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还给荀子公正的评价

纵横术士全记录

《战国策》是一部来历不明的书。书中记录的是发生在战国时期的事，然而此书流传的版本，顶多只能溯至西汉的刘向。

刘向在公元前1世纪末校录《战国策》后，写了一篇序，那其实就是他将校好的书呈给皇帝，附带的奏议说明。序中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从这段话我们知道，刘向在汉代皇室藏书之处（“中书”），找到了好几个版本，内容大致相同，却有许多不同的书名，刘向费了大功夫，将这些不同版本内容按照国别编辑，同一个国内发生的，再大略依所记录的事情发生先后排列次序，订为三十三篇，并将之重新命名为《战国策》。

取名《战国策》，牵涉到刘向对这些文章性质的判断。他认为主要记录的是战国游士获得国君任用时，所给予的策略谋划，因而采纳了原有的“国策”，再针对其特定时代，增一字成《战国策》。刘向的序接着清楚描述《战国策》的时代范围：“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刘向所说的这个范围，跨到秦统一之后，然而考察现有版本，书中记录的几乎都是秦灭六国之前的事，符合一般认定的战国时代。

《汉书·艺文志》将《战国策》列入“史部”，然而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改将《战国策》放到“子部纵横家”类别里。《郡斋读书志》是现存最早的中国私家藏书目录，将所收藏之书依照经、史、子、集的方式，予以分类排列。宋代以下，对于《战国策》究竟应该当作史书，还是当作纵横家言论记录的“子书”来看待，有许多讨论。

我们今天不需计较坚持要在史、子两部中找出一个固定分类答案，不过值得思考、理解的，是《郡斋读书志》为何要改变传统分类习惯，将《战国策》挪入子部？

其中一个理由是《战国策》的体例，显然不是为了让读者能明了、掌握历史变化而设计的。刘向编校整理之后，《战国策》基本上以国别分篇，再在每一篇中大致按事件发生先后顺序排列。然而一来绝大部分的史事牵涉到不只一国，国与国的篇章无法容易地联系在一起；二来对于这件事和那件事之间的因果关系，乃至于一国之中比较长远的历史发展脉络，书中全无关照、全无整理。

对照看《战国策》和《史记》“世家”中对于东周各国历史传承变化的描述，就能得到清楚的印象，《史记》是为理解历史服务的史书，《战国策》不是。

那《战国策》是什么？形式上，《战国策》是战国中纷纭事件的片段记录；内容精神上，《战国策》选择记录的，不见得是对这个国那个国有重大变化意义的事件，而是纵横策士对各国政治、军事的游说、影响。

在这一点上，《郡斋读书志》是对的。《战国策》的主角，不是国与国君，不是历史变化发展，而是纵横策士。《战国策》的重点，在于保留当时有名的纵横家的言谈、行为，凸显在那个时代，这些人曾经如此有势力、如此重要。

道统之外的奇诡雄辩

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的曾巩，写过一篇《战国策目录序》。序中将此书内容和孔孟之教拿来对比。曾巩认为：孔孟所主张的，是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是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他们整理西周礼乐制度，因应东周的变化，延续旧制度的精神，来创建新制度。

相对地，《战国策》里记录的则是：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这些谋士，也就是纵横游士，他们揣测国君的心理与态度，提出迎合国君想法的主张，换来国君对他们的信任，采纳他们的意见，别看这些游士表面上好像口若悬河，实际上他们缺乏像孔孟那样的内在自信精神，不断观察别人脸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曾巩又说：战国之游士……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这些战国游士，心中没有绝对的价值信念，其所选择的主张，不是依照是非标准，而是着眼于容易说服国君。因此他们表达的方式，很自然倾向于片面，凸显计谋有利的一面，刻意掩蔽可能带来的后遗症。结果，按照战国游士意见去做，往往计谋的后遗症代价还高过表面上带来的好处。

曾巩的意见，源自儒家道统的立场，然而不失为今天读《战国策》时可以放在心上的提醒。《战国策》最精彩的部分，在这些谋士、游士的雄辩言谈。光看他们所谈所论，我们很容易觉得真有道理。不过仔细想想，这样的道理，建立在两项不那么稳固的基础上。

