妥协的姿态批评当时图书馆学研究偏离“正确”方向，他指出：“图书馆并不是独立的、本质的社会现象，而是服务于一种更本质、更普遍的社会现象的一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是一种社会性的工具。这里的更本质、更普遍的社会现象就是人们的情报需要及由此产生的情报交流活动。……图书、图书流通、图书馆都只是表面形式．而向人们传递他们所需的情报才是图书馆工作的实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情报需要才是图书馆的根本目的。……由于我们的研究局限在、停留在图书馆现有业务内容及其具体技术过程和方法上，我们的思维和观察能力就受到根本的限制……应该把我们的研究从‘图书馆的组织、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中解放出来，把我们的研究对准更本质的社会现象。”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范并思发表多篇评论文章，呼吁走向“建设式”的新图书馆学之路。经过80年代前期对经验图书馆学的猛烈批判，理论转向的时机渐趋成熟，于是范并思及时提出了从批判走向建设的理论主张。1986年，范并思发表《关于当代建设式图书馆学的思考》一文，指出：“理论建设是比理论批判艰巨得多，也重要得多的工作。理论批判不能代替理论建设……今天的图书馆学理论有待完善的原因．不是对原有理论批判不够，而是新理论建设不力。”范并思否定了当时火热的经院式学术争鸣的必要性，主张转向理论建设。那么．如何进行理论建设呢？范并思首先想到的是确立图书馆学理论精神的紧迫性。1991年他著文指出，一种现代的，与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相适应的理论精神是进取的、创造的、充满生机的。新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鼓励探索．珍惜理论进步．包含不同的流派和学说．建立这样一种图书馆学理论精神别无他径，只有靠有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们不懈地宣传、提倡与示范。后来，范并思对19世纪、20世纪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作了概括：“19世纪形成的追求信息公平与信息民主的精神、务实的理论精神．20世纪形成的科学、理性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合作与资源共享的精神、关注技术的精神，这就是图书馆学鲜明的理论精神。我执著地以为，若一位理论家不能读懂这些理论精神．或者不愿尊重这些理论精神．他最好不要奢谈理论创新。”

与上述4人相比．黄纯元（1956-1999）可以说是“大器晚成”的理论健将．他的思想功力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凸显。1997年，黄纯元获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自回国后至逝世的短短几年间，他连续发表了《论芝加哥学派》、《关于＜电子图书馆的神话＞》、《追问图书馆的本质——对知识交流论的再思考》、《寻求与社会科学的接点——读弗舍的＜信息社会＞》、《政治经济学视角中的未来图书馆论——读哈里斯和翰奈的＜走向未来：后工业化时代的图书馆情报服务的基础）》、《变与不变之间——读伯克兰德的（图书馆服务的再设计）））等分量极重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中国图书馆界的大部分人第一次读到“制度／文化”、“图书馆政治学”、“作为科学的图书馆”、“作为感觉的图书馆”、“作为场所的图书馆”、“信息权利”、“制度意义上的图书馆”、“技术意义上的图书馆”、“信息获得的公平性”等新词汇。黄纯元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转变中国图书馆研究的方向，但是他向当时的中国图书馆人撒播的先进的图书馆理念，无疑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转变注入了所需的新的思想营养。

②多元化理论格局的形成

所谓多元化理论格局，指的是在整个学科领域不追求统一的、单一的理论流派或理论观点，而是提倡多个理论流派的共存，就某一问题的探讨也提倡多种理论观点的同时并立。

众所周知，我国历来具有追求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的传统。在图书馆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在“统一认识”的思维定式下探讨理论问题。然而．这种传统在1984年年末开始被打破。1984年12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组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基础理论研讨会（简称“杭州会议”），这是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基础理论研讨会．也是新中国成立35年来首次全国性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与会代表们仍然围绕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元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当然，这种争论不可能产生统一认识的结果。正是这种认识分歧，使得编写图书馆学基础课统编教材的计划搁浅。分歧的出现，是因为多元观点的客观存在；统编教材计划的搁浅，是因为一元认识观的被否弃。这种“一元”与“多元”的正面交锋．正是杭州会议留下的令人最为难忘的历史印记。

杭州会议后，范并思发表论文《多元化：选择和归宿》．认为杭州会议的学术分歧表明多元化理论格局的实际形成，“在多元化格局中，统一的图书馆学理论不复存在，希望就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取得一致的认识也只是幻想”。多元化理论格局的形成，表明在我国图书馆学界多元价值观的形成。民主的多元价值观认为．思想观点不能统一也无法统一，但行为规范要统一（至少在一定群体范围内），以此保证多元价值观下的理性秩序。可见，并不是只有一元价值观才能带来秩序，多元价值观也能带来秩序。人类长期的思想发展史告诫人们：过高的共识期望将危及自由和多样性．声称“掌握真理是自由社会的敌人”。

