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2)

他不避艰险，敢于任事。办兵工厂，办招商局，办织布局，建设海军，无一不是在一无经验、二缺经费、三少人才的情况下艰难上马的。购买外国机器，聘请洋工程师，借外债，每项都有险阻，都有曲折，受骗、贪污之类事情时有发生，跑冒滴漏更是司空见惯。最惨的是上海机器织布局，好不容易建成开工，想不到由于管理不善，被一把火烧得精光。他志不为屈，从头再来。同光时代，变革有风险，守旧更安全，舆论环境相当险恶。一般圆滑官僚，多不肯担当与“洋”字沾边的事情。即使担当了，也不愿在没有先例可援的情况下当出头椽子。1878年，洋人擅自建造的吴淞铁路被清政府买下来以后，在如何处置的问题上，李鸿章与两江总督沈葆桢态度截然不同。李主张由华商集股，继续经营，沈不赞成。结果，拆下来的铁轨被送到台湾，成了废铁一堆。沈葆桢的哲学是：“中国如欲振兴，则铁路之开必不能免，然不可使中国铁路开之自我。”在他那里，个人清誉高于一切。李鸿章对此扼腕叹息，说沈“徒邀取时俗称誉”。李鸿章有句名言：“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这是自信，更是担当。李、沈之别，显现的是舍身任事与惜身避事的两种境界。

他任劳任怨，坚韧不拔。李鸿章办理洋务四十年，无一事没有争议，无一日没人咒骂。他与外国每一次交涉，签订每一款条约，都有骂声相伴而来。轻焉者指责他惑于邪说、虚糜帑项、以夷变夏，重焉者诬陷他“跋扈不臣，俨然帝制”，“洋人以利啗李鸿章，而李鸿章以利误国家”。有人甚至否认他对国家的忠诚，挑拨他与最高统治者的关系，直指北洋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甲午战败以后，很多人将责任推到李鸿章一人身上，说其避战自保者有之，骂其骄蹇无能者有之。最为登峰造极的是状元张謇，竟然骂李鸿章与日本内奸无异，“日之所欲，鸿章与之；日之所忌，鸿章去之”。世事任劳已难，任怨更难。任怨之中，尤数任谤为难中之难。儒家三不朽名言深入士大夫骨髓，谁不想千古留名、万世流芳！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马关条约》，谁都知道必然要留下永世骂名，但是，为了国家，还得去。如果说甲午战败，李鸿章有脱不了的干系，那么庚子事变，本非他惹的祸，且远在南粤。但是，国家有难，朝廷有命，他还是拼却老命，勉力为之。最为可贵的是，尽管已经谤满天下，但他还是心系天下。甲午以后，有人劝他就此告老还乡，息影政坛。他说：“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他依然勉力为国分忧，拖着老病之身，访问欧美列国。戊戌政变之后，他被逐出权力中枢，被命去勘察黄河事务。他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顶风踏雪，兢兢业业，完成使命。他对于自己为慈禧、为朝廷所背的黑锅，从无只言抱屈，临终前在遗书中犹言：“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读史至此，能不掩卷三叹！《清史稿》称他“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可谓确评。

善于学习谓之智，敢于任事谓之勇，坚韧不拔谓之毅。智、勇、毅的根基，在于他对国家与朝廷的忠贞，可谓之仁。李鸿章集仁、智、勇、毅四德于一身，所以成就了他的不世之功。中国近代化是在屡次战败、列强环伺的被动形势下起步的，有此四德，李鸿章对世界大势、近代化建设便可以由先前的茫然无知，变得有所知晓，再到相当知晓，便会在被动开放中不断摸索，变得局部主动与相对开明。在这个意义上，李鸿章主导的洋务新政逐渐展开的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化从全然自发状态进入初步自觉状态的发展过程。

梁启超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认为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那实在是以他当时激进的政治心态与理想的政治理念去苛求前人。李鸿章身处那样的国际环境，那样的政治格局，那样的经济基础，那样的舆论氛围，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已经极其难能可贵。换成另外一个人，哪怕是他梁启超，或者乃师康有为，不见得能比李鸿章干得更好！清人魏禧有言：“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梁氏之评正是犯了魏氏之讥。看梁启超民国年间写的《〈曾文正公嘉言钞〉序》，评论的是同一类人物，已颇多历史的温情与同情的理解，而极少先前对于李鸿章的那类苛评。也许，阅历的不断丰富，特别是清末民初波谲云诡的政治现实，让他对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有了身历其事的体验与更为切实的理解。

