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1日上午，中共江浙区委秘书夏之栩像往常一样，前去参加区委每天召开的碰头会。路上她碰到了自己的爱人、同去开会的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赵世炎兴冲冲地对她说：“快点走，有好消息！”
果然，在随后的会议上，区委书记罗亦农宣布：北伐军已于前一天晚上进抵龙华，上海工人今天要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
大家听了都振奋不已，散会后，立即分头回去布置行动。
分手时，赵世炎特意提醒夏之栩，让她赶快回宿舍一趟，通知“夏娘娘”（夏之栩的母亲）：“我们今晚都不能回去，战斗何时结束何时回家，免得她老人家记挂！”
说完，赵世炎就直奔闸北总指挥部。在即将开始的武装起义中，他必须在前线直接指挥作战。
提起赵世炎，早期赴欧学习的共产党人几乎没有不佩服的。聂荣臻由衷地说：“我们都很崇拜他。”蔡畅称赞：“世炎和恩来全身都是聪明。”邓小平则指出旅欧时期革命组织的领导者，第一是赵世炎，第二是周恩来。事实上，赵世炎在法国时任少共（即中国少年共产党）总书记，地位确实在周恩来之上。
不能不承认，人的天分是有差别的。比如一起到莫斯科留学，同样的时间，有的人只能说几句日常用的俄语，俄语演说和讲课根本就听不懂，而有的人却能将俄语说到和苏联人一样溜。
赵世炎属于后者。有一年他随李大钊出席苏联大使馆召开的纪念会，会上有好几位不同国籍的外国友人登台讲话，赵世炎即席上场，一连担任了俄、英、法三种语言的翻译！
当时做翻译不是事先拟好翻译稿，照稿宣读，而是人家讲一段，要紧接着翻一段。赵世炎边听边记，不但翻译用词清楚，而且语调生动有力，听起来他好像不是在为别人翻译，倒像是自己在做报告。与会者目睹此景，无不为赵世炎的才华所惊叹。
革命家
那个时代的人们之所以常常爱把赵世炎拿来和周恩来比，当然是因为两人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的情商和智商都相当高，聂荣臻回忆旅欧时期的赵世炎，说：“接触过他（指赵世炎）的，不管男女老幼都同他合得来。”
人的性格脾气千差万别，但不管哪一种类型，只要跟赵世炎打过交道的，都能和他成为朋友，甚至你只要和他接触过一次，赵世炎就能在你心目中留下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
赵世炎在北方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一位同志前去找他。双方之前从未谋面，然而令这位同志意想不到的是，当晚一开始的气氛竟然就像老熟人重聚一样。
在聊家常一般地问过对方的情况后，赵世炎说：“革命是伟大的事业，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需要艰苦，需要奋斗……”
当晚赵世炎的话并不多，可是却已深深地打动了谈话者，让他坚定地相信赵世炎“是为革命而生，也会为革命而死”。
赵世炎身为中共北方区领导人，却从不仗势压人，对部下、同事交代工作和解释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解说，有时即便他已经做了决定，还是会拍拍接受任务者的肩膀，用亲热的口吻问道：“老弟，你看如何？”
在平时的工作中，赵世炎对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极其周到，毫不马虎，常说的一句话是：“有时候小问题和大问题同样重要。”
有一次他到沪西开会，会后与沪西区工会负责人陈钧同行。陈钧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一般人不会注意这样的细节，但赵世炎注意到了，他马上让陈钧把报纸收起来，因为在他看来，“这容易暴露身份，普通的市民是不会这样关心时事的”。
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所养成的习惯。为了适应危机四伏的秘密工作环境，赵世炎要经常变换自己的装束，他有时身穿褐色学生装或长袍马褂，拿一根手杖，脖子上还围一条白绸围巾，装扮得和普通学生无异，但有时又穿得西装革履，很像一个刚刚出洋归来的留学生。
赵世炎行动机敏有急智。地下党称敌人的暗探为“泥巴”，最初大家对甩“泥巴”都缺乏经验，赵世炎在这方面则是个高手。他和大家一起开会，散会后总是笑着说：“我先走，把‘泥巴’带走，免得麻烦你们。”
赵世炎还是个“工作狂”式革命家，除去工作，没有别的任何爱好，尤其工作繁忙时，他的脑子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几乎是不停歇的。
赵世炎一天里的睡眠时间很少，但差不多一睡下就滔滔不绝地说梦话，不是做政治报告，就是辩论问题。某日，他白天做了一个报告，有人听后提出了不同意见，赵世炎记在心里，晚上说梦话时又重新做了一个报告，并且在报告中对不同意见做出了回应。
