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丁岛：这里没有人会长时间孤单

撒丁岛是意大利第二大岛屿，仅次于西西里岛。它正好坐落在地中海中心，北方正对着科西嘉岛，南方遥望北非大地。它的土地面积几乎和瑞士相当，但人口却不到后者的1/4：所有散布在崎岖的海岸线上的村镇，还有“蓝色宝地”中心奥利亚斯特拉省的草原山地村落全部加起来，总人口也只有150万。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撒丁岛的居民不断受到北非海盗的侵略和滋扰。他们因此被迫离开海岸，迁入内陆，越过了崎岖的根纳尔根托山脉这道防卫入侵的天然屏障，它还可以阻挡海岸疟疾。在地理隔离的强大作用之下，本地居民建立起了紧密的家庭和社区纽带。这当然是好的一面，但也有坏处。正因为他们必须时刻保护自己的家园，所以他们对陌生人长期抱有不信任的态度。当地的一句老话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Furat chie benit dae su mare.”——“从海上过来的人，都是来偷窃的”。

到了20世纪，撒丁岛人的最大威胁不再是海盗，反而来自撒丁岛内部。邻近的村落互相攻伐，交战不休，给撒丁岛带来了类似“狂野西部”的坏名声。无论那时还是现在，这些山顶村落都像撒丁岛小说家塞尔瓦托·萨塔（Salvatore Satta）描写的那样：“像恒星一样距离遥远。”我的导游手册告诉我，这里的仇杀、匪帮和暴力之盛，在有“狂野”之称的撒丁岛上无出其右者。6不过最近几十年来，形势已经逐渐平稳下来了。现在这里最出名的是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漂亮的政治壁画，还有戴着黑色披巾的老妇人，而不是几代人的怨恨仇杀。

但是，在伊娃和我深入撒丁岛腹地之前，我们觉得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所以我们决定先飞到阿尔盖罗，一个看上去很有摩尔人风格的海岛西岸城市。那里有一个飞机场和一所大学。当年，两位科学家发现了撒丁岛人超级长寿的现象，我们打算去拜访其中一位——住在阿尔盖罗的医生和生物医学研究者，乔凡尼·佩斯（Giovanni Pes）。

佩斯博士的嘴唇上方留着一抹引人注目的小胡子，下巴上蓄着短短的灰白色胡须。他全身上下都是中年学者的标准打扮，马球衫、卡其裤，再配上一副无框眼镜。就像大多数撒丁岛的男性一样，他的体格也十分健壮。佩斯博士热情待客、平易近人，而且博学多才，所有人都亲切地叫他“詹尼”。

在我们抵达阿尔盖罗的那天晚上，他亲自来到小旅馆的大堂跟我们碰头，还带来了一位年轻的研究生弗朗西斯科·托卢（Francesco Tolu）和一位研究遗传学的同事保罗·弗朗卡拉西（Paolo Francalacci）。我们在“蓝色宝地”的翻译和住宿问题，詹尼都已经替我们安排好了。在我们见面的时候，他递给我一个蓝色的塑料文件夹，里面装着本地的资讯和地图。但更重要的是，他很快就把我们拉进了由亲密的朋友、家人和同事组成的活跃的社交圈。这种充分融入团体的感觉，后来被证明是长寿之谜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好是坏，这里没有人会长时间形单影只。

詹尼告诉我，虽然归属感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超级长寿的现象也跟家族遗传有关。身为一名家庭医生，他为至少200个撒丁岛的百岁老人做过身体检查。之后，他又调查了他们的家庭和病史以及他能收集到的任何遗传信息，研究了他们的饮食习惯、身体活动水平和认知状态等种种细节。虽然一开始只有詹尼一个人孤军奋战，独自钻研本地区的超级长寿现象，但后来又有一位名叫迈克尔·普兰（Michel Poulain）的比利时人口学家帮助他检验数据。这两位男士手里拿着市政数据，从一个村落走到另一个村落，在“蓝色宝地”里进进出出，采访百岁老人，给他们做身体检查，同时也采访和检查他们所有仍然在世的家庭成员，确保市政数据准确无误。詹尼告诉我：“撒丁岛上一共有377个百岁居民。到2001年年底为止，我已经独自探访或者和迈克尔共同探访了其中的261人。”

在我们下榻阿尔盖罗的那天晚上，我发现，詹尼本人对于长寿问题也有个人情结。“我是一位110岁的男性老者的侄孙。即使在撒丁岛，110岁高龄的老者也是非常罕见的。到现在为止，我只在撒丁岛上找到了4个达到同样年龄的人。而这4位幸运者之一，就是我的叔祖父。所以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知道超长寿命背后隐藏的秘密。”（到这本书付梓印刷时为止，撒丁岛上的110岁老人的数量已经翻了一倍，达到了8个。）

