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思路

一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演进

（一）中国古代对外关系

中国自古就有对外开放的传统，是全球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建设者和参与者。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称为“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的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有偶然，更是必然。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新纪元，此后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逐步发展，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继开通。中国的铁器、丝绸等商品，以及井渠法、造纸术等先进生产力先后西传，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隋唐时期，中国对外交往活跃，从长安向西经陆上丝绸之路可到达印度、伊朗、阿拉伯、欧洲和非洲国家，经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到达波斯湾。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唐朝文化，唐朝和尚鉴真东渡传播文化；新罗派出使节和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中国文化，仿照唐朝建立政治、文化制度，双方贸易往来频繁。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外交往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国家，指南针、火药等先进技术传到欧洲。元朝的大都是闻名世界的大都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详细的描述。明朝时期，曾七次派遣郑和下西洋，到达亚洲、非洲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地区。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开放，富有创新精神，善于向外学习，以实现本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促进世界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二）中国近代的对外开放历程

中国近代的对外关系是一种被动性的开放。到了明末清初时期，由于封建制度日趋没落，以及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对外贸易受到严格限制，几乎完全隔断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1842年《南京条约》迫使中国东南沿海门户大开，广州、厦门、福州、上海等地开放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可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和永久居住。1844年《望厦条约》破坏了中国的领海权，美国兵船可任意进入中国通商口岸“巡查贸易”。1858年《天津条约》增开十处通商口岸，外国公使可进驻北京，外国人可进入中国经商、传教，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1860年《北京条约》增开天津为商埠。这种缺乏主权维护能力的掠夺式的被迫开放，造成中国经济的长期衰退和落后。

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倡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经济上只能推行封闭半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中国以苏联为样板，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选择了封闭半封闭的经济模式，导致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总体上也是封闭的，中国的对外经济往来集中体现在有限的对外贸易方面。主要是立足于国内生产发展的需要，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通过一部分出口创汇来进口国家建设必需的技术设备和重要物资。20世纪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中国对外开放再次出现较大曲折，基本割断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

（三）中国现代对外开放战略的演进

对外开放战略是指某一特定时期内事关对外开放全局的行动方阵或政策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经济体制转换给经济发展注入了持续的活力，这个过程虽然历经艰辛和挫折，但是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形成了独有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总体思路，是要适应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在世界领域里配置资源，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演进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1978—1997年：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对外开放战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方针，对外开放政策正式提出并被确定为基本国策。1978年，邓小平同志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改革开放的任务、措施和方法。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从此，“对外开放”这一提法被广泛接受，为中国对外开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在这一时期，中国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从设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城市，构建对外开放基地，推动对外开放格局由点到面在空间上逐步扩大。1979年国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设5个经济特区，之后又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建立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带动腹地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1985年，我国又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将海南岛设为第五个经济特区，形成由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组成的沿海开放地带，为“由点到面、由沿海到内地滚动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奠定了基础。兴办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战略实施的起点，经济特区先行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强了中国扩大开放的信心，为扩大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外向型经济是一种政策性开放，以出口为龙头带动一国或地区增长和发展。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保持贸易外汇收支平衡有余，是外向型经济战略的主要标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改革释放大量下岗职工，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低，我国对外开放以商品开放为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外向型经济战略表现为外贸、外资、特区三个方面，以出口导向为主，大力引进外资，通过经济特区的建设带动其他地区的开放。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东亚发达经济体产业升级的机遇，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以加工贸易作为主要形式，通过“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备、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方式出口创汇，在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充分发展了外向型经济。与此同时，我国在经济特区进行政策试点，通过扩大地方政府自主权和实施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吸引FDI流入。1983年以后，我国又通过让渡国内市场、改善外资企业微观环境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等措施，进一步增强了对FDI的吸引力。外资的引进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基本条件，在增加就业、提升产业结构、促进市场竞争、改善企业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体制创新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到90年代中期，中国外向型经济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形成了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为支撑的多形式、多层次的开放格局。通过发挥经济特区的“窗口”作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引入国际通行的经济运行和管理的体制，建立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通道，获取国外产品、资本、技术和管理，实现改革开放的长远战略目标。国家在税收、土地等政策上给予了特区较大优惠，没有过多计较开放的短期经济利益，但却从对外开放中获得了长远收益：首先，打破了我国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式和行政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实现了政企分开，引入了充满活力的市场竞争机制；其次，突破了我国经济长期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利用国外资源缓解了国内资源的短缺，并借鉴国外经验推动了国内的体制改革和价值观念的再造；最后，从经济特区到沿海、沿江、沿边地区的渐进式开放模式，成为我国30多年对外开放成功的主要经验之一。