杭州会议后，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确实呈现出了多元并包、多路并进、思想活跃、成果丰硕的繁荣局面。这种繁荣局面，虽然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短暂低谷时期，但在总体趋势上一直延续至今。其主要表现就是关于图书馆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各类论题层出不穷，且立论观点多样，相映成趣。这些论题包括知识交流论、文献交流论、知识组织论、知识管理论、图书馆法治、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权利、图书馆制度、知识自由、图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社会责任、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等，其中的一些论题至今仍是研究的热点。

二、图书馆学定义

图书馆学（Bibliothekswissenschaft，德文）这一名称是德国人施莱廷格（M. W. Sehrettinger, 1772-1851）在1807年最早使用的。关于图书馆学的定义，至今也是众说纷纭。诸如：

·施莱廷格：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所谓图书馆学，是在正确原则之下．系统地确立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所必要的原理”。

·艾伯特：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

· ALA：图书馆学就是“为满足用户群体的信息需求．对信息记录进行选择、获取、组织、利用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李景新：“图书馆学是人类学问中的一部分。是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专门研究人类知识学问及一切动态的记载的产生、保存与应用；使它成为教育化、学术化、社会化、科学化的一切科学。简单地说：图书馆学就是以科学方法研究关于图书馆的一切事项的学问。”

·刘国钧：“关于图书馆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规律及其各个组成要素的性质和规律的科学——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和设备、工作方法。”“图书馆学便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学科。”

·周文骏：“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和当前图书馆事业全部活动的科学。”

·必浩：“图书馆学要研究社会知识交流在图书馆活动中的特殊过程和特殊规律；研究如何搜集、整理、储存和传递知识载体，以促进社会知识的交流；研究在社会知识交流过程中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自身变化发展的规律。”

·倪波、荀昌荣：“图书馆学是研究文献信息交流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

· 1991年，北京大学图书情报学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修订本）一书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在文献交流中的机理、组织形式及运动规律的一门学科。”

·黄宗忠：“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图书馆信息、知识收集、积聚、组织、存储、选择、控制、转化、建立检索点与一定读者检索、利用信息、知识之矛盾产生与发展规律的科学。简言之，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图书馆收藏与利用矛盾产生与发展规律的科学。”

·吴慰慈：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的科学。

·王子舟：“图书馆学是研究如何将知识组成知识集合并为人们所使用的一门社会科学。”

·克雷思特斯（Michael Keresztesi)：图书馆学研究应包括3种成分：①对图书馆作为一个组织的研究，如它的服务与管理；②图书馆职业政治学，即对图书馆职业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方面的研究；③对书目科学的研究。

·于良芝：“图书馆学被理解为研究知识与信息的组织整理方法，以及通过图书馆这一机构或服务实现知识与信息传递的学问。”

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界定图书馆学的定义。只要这种定义能够说明图书馆的基本性质和图书馆学的学科特性．就可视为可取。

图书馆学是研究如何满足人们利用图书馆来实现对知识和信息的需要的一种学问（定义工），或者说，图书馆学是研究如何保障人们通过利用图书馆来实现其平等获取知识和信息之权利的一种学问（定义H)。

我们可以把定义工称为关于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定义．定义11称为关于图书馆学的政治学定义。定义工采用的是“满足……需要”句式，定义II采用的是“保障……权利”句式。定义工和定义II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两者之间只有表述视角不同之区别。定义工和定义II都采用了“如何……”句式，这里的“如何”既有方法论意义―如何做．也有认识论意义——如何认识。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如何”．就形成应用图书馆学范畴；研究认识论意义上的“如何”．就形成理论图书馆学范畴。而且，“满足……需要”和“保障……权利”是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因而上述定义还具有本体论意义。

三、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人们对大部分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大都有一个比较明确、一致的认识和认同，但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人们对其的认识和表述却往往出现分歧或不一致。至今，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和表述就众说纷纭。纵观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一些论说：“文献整理说”、“图书馆管理说”、“图书馆事业说”、‘“信息资源说”、“知识集合说”等。

1．文献整理说

众所周知，图书馆学源于对图书馆工作实践的总结和理论化。而图书馆工作实践源于文献整理工作，因此把文献整理当做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认识图书馆现象的一种必然选择。施莱廷格在《图书馆学综合性试用教科书》（1808-1929）中认为，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

