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言：两种启蒙(1)

1.反思性革命

人类具有自省这一独特能力，这一让我们能反思自己思维和行为的能力。道德反思让我们停下来，回顾一下自己作为个体的习惯和行为，并且考察和决定我们是否应该继续这样下去。政治反思让我们将这样的视角应用于掌管和规范我们的法规和制度。成熟的反思活动不仅仅是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们的天职，我们每个人也一样常常会进行反思。确实，反思之后我们常常认识到我们真应该多多反思。

道德反思能让我们修正和改变我们当前的生活方式；政治反思则带领我们修正和改变我们的社会被统治的方式。这两者都包含着这样一种比较活动，也就是事情现在如何，和应该如何之间的比较。在政治领域，相应的规范性标准常常被称为正义的准则。任何法律、制度或政治实践若在政治反思中被认为是不正义的，那么都该被拒斥。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是需要经受反思的考验和修正的。这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要经过多重反思和多重修正的。到最后，我们可能认识到有一些准则大概不会被再被改变了——这些准则就被我们视为具有权威性的了。用当今哲学里不怎么优雅的语言来讲，它们变成了我们“反思性平衡中经过考察的确信”。[1]

在反思中，我们决定自己的道德和政治准则。当我们坚持反思的自由性时，坚持所有人反思的权利和责任时，我们坚持的是自主性，是自我立法。政治上的“自主性”其实是个比喻的说法，这种说法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它其实是来自18世纪的比喻。那时的政治革命的核心是通过共和管理实现“集体的自我立法”，这种集体的自我立法是字面意义上的。启蒙主义作为同时代思想上的革命，则借用了这个“公民自我制定法律，自我管理”的理念，在个人的层面做了一个类比和比喻——就如个体通过反思来决定正义和道德准则这个过程一样。[2]借用这个类比，任何法规（哪怕是合法指定的）都可以被视作不正义的，一旦它和任何“反思性平衡中经过考察的确信”产生矛盾的时候。康德的箴言“敢于认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WE，8：35）正是启蒙主义的革命性的口号。

革命者们从来没法保持阵营的完全统一，在这里也不例外。在该如何理解反思自主性这一点上，并非所有的启蒙时代思想家都同意康德。对18世纪道德政治思想的研究表明，启蒙时代存不同的思想对应着对反思自主性的不同理解。我们应该分外小心，不要简单化那个时代的思想流派之间的分别和分歧。此书将主要侧重于对18世纪两个主流学派之间关于道德和政治反思的分析。第一个是理性主义学派。18世纪被称为是“理性的时代”的，我们对理性主义应该不陌生。第二个是情感主义，他们的学说表明18世纪并不是理性的天下，也是同情的时代。正是通过同情，经修正的反思性情感才得已在个体之间被分享。[3]这并不意味着启蒙主义的所有伦理和政治学者们都能被清晰地划归入“理性主义者”或是“情感主义者”的阵营。那时代的许多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明确地拒绝这个过于简单的划分，比如说卢梭。但是事实上，在18世纪确实存在着关于反思自主性本质的辩论。在这一场大辩论中，很多人明确地站在理性主义的阵营中，而另一些人则旗帜鲜明地站在情感主义的阵营内。[4]

启蒙情感主义的哲学家们大多是英国人，诸如沙夫茨伯里、巴特勒、哈奇森、休谟和斯密等；而其对立阵营，也就是那时代的理性主义者们则多是法国或德国人。但是这并不准确，我们不应该将学派上的分别联系到国别上。[5]英国也一样有很多理性主义者，比如塞缪尔·克拉克、威廉姆·沃拉斯顿和理查德·普莱斯等。在欧洲大陆上也有着很多情感主义者，最著名的就是赫德尔，还有他的老师康德在某一个时期也是个情感主义者。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不应该被看作基于国别的思想之争。而是关于反思自主性本质为何这个核心问题的，跨越国别的辩论，这个辩论贯穿了整个18世纪思想史，并一直延续至今。