2．1998年到加入WTO之后：以开放型经济为主导的对外开放战略

90年代末，以贸易为载体的国际产品流动和以金融为载体的国际资本流动，进一步放大了经济全球化效应。资本、资源、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日益超出国家界限，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逐渐流失，为要素的对外流动提供了动力。对外开放逐渐从单一化、片面化转向多元化、综合化。与新的形势和要求相适应，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素质提高。将建立开放型经济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在这一阶段，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出现了重大转变：一是开放的战略格局开始由沿海经济特区向内地扩展；二是开放的战略重心开始由体制试点向全面制度建设转型；三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大幅提高，外向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

开放型经济是一种制度性开放，强调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与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具有平衡开放、双向开放、制度开放的特点，是对外开放的高级阶段。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标志着开放政策的重大改革和调整，特殊政策开始普遍化。2000年《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正式实施，拥有全国2/3国土、22.8%人口的西部成为改革开放的新地带。国家给予中西部财政信贷、税收优惠等诸多政策支持，并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拓宽利用外资渠道，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指出“要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到境外开展加工贸易或开发资源”。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要举措，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自此，我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态势明朗化。力求通过利用直接投资，获取国外生产制造、组织管理、市场购销技术，实现对内对外双向良性循环。

入世的重大决策是我国实施开放型经济战略的直接动因。为探索建立规范而透明的开放经济体制，我国逐步清理了与WTO规则相矛盾的政策法规，修订了与WTO规则不一致的规定。2001年中国政府在多哈正式签署关于加入WTO的文件，这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融入世界主流的重要标志，使中国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明显增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入世后，中国的经济主要表现为开放领域的扩大和开放模式的转型，实现国内体制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全面接轨，包括努力优化投资和贸易环境，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度，创造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并在银行、保险、证券等服务贸易领域加快了开放步伐。入世之后，中国进入全面开放时期，对外开放度明显提高，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均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位。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成为主要的贸易增长点。随着开放型经济基本框架的建立，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之中，开始从数量扩张型开放向质量效益型开放转变，从有限范围和领域开放向全方位、宽领域开放转变，从政策导向型开放向同国际经济接轨的制度性开放转变，从单边、自主开放向多边、相互开放转变。

（四）对外开放战略的新形势和新动向

1．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

30多年来，中国成功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年均增长速度。经济总量由1990年的400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0.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经济总量由1.8%提高到1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44美元增长到7500美元，从一个低收入国家成功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在外向型经济主导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特征是规模扩张，不必过多考虑国际责任。进入开放型经济主导阶段，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大国，中国经济在数量数据上的优异表现也掩盖了一些深层次问题，比如大量贸易顺差引起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贸易条件恶化、国内流动性过剩、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资源和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等，制造业出口受到影响，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面对新环境和新问题，迫使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开放观，及时调整对外开放战略。

从根本上看，开放的系统比封闭的系统更有活力，开放经济比在一国之内配置资源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但是，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经济安全也面临考验，风险防范机制亟待完善。跨国企业通过股权控制、技术控制、品牌控制以及并购对民族产业进行渗透，对我国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影响。国际热钱的冲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也使我国面临十分复杂的金融市场环境。由于我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度持续上升，随着世界石油、金属矿产品和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能源保障系数大幅降低，经济发展的外部成本不断提高。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大打击，新兴经济体也遇到巨大困难，全球经济进入新的调整期，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

2．对外开放战略的新动向

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一带一路”）。2013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提出了面向21世纪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发表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得到中亚各国领导人的积极响应。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说：“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是新一届政府为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构建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提出的重大举措，是实现“中国梦”宏伟目标的关键步骤。