“文献整理说”最早为图书馆学设定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它为图书馆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它强调图书馆学既有知识，又有技术，将图书馆学内容表述成“知识、技术的总和”，形成了后世图书馆学研究理论与应用并重范式的先声。“文献整理说”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界说，源于图书整理实践活动．属经验的总结．尚处于现象描述的认识阶段。

2．图书馆管理说

19世纪下半叶以后，由于公共图书馆的蓬勃发展，图书馆学研究开始发生转变。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从以往侧重于图书资料．逐步转向整个图书馆，研究内容也从以文献整理为中心渐渐转向以图书馆管理为中心。1821年，德国图书馆学者艾伯特（Friedrish Adlf Ebert. 1791-1834）首次提出“图书馆经营”（library economy）一词。1839年·法国学者L.A.C．海塞出版了《图书馆管理学》，他认为图书馆管理学的宗旨是解决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图书馆。1859年．爱德华兹出版《图书馆纪要》两册，其第2册即为《图书馆管理》，对17-19世纪的图书馆管理经验进行全面总结。1887年，杜威创办的图书馆学校，全称为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经营学院（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 at Columbia College）。杜威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是如何提高图书馆管理的时间和成本效益，办学目的就是培养专业的图书馆管理人才．故其课程偏重于图书馆管理之实际。同年．圣路易斯公共图书馆馆长F. M．克伦登著文提出，应运用企业管理方法管理图书馆。此后有关图书馆管理的论著日益增多。

受美欧图书馆学影响，我国早期图书馆论著论及图书馆学研究内容时，也多将研究客体指向“图书馆”。如李小缘在其《图书馆学》（1927年讲义初稿）中指出．就图书馆的“各方面研究之，是为图书馆学”。1934年，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一书出版，该书在讲到图书馆学的意义时说：“什么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学便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学科。”1935年，李景新在一篇论文中也明确表述：“图书馆学就是以科学方法研究关于图书馆的一切事项的学问。”

“图书馆管理说”扩大了以往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它要求图书馆学研究不仅要关注图书整理，也要关注图书馆的经营与管理，这无疑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图书馆管理说”将研究重心从图书整理转向图书馆管理．实现了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第一次转变。这种转变对于世界各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3．图书馆事业说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学也遇到了一些新的研究命题，如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图书馆法规的制定、图书馆员队伍的建设、图书馆藏书的协调、图书馆网的布局等宏观问题。因此，很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视角，逐渐将研究视野提升到宏观层面上来。在他们看来，宏观的图书馆事业也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

1957年，我国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发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文章指出：“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图书馆是客观存在着的一种事业，是人类社会生活现象之一。这种现象，这种事业，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学习生活、文化生活、科学研究生活。既然如此，难道不应该弄明白它的性质、它的发展规律、它的各个组成要素及其规律吗？”刘国钧说，图书馆事业有 5项组成要素：图书、读者、领导和千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欲掌握图书馆事业的规律，必须分别深入研究这5项要素。后来，人们在谈到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时，将刘国钧的这一观点概括成“要素说”，包括一些权威人士也认为刘国钧是“要素说”的代表人物。其实．刘国钧自己从未把图书馆的构成要素认定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说刘国钧持“要素说”是“文革”期间人们为了诬陷刘国钧没有坚持图书馆的阶级性而抛出的子虚乌有的罪名。因此，所谓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要素论”实际上并不存在。刘国钧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而不是图书馆要素。可以说．刘国钧是中国“图书馆事业说”的第一人。

1963年，武汉大学黄宗忠先生根据毛泽东《矛盾论》的论述，提出了图书馆事业中藏与用这对特有的矛盾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曾被人称为“矛盾说”。1981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教材《图书馆学基础》出版，该书称：“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此说被人简称为“规律说”。1984年年底，黄宗忠又对自己提出的“矛盾说”进行了修正，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这里的图书馆不是具体的，而是经过抽象的“一种科学概念的图书馆”。1985年年初，沈继武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活动”。人们简称为‘“活动说”。这些研究对象说各有独到之处．在我国图书馆学界广泛传播。不过．它们的出发点均已不再局限于微观的图书馆，而是扩延到了宏观的图书馆事业。因此．这些观点可以看做“图书馆事业说”的发展与延伸。当然．“图书馆事业说”不仅在中国流行一时．国外图书馆学界也有持此说者．如苏联图书馆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讨论图书馆学研究客体与研究对象的区别时，一种主导观点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是图书馆事业，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的规律、组织、发展、职能等；图书馆学不仅要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内部关系，也要研究其外部关系，包括图书馆事业外在的广泛社会联系。

