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回眸一本前瞻之书

埃兹拉，你完全是一个乡下人。你从来没有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未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你如何理解美国社会？在你决定教书之前，应该负笈海外，在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

——弗洛伦斯·克拉克洪

一九五七年，杰出的社会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这样告诫自己的研究助理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傅高义已经为克拉克洪工作了三年，并且刚刚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关系领域的博士学位。克拉克洪的告诫使傅高义深感震动，他转而求教于自己的朋友和指导教师威廉·考迪尔博士。考迪尔是一个对心理学怀有兴趣的人类学家，当时正在社会关系系任教。他刚刚结束在日本的为期一年（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的研究返回美国，对在那个国家的研究倾注了全部心血；一点也不奇怪，他敦促傅高义去日本。傅高义选了哈佛大学从事当代日本研究的人类学家约翰·佩尔泽尔开设的一门快速阅读课程，同时向来自日本的研究生学了一些语言。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傅高义偕同妻子苏珊娜——一位受过社会学训练的精神科社工——和他们两岁的儿子前往东京。正是这场不期而遇的经历促成了这部在日本民族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的诞生。

傅高义在日本度过了两年时光。第一年，他们住在东京的市中心，第二年傅高义夫妇搬到了东郊，他们称之为“M町”（Mamachi）的地方。苏珊娜去的时候身份是妻子和母亲，但是第二年她成了埃兹拉的全时研究伙伴。这部著作就是他们的田野研究的主要成果。尽管书的署名是埃兹拉，但是他注明苏珊娜是这一计划不可或缺的贡献者。

事实上，这部产自于长达两年的博士后共同研究的著作和傅高义最初的想法完全不同，考虑到最初的情形，堪称出人意料。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说，我想要在这里介绍这部著作对日本社会科学的意义。我想说明为何说这部著作是出人意料的，它特别机敏的地方在哪里，以及半个世纪后它为何在当代日本研究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

这部著作是他们在日本完成的意料之外的研究成果。此前傅高义刚刚在哈佛完成的博士论文是《婚姻关系与受情绪困扰的孩子》，论文的基础来自他参与的由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和心理学家约翰·施皮格尔联袂指导的一项有关家庭和心理健康的大型调查。这一项目通过比较“正常”家庭和有心理疾患病人的家庭，研究文化价值观和精神健康间的关系，样本来自波士顿地区的意大利裔、爱尔兰裔和英裔美国人社群。一开始，日本研究项目只是想简单地扩展克拉克洪——施皮格尔的人种学和心理健康变量研究。

傅高义的个人关系和知识背景也强化了这一研究目的。正是弗洛伦斯·克拉克洪为他提供了研究基金，威廉·考迪尔将他们安排进日本儿童的社会化研究项目中。考迪尔夫妇去东京羽田机场接他们，并将他们夫妇介绍给了土居健郎（Takeo Doi）博士，后者为他们租了紧邻自己的房子。土居健郎博士当时已是日本杰出的内科医生，受过精神医学方面的训练；他在美国做过两段研究，当时正和考迪尔开始一项长期的、成果丰硕的合作。傅高义接受了一年紧张的语言训练后，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帮助他们找到了六个有“正常”孩子的家庭，并安排他们周末见面。研究所间或也为他们安排会晤一些有情绪障碍孩子的家庭，并通过这些孩子的医学档案做更深的了解。

按照计划，傅高义访谈丈夫/父亲，苏珊娜访谈妻子/母亲。虽然他们按部就班地工作，但一年后傅高义夫妇搬到了M町附近（他们访谈的一些家庭住在这里），他们的第二年花在任何一位人类学家都会视为更为情境化的参与观察上。