众人见状都很感动，第二天便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晚上的报告比白天好！”
江浙区委的工作范围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市。按照一位当事人提供的说法，中共在上海的工作曾经非常薄弱，几任领导都因能力不足或被降级或自动离职。直到罗亦农从北方调来上海，上海的工作才走上正轨，其后随着赵世炎来沪并出任区委组织部长，上海的工作变得更加有声有色，逐渐步入了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赵世炎的长项之一是搞工运，组织工人罢工。上海工人一开始对参加罢工并不是都很积极，有一个工厂的工人就说：“阿拉工人命不好，再出头不过是个‘土’，只有死了，埋在土里，才能出头。”
赵世炎很懂得工人的心理，立即加以引导：“‘工’和‘人’加在一起就是天，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大似天。”他还拿纺织厂的线打比方：“一根线可以拉断，但是把线扭成绳子，织成布就拉不断。”
经过赵世炎的努力，这个厂很快就建立起了工会组织和纠察队。
在大革命时期，赵世炎化名施英，那个时候在上海，很少有工人或市民不知道“施英”的。罗亦农对赵世炎的才干也非常认可，曾经评价说：“世炎能煽动，能工运。”
根据区委分工，罗亦农主抓全面工作，工人运动由赵世炎、汪寿华负责，其中由赵世炎裁决重大问题，汪寿华主要处理上海总工会的日常事务。
在“罗赵汪”三驾马车的驱动下，共产党在上海终于成为了一支各方都不敢忽视的政治力量。
没有起义的起义
大革命时代的起义也被报章称为暴动，暴动一词据说最早出处还是来自孙传芳。
在孙传芳崭露头角之前，北洋军阀共有两大派系，分别为吴佩孚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孙传芳原属直系，任浙江督军。1925年秋，他托名“秋操”（即秋季的军事演习），对控制江苏和上海的奉军实施突袭，之后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斗，就将奉军驱出了南方。
孙传芳至此据有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同时他也从直系中分化出来，建立了北洋军阀内部除直奉两系之外的另一重要派系。
这一事件曾引起共产党人的极大关注。张国焘提议说：“下次上海发生战争，我们应有准备，把败退士兵的枪械缴下来，自己武装，再同得胜的军阀说话。”
当时国共合作不久，北伐也尚未启动，所以包括张国焘在内，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下次”已经是北伐军和北洋军之间的战争了。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入江西，孙传芳急忙把主力部队调至江西战场，上海守备空虚，这就为国共同时创造了一个趁机予以夺取的天赐良机。受广东国民政府的委派，国民党代表钮永建首先赶到杭州，与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省长夏超秘密谈判，将夏超争取了过来。
10月中旬，夏超看到孙传芳在江西屡屡败北，便在杭州公开宣布独立，归附国民政府。这时国共也已达成初步协议，决定里应外合，联合在上海发动起义。
按照各方事先商定的计划，夏超将进兵上海。一俟夏军逼近上海，共产党方面即以工人纠察队为基干，会同国民党方面的便衣队和商团，对上海驻军实施袭击，然后占领上海。
可是在后期直系中有悍将之称的孙传芳却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对夏超早有戒心。夏超派往上海的警备队刚到嘉兴，就败给了孙传芳从长江两岸调来的军队。孙军乘胜追击，又占领了浙江，不久连夏超本人也被打死了。
由于通信条件较差，江浙区委未能及时得知夏超溃败的消息。钮永建虽然知道，却又寄望于通过暗中游说的方式，让上海驻军将领效仿夏超，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一消息马上告诉联合起义指挥部，只是说时机不成熟，要推迟起义。
这个时候上海滩纷传北伐军已攻克九江（实际北伐军攻克九江还是半个月后的事）。九江既下，就可对南昌实施包围，说明江西战事结束在即，孙传芳已经输定了。江浙区委据此信心倍增，由赵世炎领导的准备工作也没有因为国民党方面不赞成而中止。
准备期间，赵世炎组织了两千工人纠察队员，但武器很少，没枪的人只好带一把斧头。直至10月23日，原计划中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应江浙区委的要求，钮永建才从他的经费中拿出一万元，从黑市上为纠察队买了一百支毛瑟枪。
纠察队固然力量较弱，然而当时上海的孙部驻军也仅有警察两千、步兵一千，这让江浙区委多少存有侥幸心理，认为只要冒险发动一下，再加上夏超兵临城下，就可以迫使驻军归降或溃败。