在20世纪后半叶，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阐释，“图书馆事业说”在我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图书馆事业说”不但拓展出图书馆学研究的宏观领域，而且也因其开始关注图书馆事业与社会的各种复杂联系，为图书馆学研究增加了深度与广度。“图书馆事业说”包容了“矛盾说”、“规律说”、“活动说”等诸多观点，这些观点都具有“本土”特色，它们表现出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

4．信息资源说

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欧美国家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RM）。IRM理论认为信息是可共享的资源、财富，任何组织都应对它进行高效管理，与设备、资金、技术、人员及信息系统形成整体化管理，充分发挥其作用，以提高组织的效率和竞争力。

IRM理论形成后不久就渗入到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如美国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教育陷入困境之后．一些图书馆学院倒闭．但也有一些学校成功地引入IRM理论改进教学而获得了生机。20世纪80年代末，IRM理论传入中国。进入90年代，国内一些高校图书情报学系纷纷更改为信息管理系或相关系名．并在教学中加大了信息管理的课程比重。

1999年2月，徐引旎、霍国庆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出版．该书明确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其基本观点是：①图书馆的实质是一种动态信息资源体系。无论是文献信息资源、口语信息资源、实物信息资源或多媒体信息资源．根据社会需要图书馆都可以收集起来，使之形成一个信息资源体系，为用户使用；②信息资源体系是个发展的有机体，它是动态的，分形成、维护、发展、开发4个主要阶段；③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而图书馆的实质是信息资源体系，故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

“信息资源说”融合了系统论的思想，将图书馆学内容拓展到一个开放的社会信息资源领域，反映出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但是，“信息资源说”存在如下两个问题：第一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界定为“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显得过于宽泛，因而无法从这一界定中把图书馆学和其他学科（如信息管理学）区分开来。第二，该说没有分析“信息资源”概念背后的话语背景对图书馆理论和实践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新自由主义者、新公共管理学派看来，“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管理”概念中显然隐含着“信息是一种经济资源，因而应该或必须按市场交换原则开发和利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念．而这一信念将对图书馆的公益性产生巨大冲击。

5．知识集合说

“知识集合说”的提出者是我国著名图书馆学者王子舟先生。王先生始终坚持认为“知识”是图书馆学的核心概念，由此他提出了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得以展开的两个基本假设：每个人都是知识短缺者；每个人都想获取有用的知识。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有主动获取和被动获取之分，图书馆学的宗旨就是为人们主动获取知识提供最佳工具和方法。

王子舟明确提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知识集合是指用科学方法把客观知识元素有序组织起来．形成提供知识服务的人工集合。知识集合是由客观知识元素汇集而成的，这些知识元素的汇集组织依据了一定的科学方法；知识集合一经形成便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它在客观知识世界中有独立存在的形态；知识集合的目的是保存、传播知识，为了提供知识服务。可见，图书馆就是知识集合。不过，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具有知识集合性质的却不仅仅是图书馆，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知识集合，如百科全书、字典词典、书目索引、知识库、数字图书馆等。

王子舟还指出，图书馆学以知识集合为研究对象，并不是说图书馆学仅仅研究知识集合，它还要研究客观知识和知识受众。客观知识应该成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知识集合是由客观知识组成的供人获取知识的‘“中介”，知识受众是知识集合发生作用的终极归宿。因此，图书馆学应以其本质命题（知识集合）为中心展开自己的研究，建立“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这样一个研究范畴体系。

以上介绍了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5种论说。这5种论说都采取了本质主义方法，即人们先验地预设图书馆现象背后存在着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形态的本源性东西，认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过程就是寻找这种本源性东西的过程。那么，图书馆现象的背后真的存在这种本源性东西吗？人们能够寻找到这种本源性东西吗？如果是后现代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无疑是否定性的。由于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同．对图书馆现象背后的本源性东西（如果存在的话）的定位也会不同。从学习者的需要而言，关键问题不在于判断出某种论说是否‘“正确”或“错误”，而在于从这种论说中能否得到某种有益的启迪或启发。基于此．本书根据布尔迪厄（Bourdieu. 1930—）的关系主义方法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作出如下界定：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客观知识—图书馆—人”之间构成的关系空间。

下面，对这一“关系空间说”作一些说明：

第一，从发生学意义上看．图书馆的产生源于人们对客观知识的需要——组织、传递和利用客观知识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生产”出了“客观知识—图书馆—人”这样一种独特的结构性空间。

第二，从性质上说，“客观知识—图书馆—人”空间是一种客观存在（只不过这种客观存在不是实物性存在）。只有那些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某种实体、行为、关系、规律等）才能成为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