建设“一带一路”对于进一步优化开放布局和国内空间发展格局，推动西部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海陆统筹，提高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相关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落实必将在未来的区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轴线，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11个省市，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超过全国的40%，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具有独特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勾勒出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棋局，即“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推进梯度发展，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这是“长江经济带”首次正式出现在政府报告中。2014年6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强调按照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要求，实施定向调控、注重标本兼治，推动经济优化升级，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长江经济带。2014年9月，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39号），明确了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国家审时度势，谋划中国经济新棋局作出的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

长江经济带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建设长江经济带，就是要构建沿海与中西部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新棋局，通过改革开放和实施一批重大工程，让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个“板块”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起来、要素流动起来、市场统一起来，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衔接、优化升级和新型城镇集聚发展，形成直接带动超过1/5国土、约6亿人的强大发展新动力。同时，通过转型升级，加强东、中、西部产业分工合作，进而构建东、中、西联动发展的经济增长新格局，形成“一带一路”的战略互动，打造新的经济支撑带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

沿边开放战略。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其中“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是《决定》提出的重大举措之一。加快推进沿边开放是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陆地边境西起广西北部湾，东至辽宁鸭绿江口，长达2.28万公里，分布在9个省份，与14个国家接壤。从1992年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战略，设立14个边境经济合作区以来，沿边开放不断拓展，但开放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2010年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提升沿边开放水平，积极建设广西东兴、云南瑞丽、内蒙古满洲里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东兴、瑞丽和满洲里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方案，标志着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进入了实质性实施阶段。加上此前国家已经批准设立的新疆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和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共同构成了中国沿边开发开放先行区。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沿边开发开放规划》。为了加快推进我国重点边境城镇、重点口岸、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目前正在研究编制《沿边地区开发开放规划（2011—2020）》（以下简称《规划》），抓紧制定推进我国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政策措施。《规划》的制定意味着我国未来将从国家层面加大对国际大通道内外互联互通建设的协调力度，打造沿边对外开放桥头堡和经济增长极。

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是支撑沿边开放战略的重要基础。因此，国家将建设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作为沿边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通过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和体制机制，推动内陆外向型产业集群发展。加之国家对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特殊政策的实施，必将推动沿边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内陆中心城市的崛起，形成国际物流、贸易枢纽和内陆开发高地，从而缩小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年7月，国务院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决定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试点”）。这是新一届政府在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施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要求的具体体现，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上又一里程碑。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上海自贸区将成为中国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上海自贸区试点规划面积28平方公里，包括洋山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以及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4块区域。将先行试点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及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等金融措施，并采用循序渐进的开放政策，优先开放企业法人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上海自贸区试点也有望成为中国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首个对外开放窗口，为中国加入该协议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涉及金融、贸易、航运、投资等五个领域的开放政策，以及管理、税收、法规等五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在金融领域，上海自贸区将试点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也涉及一些离岸业务；在贸易领域，上海自贸区试点将实现“国境线放开”、“国内市场分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监管服务新模式。

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既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国际化战略需要，也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促进经济转型的需要。进入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多极化和全球化仍是主流趋势，随着世界经济中心东移和中国和平崛起，我国仍需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创新利用外资方式，鼓励外资投向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和科技创新领域，从而在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释放国际影响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坚定不移地实现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更进一步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上，扩大开放程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依托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努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必将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全方位、深层次对外开放的新时期。

二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

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伟大战略构想，也是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和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当下、谋划长远做出的重大决策。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并进入了新常态。“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实行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宏大战略，是构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顶层设计，是创新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参与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动作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具体重大实践和行动指南。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将大大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国际形象，对于开创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促进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一带一路”战略借助古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文化符号，使其内涵更为丰富、寓意更为深远，既有经济、社会方面的考量，也有政治、外交方面的考虑，既是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也是当前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国际国内新形势要求开放战略的调整

从国际形势看，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随着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全球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保护主义抬头等情况相继出现。总的来看，全球增长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贸易、经济增长、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等方面的比重持续提高，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80%来自发展中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不仅需要我国制定全球外交大战略，而且需要进行国别、区域和周边外交战略调整。在全球经济深刻转型、实现全面复苏仍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国际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形势下，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推动中国经济更加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融合发展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激活亚欧大陆的经济增长潜力，从而影响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