此时研究已经完成，傅高义夫妇摒弃了正常——障碍的理论轴心，避免进行简单的日本——美国比较，他们开始意识到在更大的地方力量方面存在其他社会经济差异：这就是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间的差异。埃兹拉草拟这本书后返回了美国，因此该书与其说来自先前的假设，不如说来自民族志的发现。新的主题，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涉及在日本被称作“工薪族”的人及其家庭，他们是靠薪水过日子的大企业和公共机构中的白领雇员。傅高义提出，在整个一九五〇年代，城市的特质、真实的大众期望和社会的制度化塑造，越来越受到大公司及其白领雇员的影响。这些工薪族的居住地M町，是一个在东京都市边缘由普通的独立居家屋、小商店、本地服务机构和一些小工厂组成的平平常常的住宅区。和都市中的许多老旧地区一样，它还没有抽水马桶和下水道。当时，从M町乘火车去东京市中心大概需要三十分钟，因此日渐成为由白领工薪族及其家庭组成的新中产阶级之家。受雇于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出现在仍然占主导地位的“老中产阶级”之中，后者包括经营家族企业的成功的独立企业主（这是M町社区中的主流人群）、医生和牙医等为数不多的自雇专业人士、夫妻店那样的小商业主，以及小公司雇员。通过访谈他们的研究对象和体验M町的生活，傅高义夫妇开始领会到在人际关系方面和不同职业的生活模式上，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鲜明差异。

虽然傅高义使用了越来越普及的俗语“工薪族”一词，这部著作并不是一本有关工作中的工薪族的民族志。为此，我们还得花上十年工夫等待托马斯·罗兰的《寻求和谐与力量》（一九七三），这是一部有关上田银行工薪族的民族志。每天一大早，当M町的工薪族们动身前往市中心的公司的时候，埃兹拉和苏珊娜留在那里，随着这居住地的生活和组织化的节奏，访问那些留在家中的男男女女。因此，这本书确实谈及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工薪族。通过对M町的情境化调查收集的资料，它仔细论述了对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社区以及正式机构来说，挣薪水的工作的阶级蕴含和社会后果。

我应该在这一点上阐明我已经一再使用的“民族志”一词。长期以来，大多数人类学家选择的策略都是扩展个案研究。我们通过在一个社会的一小部分里待尽可能长的时间，来理解这一社会的生活方式，详细陈述生活的组织化以及对其参与者的意义模式。我们通常产生的著作——一部“民族志”——既是这种生活世界的一种呈现，也是一种分析。虽然现在作为研究和书写的民族志与人类学的关联最为紧密，但是在其他学科里日本研究学者已经对民族志宝库的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诸如宗教研究学者海伦·哈迪卡和伊恩·里德，政治学研究者戴维·阿普特和罗宾·勒布朗，以及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和罗伯特·科尔。在这里，傅高义完成了一项有关工薪族这一社会范畴的研究，他仅仅通过透彻的、小范围的田野研究以及对M町工薪族家庭的生动描述就做到了这点。这是一部民族志，同时也是日本研究的奠基之作。

这本著作的价值基于傅高义对工薪族的意义提出了四个根本性的见解。首先，虽然傅高义的关注点是当时正在浮现的这一社会经济阶级，但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使得工薪族卓尔不群的是受雇于大的组织而不是他们的收入和职业本身。并不是钱的多寡决定了工薪族是什么，以及社会上认为他们是什么。相反，这里的关键是在相当稳定的条件下获得常规性薪水的预期和地位，以及在生活方式的标准和期望方面如何表达出这一点。做（doing）一个工薪族是成为（being）一个工薪族的基本条件。

第二个见解是，对工薪族的分析不能脱离他的家庭关系、友谊模式、生活条件和教育文凭。凭此，而不是先前的那些分析者，傅高义梳理出了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间的紧密联系，它们决定并促成了工薪族的生活。作为一种职业类型，工薪族在日本出现于二十世纪早期。但是，正因为市场的出现早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职业类型的工薪族出现之时，并未成为一种职业原型，也未开始重塑社会的制度轮廓。到了一九五〇年代中叶，工薪族不仅正在成为一种职业类型，也正在成为一种不断汲取广泛文化力量的典型生活方式，而这正是傅高义在M町的日常生活的持续重组中意识到的一点。