第三，人对客观知识的需要并非只催生了图书馆这样一种机构／制度，还催生了学校、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制度，但只有以图书馆为中介形成的关系空间才能成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客观知识一图书馆一人”构成的关系空间是唯图书馆学研究的独特领域，由此形成了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区分。

第四，图书馆学研究的是“客观知识—图书馆—人”的关系空间，而不单独研究其中的客观知识或图书馆或人．尤其是若只研究其中的客观知识或人，那么就无法与其他相关学科（如知识学、人学、哲学等）相区别。

第五，从方法论上说，布尔迪厄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是“关系空间说”得以提出的方法论基础。“客观知识—图书馆—人”构成的关系空间类似于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field）。布尔迪厄认为：“社会不只是由个人组成；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连接和关系的总和。”“场域”作为关系性空间．其意义主要在于：阐明“一个系统中的每个单一要素的价值是在与同一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中得到界定的。”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界定为“客观知识—图书馆—人”的关系空间．其意义在于指明．图书馆的内部运行机理以及图书馆的存在价值完全可以在“客观知识—图书馆—人”这一关系空间中得到界定。从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分野而言，理论图书馆学应重点研究客观知识与图书馆对人所具有的价值意义；而应用图书馆学应重点研究图书馆满足人的客观知识需要的方法论问题。

四、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所谓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指能够为图书馆学的形成、扩展和发展提供思想资源的学科理论、思想观点。这种学科理论、思想观点多种多样。下面介绍几种图书馆学界比较熟悉的理论或思想观点。

1．知识组织论

早期的知识组织（Knowledge Organization）概念是对文献分类方法和索引方法进行进一步深化和理论化的产物。1929年英国分类学家布利斯（H. E. Bliss, 1870-1955）便出版过《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和《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两部著作。1989年，国际知识组织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nowledge Organization, ISKO）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学会将创刊于1974年的《国际分类法》杂志作为自己的会刊，并在1993年将其更名为《知识组织》。该学会的宗旨是，联合国际力量．促进知识组织方法的研究、应用与发展，为献身于知识组织工具的开发和应用的学者提供交往与合作机会。知识组织论一直受到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的广泛关注。如印度情报学家塞恩（S. K. Sen）根据英国学者道金斯（R. Dowkins）“思想基因”观点，提出知识组织可依“思想基因进化图谱”进行，即从文献中找出“思想基因串”编制出新的概念索引供人利用。而英国学者布鲁克斯（B. C. Brookes）指出．图书馆的知识组织应该是对文献中所包含的知识内容进行分析，找到相互影响及联系的节点，像地图一样把它们标示出来，展示知识的有机结构和内在联系，为人们绘制“知识地图”，从而实现“一索即得”的知识查询效果。布鲁克斯提出有知识方程式：K [S] +4I→K [S+△S]。布鲁克斯的知识组织思想来源于波普尔（K.R.PoPper）的“世界3”理论。波普尔认为．纷繁的现象世界可区分为3个世界：第1世界是包括物理实体和物理状态的世界，简称世界1；第2世界是精神的或心理的世界，包括意识形态、心理素质、主观经验等．简称世界2；第3世界是思想内容的世界、客观知识的世界，简称世界 3。据此布鲁克斯认为，“图书馆学者和情报学者的实际工作可以归结为收集和组织‘世界3’（即客观知识）的记录，以资利用”，“波普尔的‘世界 3’不能不引起图书馆学家、情报学家的注意．这是因为它是第一次从纯粹实用观点以外的角度，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专业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996年，美国情报学家德本斯（A.Debons）说：“知识组织将是下一个世纪人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这里所谈及的知识组织概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分类技术．而是指更高水平上的知识组织。”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知识组织的文章开始多了起来。王知津撰文说，如何将无序的知识组织起来供人们使用，这是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知识组织不仅是对文献的组织，也包括对文献内含的“知识”的组织，即将客观知识世界中的最小知识单元、知识因子组织成一个有序的体系。知识组织的任务不仅要应付大量的知识，还要控制知识的增长。而蒋永福则撰文称，图书馆是对客观知识进行专门组织和控制的社会组织，我们应从知识组织的角度理解图书馆学；文献工作、目录工作、图书馆工作、情报工作的实质是客观知识的组织，因此图书情报部门实质上是组织客观知识的社会组织；书目情报产品都是知识组织的产物，书目情报活动的实质是知识组织。因此，知识组织论可以成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①也就是说，知识组织论能够揭示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机理，较好地说明图书馆的核心业务活动的实质．因此，知识组织论可以成为应用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2．信息政治经济学理论