从国内形势看，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开放不是一个独立战略，而是一个为国家发展服务的子战略，必须服从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对开放提出了新要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是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速度是结果、是表象，背后是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靠不断增加要素投入来实现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外延式增长，已走到了尽头。进入新常态以后，要靠新的动力，靠结构升级和创新，靠技术进步。对开放的要求是用好外部资源、外部市场，来提升中国经济质量，加速中国技术进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升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

（二）新时期我国经略大周边的国际战略布局

我国陆上有14个邻国，海上与6个国家隔海相望，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国家与我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加速相互合作对彼此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审视周边形势，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和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就是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弘扬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主动与沿线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和平安宁的外交关系，将自身发展战略与他国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将自身资本、技术和优势产能输出与他国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予以衔接，扩大彼此战略契合点和利益交汇点，寻求共赢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一带一路”战略不是单向的对外输出，而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与沿线国家携手推动更大区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良性互动、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是对国际合作理念与合作模式的重大创新，既为国内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又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三）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和全球产业链条优化

随着我国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升，形成了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产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巨大的合作对接空间。“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希望与我共乘发展快车，对与我扩大合作充满期盼。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实际问题之一是国内产能过剩，资本渴望“走出去”。2012年，中国工业有22个行业产能相对过剩，产业产能过剩率达80%以上，尤其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2015年，中国钢铁将近1.3亿吨热轧板卷的产能利用率低于60%。“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带来大量基础建设，无疑将使产能过剩问题得到较大缓解。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就是要在坚持面向发达经济体开放的同时，通过把国内资本输出和过剩优势产能转移相结合，把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带出去，把重要技术标准推出去，从而推动沿线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不断深化经贸投资及产业务实合作。连接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中亚、中东欧等全球新兴市场，加强与沿线国家能源资源开发合作，共同设立产业集聚区，既有利于提高我国能源资源保障水平，又可以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投资及产业合作、构筑全球生产营销网络、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提供更广阔的舞台，降低对美、日、欧等发达市场的依赖，为国内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拓展更大空间，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和区域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四）推动我国东、中、西地区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是我国发展的短板，也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加速我国与中亚、东南亚乃至欧洲国家的交通、贸易、金融的互联互通，而且可以把广大的西部地区从开放的末梢变成开放的前沿，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增添新的活力，将西部地区打造成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与东部两翼齐飞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在坚持实现东部地区率先开放的同时，通过实施西向开放战略，推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协同开放、联动发展，使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的地理区位劣势得以改变，从开放的末梢变为开放的前沿，培育形成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和区域开放的新高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打造未来中国经济升级版。

三 “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特征和建设思路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特征

“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内容可以表述为：“一个核心理念”，即和平、合作、发展、共赢；“五个合作重点”，即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三个共同体”，即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开放性、区域互补性和地域延展性，战略指向合作、互信、交流、融合等多重开放功能，是国家的能源安全、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国际合作、文化复兴、缩小区域差距等方面战略的综合考虑。

“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内涵是：紧密结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同沿线各国的战略契合点和利益汇合点，有序推进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商品资源物流大通道建设，打造开放型区域一体化发展网络，构建新型国际区域治理结构，强化我国对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主导性影响，为抓住用好进而拓展延伸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重要战略支撑。其具体内涵特征是：

1．以丝绸之路文化为核心的新开放观

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称为“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是商周时期），古代中国就与亚欧大陆其他国家存在贸易活动。汉朝以后，这种贸易活动逐步变成由官方主导甚至垄断，贸易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鼎盛时期遍及亚欧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一书中，将自中原经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到中亚和地中海的贸易路线，称为“丝绸之路”（Waugh, 2007）。此后，这个具有强烈历史文化内涵的名词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拓展应用。

历史悠久的“南方丝绸之路”和北方丝绸之路，以及自宋、元开始的海上贸易路线，也被称为“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产品并非丝绸一种，不同历史时期主导贸易产品不同。例如，宋、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产品以丝绸、瓷器、茶叶和香料为主。另外，“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贸易的代名词，而且也是历史上中国与亚欧大陆各国文化交流的“符号”。伴随商品贸易和人员交流，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文化相互借鉴，产生了灿烂的文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对千年古丝绸文化与商贸人文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古代丝绸之路主要存在于和平时期（战乱时往往中断），而且商品和文化的交流带来了共同繁荣，因而这个文化符号的内涵可以归结为和平、友谊、交往和繁荣。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借用“丝绸之路”这个文化符号向世界传递了一种理念，那就是“和平、合作、发展、共赢”。