除了发现家庭——学校——工作场所间的关联，傅高义还根据制度和个体动力学两个方面找到了社会、文化和心理学间的一整套联系。为了做到这一点，傅高义卓有成效地将罗纳德·多尔和土居健郎的观点相融合，这两位学者对他的研究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一九五〇年代初，英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就在东京一个小的住宅区里研究过，战后人们是如何努力从个人损失、家庭错位和物质匮乏中复苏的。一九五八年，他出版了自己的民族志《日本的城市生活》。当傅高义动身要去日本时，碰巧多尔在波士顿一带，因此他请傅高义夫妇看过自己著作的清样。土居则提出了自己的家庭动力学模式，以及围绕“娇宠”这一概念建立的母子关系的心理学，而这后来成了傅高义分析家庭动力学的透镜。《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将多尔关于地方生活如何为都市和国家机构再造的观点与土居对社会关系的心理纹路的分析熔于一炉。这部著作向我们展示，作为文化定价和有效激励的薪酬，因为人们对支持和安全、流动和价值的特定需要，具有了特殊的社会功能。入学考试塑造了学生的性情和学校结构。在工作场所和学校教育需求的交集之处形成的家庭，塑造了家庭的不同领域各自分离、劳动的性别分工和母子间动力学的特定模式。而这一切都影响到了地方社区的生活和地方经济。

最后，一如本书最后部分表述的那样，傅高义注意到这一新中产阶级并没有触发阶级间的对抗，也没有取代老中产阶级或劳工阶级，就像许多传统的阶级分析所假设的那样。相反，工薪的地位和工薪职业的不同需求通过期望的扩散和异议的兼容，更多地起的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作用。这本书的最后一节论述的是“新秩序的扩布”，它推测“工薪族的生活模式声名斐然，业已成为理想生活的象征，所以甚至对大型组织外部的人们都影响重大”（第222页）。

尽管作为其后几十年内的主流，工薪族及其家庭的支配地位从今天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一九五〇年代末和一九六〇年代初却完全不甚明了。占统治地位的保守党面临强有力的工会抗议和生气勃勃的在野政党。政府的不确定性以及面对这一局面通常笨拙的努力，实际上酿造了愤怒的选民和四分五裂的经济。但到一九六〇年代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转折。占统治地位的自民党成功地使对立的在野党和缓下来，并将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成功地举办为一场民族盛典，同时推动了“让你的收入翻番”政策的实施，后者确实做到了，至少对经济总量来说。在傅高义的田野研究十年之后，工薪族的生活方式成了主流的规范，虽然它从来不是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活；而在一九七〇年代后期即二十年后，我甚至在自己研究的北部乡下稻农的生活趋向中都能够找到傅高义的理论模式。

当然，半个世纪后《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有些内容看上去难免过时了，M町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描述也过于笼统。比如，第七章泛泛而谈的“日本人”的价值观和M町工薪族家庭更为特定的行为趋向（受到土居的影响）之间存在着落差。我们并没有确切地感到邻里组织凌驾于学校之上。本书也没有表达出强烈的阶级和性别动力意识。而且，除了对日常生活的鲜活触及之外，一九五〇年代末东京高度的政治氛围（诸如工会行动，反政府的公众示威，等等）也鲜有涉及。尽管如此，傅高义对工薪族生活方式的描述还是丰富而微妙的，分析力透纸背，同时具有先见之明，这部著作处处引人入胜——也让人不可置信——它赋予这项研究以出人预料的开端和意想不到的进程。

我们可以说，《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在章节组织上堪称“自然”机敏，从工作到学校，再到家庭，最后到社区，它将这一新的中产阶级既描述成一种文化典范同时又是一种经济范畴，并展示了引导人们的欲望和组织化差异的制度性背景。此后三十年里大多数日本民族志文献证实了这一理论框架或者就奠基于这一理论框架之上。如果说在家庭研究、学校研究、工作场所研究、性别研究和居民社区研究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流经《日本新中产阶级》。

在对工薪族的生活方式的情境性理解这一核心贡献之外，傅高义的著作还有几处值得予以关注。其一，该书的前瞻性胜于回溯性。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大多数民族志都欲图去抓住那些似乎将消失的社会生活的样式——社区和传统家庭形式的消亡、受到威胁的习俗实践，等等。我们试图在田野研究中发现它，并将其保存在我们的著述之中。但是，傅高义夫妇的研究无意回溯、着眼前瞻，他们关注的是那些正在出现而不是消失的事物。他们使日本民族志转向了新的方向，而这已经成为我们的主流定向——甚至后来成了这门更广泛的学科的取向。

读者也会受到附录中有关研究方法的卓越讨论的吸引。民族志的田野研究在方法上个性鲜明，难以捉摸——就像人类学家戴维·普拉斯曾经喻之为“深描”一样。在谈及他们的语言技能、访谈技巧、在这个居民区的位置，以及这些家庭和M町本身的代表性时，傅高义非常直白详细。虽然晚近的民族志者大谈需要方法方面的详尽说明，但是这个典范性的附录在坦率和详尽方面却很少有人加以仿效。