信息政治经济学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和方法分析信息生产、交换、使用过程中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理论体系，是20世纪后半叶随着信息经济资源之政治经济意义的增强而出现的批判性理论（critical theory)。英国学者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在评述信息政治经济学研究时指出，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有3个突出特点：①在社会结构关系中研究信息过程，认为所有的信息现象都体现着已经建立的社会生产关系；②从社会经济体系的整体出发来研究信息过程．认为信息产业已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一全局趋势必然决定具体的信息政策的制定；③强调当前社会发展的历史延续性，认为信息作用的增强并未改变社会的基本关系，所谓的‘“信息社会”并不构成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使信息政治经济学比其他理论更加关注信息生产和利用过程中的阶级关系和信息平等问题，关注市场机制对知识、信息的公共获取和公益性提供的制约，关注政府以及社会的强势阶层通过信息流通而实施的社会控制，关注全球范围内日益拉大的信息鸿沟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害．关注信息帝国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侵蚀。

著名信息政治经济学学者席勒（Herbert schiner）对美国图书馆事业现状进行分析后认为，私人资本为了扩大市场，必然积极倡导信息的商品化进程．他们一方面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政府政策；另一方面资助保守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媒体机构．为信息的商品化提供理论依据和舆论支持。席勒还以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为例，证实了私人资本、政府、保守的研究和媒体机构在图书馆发展问题上的立场趋同，并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社会分工的图书馆职业的存在正在被质疑。运用新技术谋求利润的做法正在瓦解着美国图书馆职业的基石——信息自由存取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勒、韦伯斯特等人又运用这种理论不断剖析西方国家信息资源的私有化对图书馆发展带来的影响，使信息政治经济学成为图书馆学领域一种有力的批判性理论基础。

3．女权主义理论

在近代图书馆史上，图书馆职业的性别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图书馆工作，逐渐改变了原先由男子在图书馆工作者中占优势的现象。这与男子常被社会地位和待遇更高的职业吸引过去有关。在美国．早在1878年就有2/3的图书馆工作者是女性，到 20世纪80年代女性图书馆员占到了 85％的比例。至今，社会上很多人仍然认为图书馆职业是适合女性的职业。究其原因，美国学者德·盖里森（Dee Garrison)认为，图书馆职业女性化最主要的原因是雇用妇女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工资比男性要低得多，因此妇女也就开始大量进入图书馆职业。图书馆职业以女性为主，这已成为图书馆职业的一大特点。从历史的角度看．女性大量进入图书馆职业．推动了妇女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客观上扩大了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广度。

关于“女权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女权主义运动”等概念，即使在女权主义者内部也不存在统一的认识。但是，女权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于它把性别关系看成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把两性的不平等看成社会的基本的不平等，认为两性的不平等与阶级之间、种族之间、文化之间的不平等一样，应该予以消除。由于传统上图书馆职业一直被视为女性占多数的职业，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理论在西方图书馆学中逐渐得到重视。哈里斯（Roma HarriS）、雷德福（Marie Radford）、科什雷克（Kerslake）都堪称女权主义图书馆学者。哈里斯认为．图书馆职业过去和今天存在的问题都与它的性别特色（女性占多数）相关。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即使图书馆职业拥有现代专业化职业的一切特征（如专业化的知识体系、成立有行业协会组织、规范的职业道德等），女性也不可能获得与以男性为主的职业（如医生、律师等）同样的地位和薪酬。这就是说，图书馆职业的很多问题事实上是涉及两性关系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而非专业问题。忽略这一点，可能会使解决职业问题的很多努力矢不中的。这就表明．研究性别问题的女权主义理论能够为图书馆职业特征（性别特征）研究提供独特的理论指导。

4．政治哲学理论

政治哲学是研究社会政治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主要研究政治价值和政治的本质。政治哲学是一种规范理论，它主要关注的不是关于现实政治的知识，而是关于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以及未来政治生活的导向性知识，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评价标准。“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政治哲学试图在最高层面上为评价、判别和概括政治现象提供价值标准与认识方法，因此它是政治学的“元理论”。

政治哲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权利、权力、意识形态及政治文明、政治伦理、政治权威、政治腐败等。现代图书馆活动普遍遵循的一些基本理念如知识自由、平等服务、多元文化、信息公平、信息民主、图书馆权利、图书馆法治等，都需要从政治哲学理论中汲取有关的思想资源。IFLA/UNESCO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之所以称为“现代公共图书馆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就是因为公共图书馆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状况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研究社会的政治问题的政治哲学理论能够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广泛的理论指导。