当晚，罗亦农在钮永建的寓所客厅里与之谈判。到了下半夜，远处忽然传来炮声，把客厅的玻璃窗都给震动了，钮永建的脸色顿时一变。
原来，停在黄浦江的两艘小型军舰已为钮永建所策动，按照原来的方案，军舰会先开炮，以炮声作为起义的信号。可是后来钮永建又主张推迟起义，自然军舰到时就不开炮了，令他没想到的是，军舰上有个下级军官被地下党说服了，这名军官执行江浙区委的命令，在预定时间过后，仍然偷偷地开了炮。
即便不问，钮永建也知道是罗亦农他们搞出来的，于是连声责怪罗亦农，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预先通知他。到了此时，罗亦农才从钮永建嘴里得知夏超溃败的消息。
几乎在同一时间，赵世炎也从铁路工人那里打听到了这一消息。一时间，大家都急了，几个区委负责人亲自跑往各区，分头通知纠察队停止起义。
却说工人纠察队一直在指定地点待命，等的就是军舰开炮，但一等再等，等到下半夜两点多，预定起义的时间早过了，还是没有听到炮声。有人等得不耐烦，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冲了出去。
在区委下达停止起义的命令后，离区委较近的闸北立即停止了行动，但离区委较远的浦东和南市早已行动起来，根本来不及制止。
其实在起义前夕，上海工人要发动起义的消息也已经严重泄密，军警早就有了准备，部分纠察队员冲出去不久，便遭到反击，至第二天凌晨，这次实际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的起义以失败告终。
一心三用
在第一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共有百余名工人被捕，十余人牺牲。报纸详细登载了牺牲者被捕、审判和就义的经过，牺牲者当中的共产党员都说自己是国民党员。这是因为自从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便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对外也以国民党的政治面貌出现。
这一情况在共产党内部引起了反思。瞿秋白看报后感慨地说：“俄国同志当初受刑时，还能慷慨承认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中国同志则连这个权利也没有！”
作为起义的具体领导者，赵世炎对此更为痛心，试想一下，若是钮永建不藏着瞒着，早一点把夏超溃败的消息告诉区委，区委又何至于冒着风险贸然发动起义，乃至蒙受如此大的损失？
在区委会议上，赵世炎承认“我们不免太幼稚”，作为教训，他提出以后不应对国民党过度依赖，“对钮永建的继续关系要减少，要以秘密的方式对付他，不要像这次专受他的最后决定”。
与此同时，他也检讨起义准备期太短以及发动不够等问题，认为即便夏超不溃败，从“浅薄的准备”和“时机的错误”上看，起义仍难以取得成功，或即便一时成功亦难以支持太久。
知耻而后勇，赵世炎又进一步给自己上紧了发条，成了“超级工作狂”。他日夜奔走、开会、写文章、调查研究、个别谈话，每天都忙个不停，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夏之栩经常在半夜醒来，还看到丈夫在灯下写东西。有时，赵世炎甚至一连几天都不眠不休，实在累得不行，就利用开会前等人的时间休息几分钟，人员一到齐，便又揉揉眼睛，重新开始工作。
赵世炎原本身体健壮，精力充沛，但这样超负荷地连轴转，纵使铁打的金刚也会感到吃不消。为此，他除了在工作中用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来提神外，还常常同时进行几项工作。
上海工人史照华第一次见到赵世炎时，他正在和罗亦农、汪寿华讨论问题。史照华看到他一边嘴上说着，一边手上还在不停地写文章，同时又在听取一个关于铁路工运的情况汇报。
古人说，一心不能二用，赵世炎是“一心三用”，而且在短短的时间里，他竟然把来自不同方面的几个问题都圆满解决了。这让史照华感到十分惊讶，觉得赵世炎“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其他人亦有同感，说：“施英同志（赵世炎的化名）真了不起，他在同一个时间能做三件事。”
至1927年1月，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组织已达一百八十七个，比上年9月增加了一倍，会员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总工会还增设了经济斗争部和纠察总指挥部，后者主要用于加强对纠察队的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的地点一般都设在工厂附近的荒地上，为了掩人耳目，白天不进行操练，只利用晚上秘密进行。各纠察队有枪的直接练习射击，暂时没枪的就拿着用竹头做成的刀枪，练习立正、稍息和一些简单的列队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