综观李鸿章所思所为，检视他名下的事业，品藻他麾下的人才，可以看出，他不但有学，而且有术，学术兼具，相得益彰。其学之根基，就是传统的经世之学，经国济世以致其用。这一学问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孟、荀等儒家先贤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到南宋时期经吕祖谦、叶适、陈亮等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他们各自的流派，明清之际顾、黄、王三大家赋予其丰富的学理内涵，道咸之际的陶澍、林则徐、曾国藩等，则在践行方面使之大放异彩。李鸿章时常挂在嘴上的“讲究实际”“综核名实”这八个字，其实质就是经世致用，就是强调直面现实，破除陈规，办理实事，讲究实效。李鸿章没有自觉的导师意识与系统的立言安排，没有将自己历年所思所想进行梳理、归纳、提炼与呈现，没有在理论建设方面投放很多精力，但是，绝不能就此便认为他只是做事而没有学理。只要将他那些倡导西学、力主变法的论述汇拢来看，其学理特色便相当清楚地呈现出来。至于他的术，无论是办事，还是用人，包括外交，秉持的都是忠信笃敬，即乃师曾国藩传授的一个“诚”字。虽然在有些场合，也要纵横捭阖，讨价还价；与戈登等洋人相处，也有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之处，但综观其待人接物，国际交往，整体上还是以诚待人，以敬理事。他自承，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他与俾斯麦对话，回答美国记者提问，均不避己短，襟怀坦荡。

讨论李鸿章与近代化，不能不涉及他用人与贪财这两大问题。《清史稿》称他“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这实在是只见其表象，未及其本质。洋务运动初起时，无论制造、教育、军事还是外交，均白手起家，一无依傍，既无前例可援，更无人才储备，且清议嚣张，众声喧哗，莫之敢撄。出使大臣被视若汉奸，同文馆招生没人敢考。在这种情况下，要造枪炮，开工厂，办外交，样样要人，而人才何来？只能就地取材，因陋就简。除了高薪聘请洋人之外，国人之中，买办如唐廷枢、徐润之流，留学生如容闳、马建忠等辈，自然就是难得的骏马。而那班科举正途出身的所谓“志节之士”，平常沉浸于章句小楷，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对于洋务完全外行，一窍不通，诚如李鸿章所言，“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们不为李鸿章等人所用，表面是不屑，实质是不懂、不能。君不见大言炎炎、牛气冲天的张佩纶，到战场上一试如何？！

说到贪财，李鸿章在世时就有此名，“宰相合肥天下瘦”，后世评价他更每每述及。升官发财，倘取之有道，那无可非议。但是，李贪财出名，敛财出格，就势必影响其事功。尽管李鸿章是否接受俄国贿赂，历史还没有定评，俄方记载可以视为片面证词，但是，俄罗斯国库的那笔“特别基金”（俗称“李鸿章基金”）之设，却是铁定的事实。俄国设此基金，其实是照客点菜，投其所好。假如李鸿章没有贪名在外，大概便不会有此一设。假如与俄国交涉的不是李鸿章，而是以廉洁著称的曾国藩或曾纪泽，大概也不会有此一设。曾国藩谥“文正”，李鸿章谥“文忠”，其间差异，是否与律己有关？但愿李鸿章确实没有拿过俄国卢布，否则，其历史地位将大打折扣。

李鸿章研究，已是成果很多、起点很高的学术领域，论文数以百计，著作数以十计。特别是前些年翁飞等安徽学者整理、出版了39卷《李鸿章全集》以后，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空前丰富的资料基础，有力地推动了这一研究向纵深发展。尽管已有那么多的论著，徐锋华博士的这部作品，还是有其独特的价值。书稿全面梳理了李鸿章与近代化的关系，对于所涉政治、经济、军事、科教、外交诸方面，均条分缕析，述其背景，叙其梗概，析其得失，对于其创办洋务的心路历程，剖析尤深。锋华毕业于复旦大学，来上海社科院工作以后，在古籍整理、近代史研究方面，均用功很深，成果卓越。此前，他已出版《李鸿章与近代上海社会》，对李鸿章与上海城市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已经广泛、细致地研读过李鸿章的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再写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这一题目，便轻车熟路，收放自如。锋华天资聪颖，思想敏锐，浏览广博，视野开阔，兼之文笔清畅，因此书稿条理明晰，繁简得当，议论平允，生动可读。

锋华为皖人，李鸿章为其乡先贤。多了这一缘分，作者对传主的理解，也多了一份亲切，少了一层隔膜。这也是我当初推荐锋华从事李鸿章研究的原因之一。

2015年6月6日

熊月之教授，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