5．制度经济学理论

制度经济学有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之分。旧制度经济学以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主要关注制度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卢瑟福等一大批经济学家为代表．其中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诺思等人的制度变迁的历史比较分析理论最具影响力。德国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对制度经济学的定义是：“它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以及这些规则和规则集的实施对经济后果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还与制度如何在经济环境的变迁中演化有关。简言之，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诺思（D. C. North)对制度经济学的定义是：‘“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其实，制度经济学就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制度的产生、演化规律及其对人的决策行为的影响的学问。迄今为止，较之其他学科，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最为全面、深刻，乃至谈论制度问题都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借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图书馆不仅是一种社会机构，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的制度安排——国家为了保障公民获取知识信息的自由权利而选择的一种制度安排。图书馆制度的产生、图书馆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图书馆制度的中外比较、图书馆制度的创新等，对这些图书馆制度问题的研究，显然有必要引入和借鉴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同时，与制度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制度伦理学、制度哲学等理论，也可以为图书馆制度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6．公共物品理论

现代图书馆的存在是社会的制度安排的表现，因而图书馆是一种公共物品（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因而图书馆的非排他性普遍服务、非竞争性平等服务以及图书馆本身性质上的公共性、公益性、共享性等．都可从公共物品理论中得到阐明。尤其是对公共图书馆来说，它的存在理由、使命以及管理与服务理念．都以其公共物品性质为基础．因而，对其进行证明和宣扬，都有必要以公共物品理论为依据。

7．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

现代性（modernity）与传统性（tradition）相对应。“传统”是前现代（pre-modern）的特征．而‘“现代性”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的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综合了精神、文化、经济、制度等多种维度。现代性大体可以概括为：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现代或现代性这一术语是指从现代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类型。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开始于17世纪，经过两个世纪达到顶峰。对现代化有所贡献的要素包括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现代欧洲国家的兴起、科学革命、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大众城市社会的兴起·····一般而言，现代性意味着工业、市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家庭的兴起、世俗化、民主化和社会合法化。”现代性有着自己特有的精神理念，它是在启蒙运动中明确提出的．被人们称为启蒙方案。它“立足于这样的假设：无知是人类苦难的基本根源，以科学知识减少无知，将为人类的无穷进步铺平道路”。通过理性获得知识．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成为现代性的核心理念。以这种理念为旨趣的思想理论就是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主义（也叫启蒙主义哲学）思想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彻底的怀疑主义精神。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还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抑或是斯宾诺莎、笛卡儿、康德等哲学家．他们与封建传统势力斗争的首要武器都是彻底的怀疑主义精神。

第二，勇敢的反抗精神。具有勇敢的反抗精神．敢于同占据主流地位的腐朽社会势力及其霸权话语作斗争。

第三，对理性的推崇。理性是启蒙主义哲学的基础．是现代主义反对蒙昧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现代主义正是依靠人类的理性才唤起了“主体的觉醒”，正是通过理性指导下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才打碎了迷信的枷锁，驱走了中世纪的黑暗。

第四，对“主体性”的揭示和捍卫。现代主义揭开了上帝的神秘面纱．撕毁了基督教的伪善面具，恢复了人类在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

然而，“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因而．现代性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的确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是在血与火中发展起来的”。确实，“现代性既带来了人类生产力与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又带来了经济危机和生态灾难；既带来了理性秩序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又带来了非理性的拜金主义和唯GDP发展观至上的混乱与疯癫；既带来了人类个性的自由与张扬，又带来了社会理性机器对人的支配；既带来了货币与法律程序上的人人平等，又带来了两极分化；既带来了人类主义的觉醒，又带来了民族矛盾与冲突，如此等等。现代性的利与弊、善与恶如影随形”。这就是现代性悖谬、现代性灾难。于是．后现代性理论便应运而生。

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理论旨在反省、批判和超越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和历史传统等，提倡一种不断更新、永不满足、不止于形式和不追求固定结果的自我突破创造精神。这种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解构（deconstruction）精神．即对此前的真理性话语从根部加以消解、置换或否定。对现代主义话语的彻底批判．产生了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不是体系化的理论知识，而是解构传统真理观的批判性、抵抗性思维方式。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质疑，最极端的情况是全面排斥现代主义观点．质疑宏大叙事（元叙事），质疑理性，质疑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著名理论家利奥塔说过：“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做‘后现代’。”所谓“元叙事”或“元话语”．就是一种解释世界、解释历史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或说明因果，或发现规律．或概括历史，或预言未来，它为人们的行为提供目标，绘制蓝图，为人类进步指出前进的方向。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宏大叙事，即关于自由解放的叙事和整体性（totalization）以及主客式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叙事。利奥塔将后现代性解释为一种否定了各类元叙事的局部决定论。他主张用局部叙事代替总体叙事，用小叙事取代宏大叙事。“在元叙事之后，合法性可能存在于什么地方呢？操作标准是技术性的．它不适宜用来判断真理和正义。”