他的好奇心之炽烈，只有他对客人的满腔热情才能望其项背。他向实验室告假一天，和妻子桑德拉、内弟佩普奇诺，还有詹尼自己的研究生弗朗西斯科一道，为我们保驾护航，把我们从阿尔盖罗一路领到了撒丁岛的“蓝色宝地”。伊娃和我开着我们租来的汽车跟在最后面。让老年人安然度过“保质期”的超乎寻常的社会支持网络，可能与这些村庄偏远而封闭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我们需要远渡重洋，再穿过绵延数公里的灌木林——或者叫“玛西叶群落”。最后，在巍峨肃穆的群山守护下的“蓝色宝地”村落，才终于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现在，维拉格兰德及附近地区大约有3500位居民，他们的祖先从青铜时代开始就定居在这里。我们在驶向“蓝色宝地”的途中，看到了数百个“努拉吉”（nuraghi）——一种神秘的锥形石砌建筑物。它们到底是民居、庙宇还是瞭望塔，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不过，它们直到今天仍然耸立在撒丁岛乡村的田间和山陵。这些建筑证明了生活在这里的努拉吉人（Nuragic）至少在7000年前就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考古学家在努拉吉地区的废墟底下发现了几十个如同蓝精灵一般的小型雕像，名叫“布罗赞蒂”（bronzetti，见图2-1）。

这些小雕像让我们得以窥见当地人从远古时代延续至今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它们看起来就像是青铜时代的“快乐儿童餐”玩具。7厘米高的女性怀里抱着幼小的婴儿，愉快地举起手向来者致意。男性战士手里举着令人生畏的盾牌，脸上挂着古怪的微笑。那时候的社会环境显然十分友好，即使物质环境像现在一样荒凉。在这些温暖舒适的山顶村庄之外的地方，土地仍然贫瘠荒芜，常年承受着海风的肆虐，几乎看不到人类定居的痕迹，就像月球表面一样寂寞荒凉。

现在住在这里的一小部分撒丁岛人，早在5000—10000年前的某个时候，就和撒丁岛其他地方的居民产生了基因隔离。因受基因隔离所限，这里的遗传库很小，所以地中海贫血（thalassemia）和家族性多发性硬化症（familial multiple sclerosis）之类的疾病远比别处更为常见。不过，基因隔离也意味着互惠利他主义在这些村落更为盛行。人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邻居和朋友——至少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做。这种现象被进化心理学家称作“亲属选择”（也被其他人称作“沾亲带故”或者“裙带关系”）。

人们密切地关注着其他社区成员，甚至会以他人的名义承担风险，牺牲自己。这已经成了本地居民的生活常态。帮助他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虽然没有人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这里的居民只希望别人会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前来帮忙，而他们也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回报。尤吉·贝拉（Yogi Berra）对这种邻里关系做出了漂亮的总结：“你必须去参加别人的葬礼，不然别人就不会来参加你的葬礼了。”

就算是作为游客的我，也感觉到了社会谴责的寒意。我采访了一位102岁高龄却仍然充满魅力的老者朱塞佩叔叔。在采访结束之后，他72岁的儿子尼诺听说我有一位跟他的年纪差不多大的母亲，10天前刚刚结束住院，回到家里。他责问我，为什么她在加拿大，而我却远在千里之外？他英俊的脸上写满了“不敢苟同”的神色，仿佛在指责我：你怎么能这样做？

詹尼告诉我，意大利的遗传学家最近比较了这里的撒丁岛男性百岁老者和撒丁岛其他地区的年纪较轻的意大利男性，结果发现，某些特殊的多态性（polymorphism）——不同的DNA序列组合，在该地区的撒丁岛男性百岁老者之中更为常见，它们的出现概率是其他地方的10倍之多。他们的发现证实了维拉格兰德村民们古老相传的口述历史。传说这里一开始只有几户人家，而维拉格兰德的居民都是这些奠基家庭的后裔，本地的血统代表了神圣的责任。更确切一点儿说，他们很可能是两位始祖母亲的后裔，因为传递这些基因变异的线粒体DNA只能从母亲继承，不能通过父亲遗传。8

这让人不禁怀疑，人体内是否存在一些有利于长寿的特殊基因？这些基因虽然只能经由母系传递下来，但是可能会极大地影响男性的寿命——这也为“女性效应”写下了一个有趣的脚注。如果真是这样，女性就为撒丁岛人的长寿事业做出了另一番贡献。她们不仅为他人提供了悉心的照料和温暖的陪伴，让家里的老人、丈夫和孩子都能受益于颇具保护作用的村落效应，她们还能遗传长寿的基因——能在一生中持续促进男性健康的特殊线粒体DNA单倍群。

如果长寿真的有血统，那么很可能只和母系一方有关。撒丁岛男性百岁老人体内的Y染色体标记物（从父系继承的多态性），与其他撒丁岛男性没有太大的分别，总体来看，与西欧男性的差别也不大。所以我们很难说，只凭基因就能道出“蓝色宝地”男性长寿之谜背后的全部秘密。曾经有一项研究调查了将近300名出生在20世纪初的丹麦双胞胎，结果发现，基因最多只能解释25%的长寿问题。9本地社区的基因条件本来就比较优越，在此基础之上，很有可能是通过母亲和祖母延续下来的特殊的社会习惯，又会给这里的居民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