最后，非常有意义的是，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傅高义夫妇一直保持着与这一社区和其中那些家庭的联系，持续着他们最初的田野研究，追踪和分析这些家庭、邻里以及工薪族本身的生活模式。这也是卓越无比的一点。民族志者常常推崇随访研究的价值，却极少付诸实践。这个第三版包括更新了的“薪资之外”，这是埃兹拉为一九七一年的第二版所作并经苏珊娜再度修改，而“超越成功”则发表于一九九一年的第二版再版之时。就像标题所说，傅高义证实了人们对“光明新生活”的最初热情逐渐变得黯淡，以及工薪族的生活方式在物质奖酬和个人价值方面的不满和挫折。同时，正如他们所预见的那样，对工薪族生活方式的向往确实波及所有国民，工薪族的模式仍然牢牢地镶嵌在一种制度化背景之中。

事实上，在很长的时间里维持着这种研究关系的是苏珊娜而不是埃兹拉。她提到了自己一九九三年的修订，其基础是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在东京从事的为期一年的研究和教学。此后，她每年都会回去，在东京的一家私立医院从事临床研究和教学，这使她有机会与M町原来的那些家庭的不同代际成员建立友谊。这些经历孕育了她的著作——《转型中的日本家庭：从全职家庭主妇的理想到选择的困境》，这部著作使用了三位M町妇女的长时段生活史资料，借以追溯在半个世纪的变迁过程中日本妇女的人生轨迹。连同此次再版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这两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了解当代生活的独特的立体视角和纵深感。或许民族志文献中最近的能够与此竞相媲美的是另外两本著作，它们源于第一代外国人类学家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日本所做的田野研究——即一九三九年约翰·恩布里出版的《须惠村：一个日本村庄》，以及同一时期杰出的人类学家罗伯特·J.史密斯和恩布里的妻子艾拉·维斯维尔根据后者丰富的田野日记撰写的《须惠村的妇女》。这两套书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在日本民族志中都代表了里程碑式的卓尔不群的成就。

但是，往昔这些先见之明都已如过眼烟云了吗？工薪族——以及关于工薪族的著作，甚至像这样一本杰出的好书——仍然是问题吗？这一问题直指我最后的要点。从某种程度上看，它似乎不再重要了。看看以下一些近期日本各地田野研究的论文：大阪日工；伊朗移民；说唱音乐俱乐部和录音工作室；日本人——菲律宾人婚姻；日本的巴西工厂工人；卡拉OK包厢和酒吧；殡仪公司；相扑运动员；公司运动队；家庭暴力庇护所；便利店；冲绳妇女和战时记忆；离婚夫妇；农村养老院；东北的捕鲸村庄；酗酒夫妇社会支持群体；聋人政治组织；以及其他等等选题。它们添加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群像——但其中唯独没有工薪族！日本似乎与工薪族无关。这一中心一直没有被关注过，以致这一主流在二十一世纪被遮蔽在狭窄的甬道之中。

反思《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也许我觉得不能过于草率地忽视工薪族的生活方式。在现实的世界里，它可能经历了从显性结构到残余结构的过程，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新的秩序都会带有其所取代的原有秩序的某些印记，而将工薪族扔进历史的垃圾箱是不明智的。在分析工薪族怎样和为何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成了一种有力的生活样式上，《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迄今仍然处在无与伦比的地位。在过去三十年里，我教授有关日本的课程时，一直和学生们使用这本书，在更长的时间里它也一直是我自己理解日本社会的试金石。这是一本时间无法颠覆的经典，一本恰逢其时的读本，它强有力地影响到日本民族志，就像工薪族的身影为当代日本投下了浓郁的影子一样。

我从埃兹拉刊于《日本的儿童抚养》（戴维·斯瓦伯和芭芭拉·斯瓦伯主编，吉尔福德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一书的简短回忆中汲取了开篇词“日本旧时代的新中产阶级”。为准备这篇前言的撰写，我也大大地受惠于马克·塞尔顿、苏珊·麦凯克伦和埃兹拉本人的建议。

威廉·赖·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