无论如何，今日的哲学和政治学领域是被理性主义，而非情感主义的继承者统治的。相较于启蒙理性主义，启蒙情感主义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我们常常将18世纪称为“理性的时代”就是最好的证明。今天的哲学家们仍在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词汇来定义启蒙时代——哪怕他们已经认识到道德情感主义在18世纪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罗尔斯就将“启蒙自由主义”定义为“奠基于理性的，总体上自由又常常是世俗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可以通过对理性的直接诉求而支撑整个政治和道德体系。[6]因此，当规范理论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重新开始认识到感情在我们道德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时，他们常常以为他们在拒斥整个启蒙时代的哲学，哪怕事实上，他们是在支持18世纪关于反思自主性的学派之一。[7]

本书是对情感主义反思的辩护和修正。第一章里我将简短地讨论沙夫茨伯里、巴特勒和哈奇森。此后，我将着重讨论情感主义最重要的三位思想家——休谟、斯密和赫德尔；与此同时，我还将讨论情感主义最大的理性主义批判者：批判时期的康德。虽然此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对几百年前文本的研究，但它并不是关于人类思想史的研究。我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和记录18世纪情感主义的发展过程，而是在于重述在历史上常被忽略的，理性主义阴影下的情感主义关于反思的理论；我藉此希望此理论能丰富今日的政治科学，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

2.相互竞争的反思性体制

在启蒙主义的传统中，情感主义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一个破坏性的学派。这种看法认为，一旦我们确定了理性在道德上的无能，我们就只能将正义和道德的基础建立在感情上了。这种负面性的对情感主义的理解是具有误导性的，同时也忽略了启蒙情感主义对当代的最大贡献。这个贡献源于情感主义积极性的一面：具体来说，来自它对一种特别的反思自主性的阐明和辩护。虽然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都拥护这个自主性，但在道德和政治上“何为自我立法”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分歧在于，是哪一部分的自我（self）在承担立法工作，哪一部分的自我在遵守所立之法。用柏拉图主义的话来说，它们的分歧在于心灵的体制。理性主义将立法的部分从其余部分中单另出来，称其为“理性”。与此同时，情感主义将道德反思所产生的准则视为整体心灵的产物，他们并不区分心灵的统治者和被统治部分。

情感主义将心灵作为民主平等制度的理解方式和对情感主义的标准解读相差甚远。尤其是休谟，我们常常认为他推崇的是和理性主义一样的心灵等级制。在这种解读之下，他和理性主义的分歧只在于心灵的哪种能力应为统治者，哪种能力应为被统治者。理性主义从柏拉图起就声称理性是主，感情是仆，且本应如此；休谟著名地反驳道“理性是，且应当是感情的奴仆”（T，2.3.3.4）。不过我将在第二章论证，这个引言其实扭曲了休谟的真正意图。虽然在理论上哲学家可以将理性和情感的运作区分开来，但休谟坚持认为事实上两者“密不可分”（T，3.2.2.14）。休谟确实认为，仅靠理性是无法带动任何行为的；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理性只能且应该是感情的奴仆。然而休谟笔下所能带动道德行动的情感（sentiments）并不只有感情（passion），而是包括了理性和想象的整个心灵的产物。感情为这些情感提供行动的冲动，但道德情感可不仅仅是冲动。因此，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之间的对比是一个关于道德心灵是分等级的还是平等的这个观念之间的对比。平等观念意味着规范性权威的准则是整个和谐心灵的产物。

虽然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将心灵的体制视为分等级的，他们自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关于反思自主性的。因为他们将自己等同于统治者，立法者，而不是被统治和管理的部分。虽然心灵的其它能力和个人的个性都深深被偶然性影响，理性却只和真相打交道。哪怕我的感情、想象和记忆都是自然和社会因果链条中的一环，但我的理性是自由的。启蒙理想主义者认为，如果要将“自我”设想为可以独立于自然和社会偶然性的，我们就必须将“真正的自我”看作是纯粹的理性的。如果我的行动和准则是真正的自我的，那它们必须是受这个“真正的自我”立法，管理和命令的。而鉴于这个“真正的自我”是等同于我们所有人都有的某种能力的，那所有个体的“真正的自我”在本质上就是一样的。情感主义对偶然性的看法则大相径庭，他们将“真正的自我”看作“整体的自我”，包括了社会和心理上的偶然性元素。

