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耗费了5年的时光。5年来我每天都在精神病房带领团体医疗，每天早上10时，我就离开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满架图书的研究室，骑脚踏车到斯坦福大学附设医院，走进病房，在吸进第一口满是来苏消毒剂气味的空气时却步不前，接着从只限教职员饮用的咖啡壶里倒咖啡（病人禁咖啡因、禁烟、禁酒、禁性行为，我想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让他们太舒服而赖在医院里）。接着我把会议室中的椅子排成圆圈，拿出小指挥棒，主持80分钟的团体聚会。
虽然病房可容20个病人，但我的团体却很小，有时只有四五名病人。我对学员很挑剔，只让能力较高的病人参加。参与的资格呢？至少必须有三点认识：时间、地点和人。我团体的成员只要知道当时是什么时候，他们是谁，在哪里就可以了。虽然我不在乎成员是否是精神病人（只要他们不说出来，不干扰其他人），但我却坚持每名成员都得说话，80分钟都得保持注意力，并且坦承自己有求助的需要。
每一个上流俱乐部都有入会标准。或许我对成员的要求使大家更想加入我的团体，而无法参与的人——病情较严重的病人呢？他们可以参加“沟通团体”，也是病房中的另一个团体医疗群体，他们的会议时间较短，较有组织，较不耗费心力。当然还有一些社会边缘人，他们智力有障碍、不能专心、好斗或是疯狂，因此不可能参加任何团体。通常这样的病人经过一两天药物治疗稳定下来后，可以获准加入沟通团体。
“获准加入”，大概最保守的病人听到这样的词，都会忍不住笑出来。说实话，在医院史上还没有发生过病人敲着团体医疗室的门吵着要接受治疗的景象，反倒常在治疗前看到白衣天使和看护到处抓病人，把他们由衣橱、厕所、淋浴间等藏身之所赶出来，赶进集体治疗室。
我所带领的这个团体声名远播：不但难缠，而且最糟的是没有可以隐藏的角落。从没有病人会不请自来，偶尔有反应不及的病人误闯，但一等他明白自己置身何处，恐惧就会在他眼中闪烁，不必提醒，就会自动离开。当然病人可能由低阶晋升到高阶治疗团体，但很少有病人在医院待那么久。因此，病房中人人各安其位：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只是没有人谈它。
在我带领住院病人团体之前，总以为带门诊病人的团体比较困难。带领七八名人际关系有重大问题的门诊病人可不容易，每到会议结束，我总觉得心力交瘁，对有精力能立刻再带领下一个团体的治疗师，总是钦佩不已。然而等我开始带领住院病人团体时，才开始怀念带领门诊病人的美好时光。
想象一下门诊病人团体的情况：一群有向心力、自动自发的病人；安静舒适的房间；没有护士随时敲门带病人去做某些检查或看诊；没有手缠绷带的自杀病人；没有人拒绝说话；也没有人因药物作用而神志恍惚陷入昏睡大声打鼾。最重要的是，同一批病人和同一组治疗师周复一周共同参与，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奢望！简直是治疗师的天堂。相比之下，我那个住院病人的治疗团体简直是梦魇——成员不断地迅速流动；不时有精神病发作、狡猾耍诈的成员；20年来饱受躁郁或精神分裂症折磨，病情根本无望进步的病人；室内几乎可以触摸到绝望。
但最大的问题是医院和医保制度的无能为力。每天都有卫生单位的人查房，赶病情略有起色的病人出院，然而这些病人的病例上并未说明他们有自杀或危险的倾向。
难道不久之前真有以关怀病人为依归的时光吗？难道真有等病人痊愈才让他们出院的时光吗？这是否只是梦想？我不想多谈从前行政主管协助医师协助病人的美好时光，然而官僚的矛盾情况却与日俱增。
以约翰为例，这名有妄想症且轻度智障的中年男子曾在中途之家遭到攻击，此后再也不肯到政府赞助的收容所去，而宁可在外头过夜。约翰知道该怎么敲开医院大门，因此在又冷又湿的夜里，常是午夜时分，他会在急诊室割腕，要挟政府若不找个安全而隐秘的场所让他睡觉，还要割得更深。然而没有任何政府单位有权提供每晚20美元的住宿处，而急诊室医师又不能确定如果约翰真被送到中途之家，会不会自杀，因此约翰每年有许多个晚上都安安稳稳地睡在每天700美元的病房内，这全是拜愚昧而非人性的医保制度之赐。