其一，如果其他人都依照正常的道理思考、判断，那么谋士、游士的奇诡之计就能得逞。但如果所有人，或至少大部分的人，都有同样的奇诡想法，奇诡对奇诡，就不见得能发挥想象中的作用了。

其二，谋士、游士的基本雄辩技巧，就是一方面放大好处，一方面掩藏相应可能带来的坏处。如果持平评估，将利害得失都摊在眼前，那么其利不见得高过其害，所得不见得能弥补其失。眩于其雄辩言辞而忽略了具体的现实条件，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换另一个角度看，曾巩的序文，也代表了传统上给予《战国策》的定位。东周变化的核心，是西周的封建秩序及其连带的文化价值逐渐瓦解崩坏。而《战国策》所记录的，就是最糟糕的时代，最深的堕落。那个时代，封建秩序及其文化价值，破坏殆尽、荡然无存，新的一统帝国原则又尚未成形。于是一群没有绝对是非信念的人，靠着高度发展的语言辩论技巧，一时风靡，成了那个时代的明星、英雄。他们的事迹、他们的传奇遭遇，也就进一步诱使一般人远离旧秩序，甚至不再相信一切秩序。

特殊时代的特殊梦想

战国游士、谋士，既是封建身份制崩坏的象征，也是封建身份制瓦解的产物。不具备士以上贵族身份的人，在孔子之后，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能够学得一身理解、干预国政的本事。不具备大夫以上贵族身份的人，也都能见到国君，提供国君意见，进而获得最高的职位。

游士、谋士经历，彰显了从春秋到战国，社会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一个聪明、有能力、口才好的人，在短短一生中，就有机会戏剧性地从一介平民翻转占有国内最高的相位。甚至还有更夸张、更不可思议的，像苏秦，竟然还能佩带不只一国的相印，得到了过去卿、大夫贵族成员都到达不了的高位。

战国纵横家的最高目标，就是封相。他们唯一突破不了的，是依然按照血缘传承的国君地位，所以就追求爬到一国之中仅次于国君的最高地位。苏秦可以在不只一个国封相，也就说明了这样的政治野心，不受国界限制。出生在这国，很容易就可以到其他国去追求封相的梦想，是这个时代给予一般人的另外一项特殊机会、特殊自由。

《战国策》记录了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记录了只有这个时代才有可能发生的极端事例。《战国策》提供的不是战国时代的全貌，我们不能将《战国策》内容设想为当时各国政治的常态，但《战国策》具体且凸出地表现了只有可能出现在那个时代的人与事。

透过《战国策》，我们明了这两百多年在中国历史上有多特别。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乱世，但没有任何一段乱世像战国那么长，也没有任何一段乱世像战国那样将政治机会向广大众人开放，更没有任何一段乱世在语言与文字的表达上，有如此惊人的变化、发展。

读《战国策》，我们需要不断意识到各国相持互争一两百年的时间背景，在这个背景下，每个当国君的都不得不处于高度竞存焦虑中，生怕漏失了什么最新、最好的富国强兵之计，如此而鼓励了处士横议的风气，创造了广大、活跃的言论市场，刺激了人们不但要去想出不同的国政方针，还要找到足可以在激烈言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新说法。人人都有机会见到国君，但也因此见到国君、让国君留下印象的机会，在抢夺中变得如此短暂，稍纵即逝，会说话不会说话，能辩不能辩，就成了和想法本身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更关键的决定性因素了。

另外，若将《战国策》《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三部书放在一起对读，我们可以对战国时代的思想，有更强烈、更全面的认识。除了后世继续流传的儒、道之外，也就是说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孟子》《荀子》《庄子》《老子》之外，战国时代还有其他流行的思想。《战国策》记录的纵横家、《韩非子》记录的法家、《吕氏春秋》记录的阴阳家，在那个时代，和儒家、道家同等重要，一起激荡竞争。

要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有基本的认识，真正感受到这个时代的热闹多元，进而充分理解、掌握后来逐渐收束、朝一元化进行的变化，我们不能不至少公平、客观地认识其他各家流传下来的代表性文献，不能不用读《孟子》《荀子》《庄子》《老子》同等认真的态度，好好读读《战国策》《韩非子》和《吕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