康德和启蒙时期的理性主者们在这一点上和古代极端理性主义者不同，他们承认，社会和心理上的偶然性造成了我们的许多行为。他们并未试图根除这些偶然性和其影响，相反的，他们试图将这些偶然的力量纳入理性的控制下。这样一来，这些力量就会朝着理性必然权威所要求的方向引导我们。哪怕我的行为是非理性的社会和心理的产物，但若这些偶然性力量是服从我非偶然的“更高的自我”的，那么这些行为就具有了理性上的正当性。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的立场在主体上是柏拉图主义的，而不是斯多葛主义的；在对道德和政治进行纯粹的理性反思的过程中，感情不需要被完全排除出心理体制来遵从理性权威的原则。

3.规范性和描述性

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对心灵体制的理解均包含两种不同的元素。借用休谟的著名区分，他们都提供了一个关于实然和应然的理论——一个描述性的道德心理学来解释我们的道德和政治反思；和一个规范性的理论来解释经过这样反思的准则的权威性从何而来。情感主义将反思看作包含了感情，想象和认知的过程，理性主义将反思看作理性认知专有的任务。情感主义将规范性看作由对自身全面考察的心灵所达到的平衡和满足而来。理性主义将规范性看作理性的权威立法，因而，理性是和我们具有自主性的“真正的自我”是对等的。

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在描述性心理学上的分歧，以及他们在规范理论上的分歧进一步指向了他们对这两个领域的之间关系的认识分歧。在对规范性和经验性研究的理解上，占统治地位的启蒙理性主义和启蒙情感主义截然不同。情感主义提供的是规范性理论和经验性心理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理论。虽然休谟常常被误认为是坚持经验性描述和规范性判断之间的分隔的，事实上，对道德和政治现象的经验性研究在他的规范哲学体系内是占有核心地位的——在这一点上，所有启蒙情感主义学派都是一致的。[8]当然，在12世纪出现的学科分科之前，所有的道德和政治学家同时也都是社会科学家，无论他们是理性主义者还是情感主义者。在启蒙时代，哲学和科学之间的明确划分还未出现，这些名词在18世纪或多或少都代表着相似的意思，甚至是可以互换的。然而，经验性和规范性理论之间的关系在启蒙情感主义那里却有截然不同的形式，尤其是相较于其同时代的理性主义学派来说。

理性主义由规范性理论开始，纯粹基于理性来探索道德原则。此后，他们才转向经验性证据来决定，如我们这般不完美的真实生物将如何符合理性权威性的要求。情感主义传统则恰恰相反，由经验性研究开始，研究是什么让我们这般真实的生物追随我们所追随的东西。情感主义将道德规范视为我们道德情感的产物，也就是整体心灵的产物。同情在解答这些道德感情的来源时是至关重要的。同情是社会和心理之间的桥梁，通过同情，我们能分享他人的内在心理状态。因此，情感主义所提供的经验性的社会心理反思可以被这样理解，它是关于我们对他人同情的反思性的扩展和修正。与理性主义给出的理性立法相比，情感主义则给我们了更加丰富的，寻找反思性平衡的理论。具体而言，情感主义提供了对道德政治反思的社会和心理解读，这种解读是基于经验性的，是侧重于同情这个社会心理能力的。

不过，情感主义关于反思的理论也不局限于描述性层面。我们承认，关于我们道德心理发展的理论永远也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证明我们道德确信的合理性。否则的话我们就搞混了对某种价值判断的经验性解释和其规范权威性；搞混了实然判断和应然判断——这一点休谟曾警示我们。不过一旦我们接受对道德心理的相对情感主义的解读，一旦我们将道德确信看作人类基本感情的反思性发展，一个独特的，在规范层面证明这些确信正当性的情感主义方式就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