2．经济全球化治理模式的创新探索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渐进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方面，通过引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推动自身经济的腾飞；另一方面，也逐步建立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治理体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但同时中国也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只有5%左右，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不到1.5%。到201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已上升到12.3%，出口额占比上升到12%，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尽管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大而不全，但足以成为世界格局的主要塑造力量之一。在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趋势下，“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做出的承诺，也是维护经济全球化成果和机制的努力。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带崛起是近百年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最大变化。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估算，18世纪中叶，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接近1/3，而彼时美国占全球的份额还微不足道（Maddison, 2007; Dicken, 2010）。但是，200年后，即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个比重已下降到1/20，而美国则上升到27%。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目前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份额恢复到接近1/8，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下降到22%左右。东亚地区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超过美国，这也意味着“亚洲世纪”的来临。

如何更好地带动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得不担负的责任。但是，目前中国在多个国际金融机构中所占份额都很低，例如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中仅分别占5.17%、3.81%和6.47%的投票权，无法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与自身经济体量相适应的作用。共建“一带一路”是改变这种不合理局面的重要途径。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步入“新常态”，“人口红利”消失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失去竞争优势；经济增长放缓，出现严重产能过剩，需要向外转移；2004—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了25倍，2004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只有55亿美元，2014年上升到1400亿美元，进入大规模“走出去”的时期。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来完善经济全球化机制，既符合中国“走出去”的需要，也是让全球化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需要。

3．“引进来”+“走出去”的全方位开放战略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将对外开放战略作为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先后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入21世纪，我国又提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同时，紧紧抓住加入WTO的契机，积极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在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的同时，把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总的看来，这些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对于推动我国国内改革和发展、提高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以往的对外开放战略大多侧重于经济的某个领域或某些方面，开放的内容和范围不够全面完整，开放的路径和重点也不够明晰具体，甚至有的至今也尚无相应的规划和可操作的实施方案。“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突破了以往对外开放战略的局限性，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统筹我国出口和进口、引进来和走出去、全球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具综合性的国家开放战略，对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4．陆海一体化的经贸空间拓展战略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共同推动亚欧非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相互连接的陆海一体化战略，虽然它们被简称为“一带一路”，但两者却各具特征、各有侧重。这就要求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不能简单地将“一带”和“一路”混为一谈，而是要在统筹推进中加以区别对待，在整体部署下予以分类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构建陆上运输国际大通道，我国对欧洲的货物出口不仅可以降低运费、缩短约2/3的货运周期，而且可以有效减轻或纾解我国对外海上运输的压力，其战略优势和价值尤为明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注重深化与沿线各国和地区经贸投资全面务实合作，加强港口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海上合作，推动海洋经济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从战略重点任务看，中亚地区是“一带”的重要战略支点。由于该地区与东西两端的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存在较大落差，加上一些大国长期在该地区经营和博弈，短期内要推动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务实合作并取得实质成效，难度可能比预想的要大。现阶段，应优先考虑以推进铁路、公路、光缆、石油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点，着力打通向西经济走廊和陆上运输通道，积极推动双多边经贸投资及产业合作上规模、上水平，逐步强化我国对该地区的经济辐射力和影响力，为日后深入开展双多边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奠定基础。而东盟和南亚国家是“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与我国山水相连、边境毗邻，是我国发展周边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现阶段，我国应立足东盟、着眼周边、辐射南亚，力争在深化海洋经济合作、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方面取得新进展。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思路

“一带一路”是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在区域层面的具体体现，也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难得的发展机遇。为此，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一核心要义，紧紧抓住全球战略格局加快调整的机遇，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促进沿线各国对接发展，尊重彼此文化和发展道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从区域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入手，以点带面，从线到片，改善区域发展环境，做大区域市场规模，提升我国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转移、贸易金融、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水平，为推动建立和平、合作、发展的区域新秩序和全球治理新模式做出积极贡献。面向未来，与沿线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的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需要把握以下战略重点。