目前精神病住院病人短暂的治疗非得要有后续门诊治疗才会有效。然而1972年里根任加州州长之后，大笔一挥，废除了精神病医疗保险，不但关闭了大型州立精神病院，而且也根绝了公费的后续治疗。因此，院方被迫日复一日在治疗病人之后，让他们回到当初造成他们必须住院医疗的恶劣环境中。就像把受伤的士兵缝合之后，再送他们上战场一样。想想看你费尽苦心照顾病人——访谈、每天的问诊、给其他精神病医师的报告、教职员计划会议、教学、治疗过程——心知几天后这些人就会回到同样恶劣的环境：酗酒暴力的家庭、早已丧失爱和耐心的伴侣身边、回到垃圾堆里、回到吸毒的朋友和在医院大门口等他们的毒贩身旁。
问：我们医师怎么保持神智健全？
答：学会虚伪。
这就是我耗费时间的方式。首先我学着压抑我的关心，而这原是引领我走上医学这条路的原因。接着我学会了在这一行求生存的法则：避免涉入情感，不要太理睬病人，他们明天就会走了。不要管他们出院后怎么办，记住：小就是美，把目标定小，不要尝试太多，贪多嚼不烂，反而会失败。只要病人明白：接受援助和其他人更亲密能使他们好过，他们对其他人也有用处，那就够了。
渐渐地，几个月来每天迎接新病人，送走老病人，我也想出应对这种断断续续治疗的方法，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改变我的时间架构。
问：医院精神病房治疗团体的寿命有多长？
答：一次。
门诊病人来看诊的时间可能长达数月，甚至一年，有些问题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凸显，才能辨识，才能改变。长期的治疗才能让我们找出问题，对症下药。但住院病人的治疗团体并不稳定，不会找出任何主题，因为成员的流动太迅速了。我在病房的5年中，很少看到有同样的成员连续参加两次集体医疗，三次是根本没有！有太多病人我只见过一次，他们参加一次治疗后，第二天就出院了。因此，我成了自由派的治疗师，只能尽量在那一次的治疗中，让所有的成员得到最大的益处。
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任务能维持那么久，或许是因为我把它当成一种艺术形式在经营吧。我自认为我的团体医疗非常好，充满艺术美感。从小我就知道自己不会唱歌、跳舞、画画或演奏乐器，早就对艺术死了心，但在我开始经营团体医疗之后，改变了想法。天生我才必有用，或许我只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特长罢了。病人都喜爱我的团体医疗，时间很快就过去，我们一起体验了许多温柔、兴奋的时光，我把所学教给大家，旁听的学生也都印象深刻。我不但演讲，也著书谈住院病人的团体医疗。
一年一年地过去，我开始觉得厌烦，医疗似乎一再地重复，光是一次团体医疗，能做的实在太少，就像内容丰富的谈话只开了个头似的。我渴望更多，更深入地参与病人的生活。
因此多年前，我不再领导住院病人的团体，而专心在其他形式的治疗上。但每隔三个月，新住院医师开始值勤时，我就得连续一周从医学院骑车到住院病房来，教导他们如何带领住院病人团体医疗。
这就是我今天来此的原因。但我心不在此，我觉得很沉重，还在疗伤。母亲三周前才去世，她的死深深影响我将在团体治疗聚会中所采取的做法。
我走进会议室，环顾四周，立刻看到三名新精神科住院医师年轻热情的脸庞。一如往常，我心头泛起对学生的关怀，只想一下子把我所会的全都教给他们，但一抬头，我立刻泻了气。眼前所见的并不只是医院中常见的凌乱景象——点滴架、尿管、心跳监视器、轮椅，时时提醒我这一群病人有严重疾病，因此特别可能抗拒治疗，更糟的是病人本身的景象。
房里共有五名病人，坐成一排。护理长在电话里曾简略向我提过他们的状况。头一个是马丁，是坐在轮椅上的那位老人，罹患严重的肌肉萎缩症，他被绑在轮椅上，腰部以下披了一件床单，只能隐隐看到他的下肢——骨瘦如柴，上面覆盖着粗糙的黑皮肤。他的一只上臂扎着厚厚的绷带，由支架支撑，显然是割了腕。（后来我才听说，已经照顾他13年，筋疲力竭的儿子听说他自杀之后，只问他：“你这只手也割了？”）
马丁之后是桃乐西，她由三楼窗户跳下，自杀未遂，已经瘫痪了一年。她处于恍惚状态，连头都抬不起来。
接着是罗莎和卡罗，这两位年轻女性因厌食而入院，两人都因血液化学不平衡和体重过轻而挂着点滴，卡罗的外表特别让人不安：她的五官几乎完美，但却没有一点肉，看着她，有时仿佛看到美丽绝伦的孩子脸庞，有时却像狞笑的骷髅。
