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群及其后学。严群的研究始于他的老师张东荪。张东荪的思想最初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后来接触并接受罗素的新实在论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张东荪在罗素和柏格森的影响下，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主持“尚志学会丛书”时，决心将柏拉图著作悉数译出，翻译工作由张师竹承担（张师竹是吴献书在东吴大学的学生，吴献书1921年翻译过《理想国》，张师竹1924年连载翻译发表了《苏格拉底的自辩文》，由吴献书校订）。张师竹根据乔伊特英译本译出八篇，经张东荪几近重译校订出六篇之后，1933年出版《柏拉图对话集六种》（包括《欧雪佛洛》《苏格拉地之辩诉》《克利托》《菲独》《普洛他过拉》《曼诺》）。张东荪后为政事牵绊，柏拉图全集的翻译未能克终，但培养了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学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严群。
严群是近代翻译大家严复的侄孙，中学时阅读罗素著作后，立志终身致力于哲学研究。1931毕业于燕京大学，毕业论文为《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全文基本是Weldon英译本《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译述，出版时有张君劢和张东荪所写序言。1934年在张东荪的指导下，严群完成硕士论文《柏拉图》并出版，全书内容多参考策勒的《柏拉图与旧学园》（Plato and the Old Academy）。严群两部毕业论文只是概述和评介性质的著作，但这为他之后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严群毕业后远赴重洋，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5年，在美期间便开始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工作。1939年，严群回国，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严群平生抱负有二：一为根据古希腊文尽译《柏拉图对话录》，二是撰写《分析的批评的希腊哲学史》。文革前，他已译出全部36篇的28篇，但决定在全部译出、再三打磨后再出版，仅在1963年出版《泰阿泰德、智术之师》，其他译稿在文革中都被抄走，散佚殆尽。文革结束后，严群收拾建国前出版的旧译，重新覆校，于1983年出版《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此外，商务印书馆还收集严群旧译，出版《赖锡斯、拉哈斯、费雷泊士》（1993）。严群的《分析的批评的希腊哲学史》生前只出版了“前苏格拉底部”，虽未竟其功，但他的其他专著和论文基本能构成“柏拉图部”和“亚里士多德部”，2011年出版的《严群文集》便依此整理的。《严群文集》分为三部：《柏拉图及其思想》《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古希腊哲学探研及其他》。《柏拉图及其思想》收录1949年之前的《柏拉图》《论柏拉图之爱迪亚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及其比较》《理想国或道德与国家论》（译文）等专著或文章。《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收入两部专著《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古希腊哲学探研及其他》收入包括《分析的批评的希腊哲学史：前苏格拉底部》以及其他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研究论文。严群的研究较为扎实严密，常常先分类引用原文，逐条解释并综合评述，最后再做出论断。他还尝试用西方哲学的理论术语来解释中国哲学，比较两种不同文化的特质，提出某些富有洞见的观点。
严群学生培养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学生主要有陈村富、李真、王晓朝、包利民等。李真1960年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后调入西方哲学史教研室，教学重点集中于古希腊哲学，1979年赴杭州拜师严群门下，与当时在杭州大学工作的陈村富共同向严群学习古希腊语。李真翻译过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译文谨严，较好地遵从了希腊原文。严群在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的学生还有王晓朝、包利民、王来法等人。王晓朝主要研究早期基督教哲学和宗教哲学，他力图完成其师遗志，尽译《柏拉图全集》，但译文在学界颇受争议。严群的再传弟子詹文杰又重新翻译了《智者》《泰阿泰德》《克利托丰》等，专注于柏拉图研究，可谓再续严群柏拉图翻译和研究的未竟之志。陈村富、包利民等以浙江大学为基地，集中力量研究希腊化哲学，撰写了《希腊哲学史（第四卷）》，主持出版“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等，在希腊化哲学和早期教父哲学等研究领域研究成就斐然。
（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
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三十年期间，中国西学体系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来建立，按照这个西学构架，古希腊哲学除了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因马克思博士论文之故），并不受到重视，培养的人才也少。即便是那寥寥可数的几位学者，他们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也深受黑格尔确立的哲学史框架影响，虽说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总体而言稍显单薄。希腊哲学研究的翻译、研究、人才培养都是从改革开放才真正得到接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哲学的引入，大批学子从海外学成归来，古希腊哲学研究既有国内学脉的承继，也有国外学术的直接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很多学者对古希腊哲学的兴趣，都与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在中国的兴盛密切相关。不少治现象学的学者都兼治古希腊哲学，如叶秀山、靳希平等，很多青年学者最初接触希腊哲学，很大程度受到了海德格尔“回到希腊”召唤的影响。2014年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年会主题为“现象学与古希腊哲学”，提交论文50多篇，对现象学与古希腊哲学的渊源和联系进行了较为完整地梳理。年会精选论文分两辑出版，已出版《现象学与古希腊哲学》（2015），涉及布伦塔诺、胡塞尔、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今年预计出版第二辑论文《海德格尔的希腊解释》（2016）。除此之外，相关著作的翻译也不断出版，如布伦塔诺的《根据亚里士多德论“是者”的多重含义》，以及海德格尔的《柏拉图的〈智者〉》《论真理的本质：柏拉图的洞喻和〈泰阿泰德〉讲疏》《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现象学研究导论》等等。相信现象学的解释路径仍会或隐或显地影响国内后学的希腊哲学研究。
分析哲学从20世纪以来向来是哲学界的显学，分析传统更是渗透到哲学的各个领域，在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然而，中国分析哲学虽有洪谦、金岳霖等老辈学人的开创，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壮大，但总体而言未能像西方那样深入进入哲学史的研究。虽然如此，分析性的哲学传统却从未在中国断过，尤其是受陈康、严群影响下治古希腊的后学，多少带有分析传统的倾向。近年来留学归国的青年研究者，更是将分析哲学传统的古希腊哲学研究直接引入中国。分析哲学传统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在国际上居于主流地位，也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成果，相信分析传统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会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和吸收。
图宾根学派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关系密切，虽然未成文学说长久以来并未得到引进，但因建国后国内哲学界受黑格尔影响颇深，图宾根学派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很容易得到国内既有传统的接受。图宾根学派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也得到国内直接引进，开始译介图宾根学派的作品，留学归国的相关学者也写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图宾根学派方法的引进，相信会对国内古希腊哲学研究会有不少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