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文章已经这么多，似乎不需要我再多写什么，毕竟让画家永垂不朽的是他的作品。然而，我对他的认识确实比大多数人更深——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他甚至还不是个画家；而他在巴黎艰难生活的那几年，我更不时去探望他。如果不是战乱让我来到塔希提，我想我不会动笔写下这本回忆录。众所周知，他在塔希提度过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我在那里也遇见了许多熟识他的人。我发现，自己正好能让世人理解他悲剧生涯中最暧昧不明的部分。如果斯特里克兰真像那些人所相信的如此伟大，那么，亲身接触过斯特里克兰的人所说的故事就很难忽视了。如果有人像我认识斯特里克兰那样熟悉埃尔·格列柯，为了一睹此人的回忆录，有什么代价我们不能付出呢？
但我不想拿这些当借口。我忘了是谁曾经建议，为了让灵魂得到平静，每天要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这个劝诫出自一个有智慧的人，于是我也奉行不懈——每天都努力起床，也每天乖乖上床睡觉。况且我的个性里有点苦行主义的倾向，每星期都用更严苛的苦难来磨炼自己一次，所以从没漏读过《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思考一下“书”的事情有助锻炼心性，想想，被写出来的书有这么多，作者看着自己的书出版是如何寄予厚望，而这些书接下来又要面对什么样的命运？一本书要在这多如牛毛的同类中崭露头角，机会有多渺茫？即使大受欢迎，成功也是倏忽即逝。天晓得一个作者要经历什么苦痛、忍受多少折磨、如何绞尽脑汁，才能让读者有几个小时的放松，在旅行时解解闷。如果从书评来看，这些书很多都妙笔生花、构思严谨、处处可见巧思，甚至有些是作者穷尽一生孜孜矻矻的成果。我从当中学到的教训是，写文章的人应该从创作的乐趣、纾解纷扰烦乱的文思中寻求成就感，同时要对其他所有事无动于衷，不去在乎自己作品的成败毁誉。
战争开打了，人心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化。年轻人开始膜拜我们以前不认识的神明，我们之后的这个世代要往哪个方向去似乎已能看出端倪。这喧嚣的年轻一代知道自己拥有力量，他们不再敲门，而是直接冲进来往我们的位置上一坐，空气中充满了他们嘈杂的喊叫声。有些老一辈的人也跟着学起年轻人的古怪言行，努力说服自己还没被时代抛弃。他们和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一起呼喊，发出的声音却那么空洞无力，像个可怜的妓女，企图用脂粉和夸张的服饰重新营造青春的假象。比较有智慧的人则规矩而优雅地生活下去，淡然的微笑中有种纵容的讥嘲。他们记得自己当年也是这样激烈呼喊，目空一切地践踏那满足于现状的一代，因此他们也可预见，这些高举着火把的勇者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让出自己的位置。一切都没有定论。当尼尼微城[12]盛极一时，新福音书已经老旧了。有人口出豪语，觉得自己的话创意无限，其实那样的措辞早被人说过无数次，而且几乎没有变化，就像钟摆来回摆动，重复着一模一样的循环。
有时人活得够久，就可以从他享有盛名的时代一直活到世人对他陌生的时代，这时如果你留心，就能目睹这场人间喜剧里最古怪的一幕场景。比如说，现在谁还记得乔治·克雷布[13]呢？他当年是个著名诗人，全世界都公认他的才华，能获得这样一致的认同，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现代生活可谓相当难得。他的写作技巧习自亚历山大·波普学派，并以双韵体[14]写下了许多教化人心的故事。接着发生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也开始吟唱新的诗歌，克雷布先生仍持续以双韵体写着社会道德的主题。我想克雷布先生一定看过这些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的年轻人写的诗，我猜他肯定觉得这些作品入不了眼。确实，那个时代大部分的新诗都乏善可陈；然而，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歌、柯勒律治的几首诗，以及雪莱的一些作品，则将触角延伸至宽广的心灵国度，这是前人所未及的[15]。克雷布先生对此毫无所感，始终埋首在双韵体的世界。我断断续续读过这些年轻一代的作品，其中是不是有人比济慈的情感更炽烈、比雪莱的文笔更脱俗，并已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作品将让这个世界永志不忘，说实话，我不确定。我喜欢他们洗练的词句，惊喜于他们恰如其分的表现方式，年纪轻轻却能如此熟稔地运用文字，用“大有可为”来形容他们都显荒谬。只是，我从这么丰富的文字中看不出他们到底要说什么（从他们的用字来看，仿佛还在摇篮里就已经把罗杰特的《词汇宝库》当成童书在读了[16]）。在我看来，他们知道的东西太多，感受却不够深入。这些人跑来拍我的背表现出的热情，或是冲进我怀里的兴奋，都让我无法忍受。对我来说，他们的热情似乎有些苍白，他们的梦想有点无味。我不喜欢他们。我就是个老古板，也会继续用双韵体来写一些伦理道德的文章——然而，如果我写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高兴，而是另有所求，那我就是蠢到无以复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