1．经略周边，服务我国战略目标

建设“一带一路”，要坚持以我为主，自觉履行发起人、组织者和协调员的角色，牢牢把握主动权，主动谋划全局、善谋定后动，积极引导方向，敢引领担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旗，最大限度地整合沿线国家的诉求与我国的发展目标，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我国扩大内陆沿边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我国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经济、政治、文化和国家安全同步推进的局面。

2．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

建设“一带一路”是我国将自身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沿线国家的重要探索。要重视发挥沿线国家各自的区位、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和市场优势，调动整合各方力量，共同打造区域发展新规则和新秩序。通过扩大双边投资，促进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形成紧密的产业上下游联系，通过利益互换、利益平衡和利益共享，不断扩大利益汇合点，强化促进发展、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力的利益纽带；通过人文交流，促进相互理解和认同，加强区域合作，共享发展成果，强化兴衰与共意识；通过推进海上合作，增进互信，为有效管控分歧营造氛围，培育维护海上安全和航道畅通责任意识，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全面提升务实合作水平。

3．因地制宜，寻求发展共识

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国情特点、发展水平、面临问题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在加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沿线国家具有高度的共识。为此，须通过加强与各国的沟通，深入了解各自诉求和核心关切，最大限度地凝聚沿线地区民意基础，求同存异，寻求为各国人民创造财富、振兴区域经济的最大公约数，汇聚区域共同发展主流声音，把沿线各国的发展与整个地区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推进合作、增进发展机会的合力。要根据沿线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现实挑战和核心关切，共同研究把各自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人才、技术以及文化传统优势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现实优势，共同商定合作重点、合作模式和工作机制，促进区域合作不断深化发展。

4．陆海统筹，推进务实合作

陆海统筹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效方式。要统筹陆上“一带”和海上“一路”，形成“一带一路”互相支撑、协调推进的格局，在加快高铁、高速公路和管道等陆地交通基础设施，电站和电网等能源基础设施，以及通信和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全面提升港口和航道等海上交通基础设施，加强海洋环保、救灾等海上合作，促进产业、贸易投资和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为扩大区域市场提供有力支撑，真正把“一带一路”建成惠及沿线各国人民的和平、合作、发展之路。

四 “一带一路”战略的空间走向

从表面看，“一带一路”是一个具有高度空间选择性的战略概念。“带”与“路”都是指条带状的经济体，在空间上是排他的。事实上，“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边界。“一带一路”可以视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并非一个排他性的平台。“一带一路”建设横跨亚欧非，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63%），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大格局、大战略。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蒲州（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太平洋。

（一）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空间走向

古代丝绸之路是贯通中西方的商路，因沿商路输出的代表性商品是丝绸而得名。因其上下跨越历史2000多年，涉及陆路与海路，所以按历史划分为先秦、汉唐、宋元、明清4个时期，按线路划分有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之别。陆上丝绸之路因地理走向不一，又分为北方丝绸之路与南方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所经地区地理景观差异很大，又细分为“草原丝绸之路”和“沙漠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是指由黄河中下游通达西域的商路，包括草原丝绸之路和沙漠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的具体线路和空间走向随着地理环境变化、经济发展状态以及政治和宗教演变而不断发生变化。

北方丝绸之路以古代中国长安为起点，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抵达今新疆地区，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经过中亚、西亚和北非，形成连接中亚、南亚、西亚和非洲、欧洲的一条陆路交通通道。南方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不同时期四川、云南、西藏等中国南方地区对外连接的通道，包括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云南至缅甸和东南亚，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是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最早的中西交通线路，也是久负盛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是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中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南方丝绸之路的东道又称为“五尺道”或“夜郎道”，从成都出发，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南方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在西南方向与外部世界联系和交流的重要载体。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的限制，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是由当时中国与世界东西海洋间一系列港口网点组成的国际贸易网。唐、宋、元时期航海技术的突破和空前经济贸易诉求使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国内主要由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组成。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古代丝绸之路既是贯通亚、欧、非三大洲陆路交通的要道，也是沿线各国各民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纽带；既是沿线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晶和产物，又是沿线各国各民族追求美好生活，共谋稳定、共同发展、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沿线各国各民族密切交往、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的友好关系和优良传统的象征。随着沿线国家政局趋向稳定、经济复苏，“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经提出就得到各国的响应。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建立在古丝绸之路基础上，继承“丝绸精神”，以推动沿线各国各民族社会经济共同发展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合作带，从语意上讲不能被理解为具有固定线路的空间现象，更多的是一种抽象意义的文化符号。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经过国家地缘毗邻、政治互信、资源和经济互补，民族成分相连，宗教信仰相同，所持语言相通，风俗习惯相近，血缘关系相亲，彼此在民族、宗教、文化方面有强烈的认同感，为沿线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便利，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空间走向和重点区域