最后是梅格诺莉亚，是个邋遢的肥胖女人，已经70岁了，她的两腿瘫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依然是谜。她的厚金边眼镜用一小块胶布粘补，头发上别着一小顶高雅的蕾丝帽子。她自我介绍时，乳棕色的眼睛回视我的视线，柔和而慢吞吞的南方口音流露出尊严，叫我吃了一惊。“我非常高兴见到你，医生，久仰。”护士告诉我，梅格诺利亚常想象有虫子在她皮肤上爬，因而苦恼，不过她当时安安静静地坐在轮椅上。
我的第一个动作是请所有的病人围成一个圆圈，再请三名住院医师坐在病人之后，在病人的视野之外。我依惯例开始聚会，介绍团体医疗的意义。我先自我介绍，提议大家只呼名不李亚称姓，并告诉他们接下来四天我都会参加会议，“然后这两名住院医师会继续带领整个团体，”我继续说道，“这个团体的目的就是要协助你们对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有更多的了解。”我看着眼前的老弱病残——马丁萎缩的四肢、卡罗如死神般的脸庞、输送必要养分给不肯进食的罗莎和卡罗的点滴管、桃乐西的尿袋、梅格诺莉亚瘫痪的腿，不禁觉得自己的话实在愚蠢。这些人需要多少帮助，而“协助他们对人际关系有更多了解”听来却那么渺小。不过假装这个团体有雄心壮志又有什么意义呢？记住你的座右铭。我一再提醒自己：小就是美——小小的目标，小小的成功。
我把这个住院病人团体称为“计划团体”，因为每一次会议开始，我都要每一名成员列出计划，找出他所希望改变的层面。如果成员的计划是关于人际技巧，尤其可以在团体中立刻动手做的事物，那么成效更好。因重大人生问题而住院的病人不明白这个计划的重点，对我们强调人际关系感到疑惑，这时我总会回答：“我知道你们或许并不是因为人际关系的困扰而住院，但多年来我发现凡是有重大心理问题的人，都可以借着改善和他人的关系模式而获益。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关系，才可以得到最大的益处，这正是团体医疗最擅长的部分。”
找出合适的计划可不简单，甚至几次团体医疗下来，大部分成员还掌握不到重点，不过我告诉他们不要担心：“我的工作就是协助你们。”这样的过程大约会花掉一半的会议时间，接着我会以剩余的时间尽量讨论各个人的计划。其实计划和讨论计划之间的区别有时并不明显，对有些病人来说，拟计划就是治疗，在这样短暂的相处时光中，只要学会找出问题求助，就已经是很好的治疗了。
罗莎和卡罗两名厌食病人首先开始。卡罗说她没有问题，也不想改进自己的人际关系，甚至加强口气说：“正好相反，我想要做的，就是减少和他人的接触。”等我说我从没听过有任何人不想改进自己之后，她才勉强地说，她经常因别人发怒而退缩，尤其怕她父母亲，他们总想强迫她进食。因此，她提出一个计划：“我在这个会议中会更加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过甚至连她自己似乎也不相信自己做得到。
罗莎也没有改进自己人际关系的意愿。她同样希望摆脱人际关系，她不相信任何人：“大家都误解我，还想改变我。”我问道：“如果在这里想一个此时此地你能做得到的计划，比如能够在今天让这个团体里的人了解你，会有用吗？”“也许吧，”她答道，但也警告我她很难在团体中多说话：“我总觉得其他人比我好，比我重要。”
嘴角流着唾沫的桃乐西把头垂得低低的，以免接触旁人的视线，她用绝望的口气低语，内容毫无任何意义。她说她实在心情低落，无法参加这个团体，而且护士告诉她说，只要听就好了。我明白毫无用武之地，只好转向另外两名病人。
“我不期望还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在我身上。”马丁说。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的妻子和其他亲朋好友全都已经去世，他已经很久没见到任何朋友，儿子也因照顾他而厌烦不已。“医生，你还有更多事情可做，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他向我说，“面对现实吧，我已经无可救药了。从前我是个好水手，船上的一切我都可以操作自如，你该看看我当年的样子，没有什么我不会做或不知道的。但现在别人可以给我什么？我又可以给别人什么？”
梅格诺莉亚则说出她的计划：“我只要坐着仔细聆听就好了，这不是好事吗？我妈妈总说好好聆听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