对现代人来说，放弃现代性等于在“去根”，将自己虚置化，使得人自己无法感受生存与安全，但若死抱现代性不放，现代性悖谬、现代性灾难又将人类置于危险境地，而后现代性又无意．也无力为人类指明摆脱现代性悖谬、现代性灾难之路。

对中国当代图书馆人来说，我们不得不面对前现代、“未完成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时俱来的共时性存在命运。我们现在已建立的图书馆学理论，基本上属于以现代性思维方式为基准的理论．可称之为“现代性图书馆学”。那么．这种“现代性图书馆学”同样无法避免现代性悖谬、现代性灾难的拷问：我们已经完成了“现代性图书馆学”的建构吗？“现代性图书馆学”能够给我们指明理想未来吗？我们有必要构建‘“后现代图书馆学”吗？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必然能够给我们以某些启发。

五、图书馆学研究方法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可分为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

1．几种常用的图书馆学定量研究方法

（1）社会调查法

社会调查法就是从研究对象的人群总体中按一定的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对样本的属性、特征、态度等进行调查分析，并将样本的属性、特征、态度概括为人群总体的一般属性、特征、态度的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法的一般过程包括确定假设和变量、选取样本、设计数据收集工具（最常用的就是问卷）、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的应用很广。用户需求研究、用户行为特征研究、用户对图书馆工作的评价研究、馆员培训需求研究等都是社会调查法的适用领域。

（2）实验方法

实验方法就是在实验室或现场，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随机分组并给予各组不同处理（treatment)来确定变量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实验研究的一般过程包括确定假设和变量．设计实验过程和实验条件，随机分组．对各组实施不同处理（treatment)，观察和记录实验结果，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解释实验结果．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得出结论。实验方法也是图书馆学领域经常采用的定量方法。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与评价、情报检索过程中的认知特性研究、用户培训方法研究、图书馆管理方法研究等都是实验方法的适用领域。

（3）文献计量方法

这是用统计方法对一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以期揭示一个领域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文献著述、出版和利用模式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引文分析、文献离散率统计、文献增长规律统计、文献老化规律统计、个人作者和机构的科研生产率统计、著作方式和作者数量统计等。文献计量方法的使用程序一般包括确定假设和变量（如引文语种变量、引文数量变量等），从特定范围的出版物中选取样本、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得出结论。文献计量方法的经典性应用见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文献学家（如布拉德福等）的研究。它在我国的图书馆学文献中也很常见。

2．几种常用的图书馆学定性研究方法

（1）个案研究

这是对少量（一个或几个）个人、集团、机构等研究对象作深入的观察调研．确定研究对象的属性，揭示其属性或特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个案研究的最大优点就是它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如访谈、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文献分析等），在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情境下，收集到有关研究对象的综合信息．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全面的、细致的认识。其研究结果可以直接用于被调研的对象，也可以作为寻求同类对象一般规律的起点。在图书馆学领域，个案调研经常被用于图书馆管理、用户行为特征等问题的研究。

（2）历史研究

对历史资料进行收集、评价、分析和解释，从而描述和理解过去的人类经验的方法。历史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需要对历史资料（如档案）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核实、考证，在确认数据可靠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对数据加以选择、整理、分析，作出结论。历史方法是研究图书馆史、图书馆思想史的基本方法。

（3）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法（discourse analysis）就是通过对谈话或文献中的语篇（discourse，即由若干句子构成的语言单位）进行分析，剖析一个领域话语体系的形式、结构和规则．透视这种形式、结构和规则背后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及权势关系等的方法。话语分析是近年来得到较广泛应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它的哲学基础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特别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思想。话语体系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作者用已经存在的话语体系来表述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这种认识就必然带有话语体系所体现的社会制度和权势关系的深刻烙印，体现着社会的权势关系。但与此同时．对一种话语体系的运用又反过来强化着它所体现的社会制度和权势关系，这种作用使话语体系本身就成为一种力量。托米宁（Tuominen）对“用户中心论”著述的分析是这一研究方法的范例。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反思“用户中心论”中隐含的制度因素和权势关系。作者以“用户中心论”的代表作品《Seeking Meaning: A Process Approach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为样本，以其中的语篇为分析单位，考察了“用户中心论”的话语体系对用户和图书馆员及其相互关系的反映。研究发现，“用户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事实上把用户视做无知的、不能确定自己需求的，甚至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感觉的情报外行人，把图书馆员视做能够解读用户思想的、能够驾驭情报查找过程的专家。作者认为，这样的话语体系恰恰在用户与图书馆员之间建构了一种不平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