“一带一路”战略规模宏大，地域跨度大，涉及领域广。从战略走向看，考虑到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大致走向以及相关国家和我国发展的客观需要，“一带”战略着眼于从陆上加快向西开放，经中亚、俄罗斯、中东欧、西亚延伸至欧洲。“一路”战略主要着眼于从海上由东向西开放，经东南亚、南亚至印度洋，进而延伸至欧洲。“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包括三大走向：从我国西北、东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从我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从我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主要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城市为支撑，以能源资源区块、重点产业集聚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骨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两大走向：从我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我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印度尼西亚向南太平洋延伸。主要依托重点港口城市，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共同建设一批海上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丝绸之路”的支撑。

从重点国家和地区看，“一带”主要包括东北亚的俄罗斯和蒙古国以及中亚、西亚、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由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其着力点似应突出“以政促经”，即将政治关系优势和地缘毗邻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发展优势，共同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包括东盟成员国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与我国经贸合作基础相对扎实稳固，其着力点似应突出“以经促政”，即将经济关系优势和周边毗邻优势转化为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优势、战略合作持续升级优势，共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实现区域内经济、政治、安全有机融合、良性互动。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五 “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任务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需要找准与沿线国家的利益契合点，拓宽合作范围，丰富合作内容，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合作水平，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更加紧密的利益格局。按照“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原则，“一带一路”建设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投资和经贸、产业、能源合作，扩大金融合作，积极推进人文、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提升海上合作水平，逐步形成区域合作的大格局。

（一）优先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的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目前，我国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滞后，多数骨干通道存在缺失路段，不少通道等级低、通而不畅。今后一个时期，要加强国家和地区间交通建设规划的对接，共同优先推进骨干通道建设，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构建连通内外、安全通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不断完善能源合作机制，建立稳定供求关系，深化能源生产、运输、加工等多环节合作。同时，加强能效和新能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提升能源资源深加工能力，拓展合作的领域和空间。

（二）深入挖掘经贸合作潜力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才能充分激发释放合作潜力。近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快速发展，但贸易结构仍不甚合理，服务贸易规模较小，贸易便利化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提高。要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推动与沿线国家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积极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进一步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不断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深化与沿线国家在海关、标准、检验检疫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条件。

（三）拓展产业投资合作

拓展产业投资合作契合沿线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需要，是促进沿线国家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推动新兴产业合作，应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要顺应沿线国家加快工业化的趋势，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国内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兴业，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科技实力较强的地区设立研发中心，充分依托当地的科技资源和人才优势，提升产业层次、增加当地就业、壮大企业实力。

（四）拓宽金融合作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为满足沿线国家互联互通与产业合作的融资需求，支持重大项目建设，需要进一步深化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积极推进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作用。扩大双边本币互换规模和范围，开展更多的跨境贸易本币结算，降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和结算成本。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的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五）密切人文交流合作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坚持弘扬和传承丝绸之路的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在教育领域，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继续增加向沿线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资助沿线国家有关人员来华研修培训。在文化领域，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互办多种形式的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引导和动员民间力量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在旅游领域，扩大旅游规模，加强与沿线国家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同时，进一步深化科技、卫生、扶贫等领域的合作。

（六）加强生态环境合作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与沿线各国建立健全有效的对话机制和联动机制，规划实施一批各方共同参与的重大项目，统筹推进区域内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七）积极推进海上合作

进一步扩大并用好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深化农业渔业、互联互通、海洋环保、航道安全、海上搜救、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合作。以海水养殖、远洋渔业加工、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为重点，合作建立一批海洋经济示范区、海洋科技合作园、境外经贸合作园和海洋人才培训基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