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派暴政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民主国家，下层阶级（大多数人）将会占支配地位，而富人的财产将不会得到保障。他的确认识到，有钱人可能使用腐蚀人的权力，诱惑其他公民去拥抱旨在获得无限财富的生活（以及由财富带来的肤浅的快乐），而不是追求幸福生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在最好的理想国中应该剥夺商人的公民权——但是，他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可能性，即富有的少数人能在民主制度下找到方法，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虽然在理论上穷人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

美国的开国领袖，无论政治立场的差异有多大，都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商业会破坏人们做出独立政治判断的能力。为了将私有财产的威力最小化，“宪法包括了当时针对选民的非常严格的财产资格条款——这与大多数州的实践截然不同——却没有针对民选代表的财产资格条款”。但是，开国领袖更担心穷人的暴民统治而不是富人的经济特权，他们试图用总统选举团、参议院和像最高法院这种非选举机构等来制衡多数派暴政。自由媒体将帮助揭露精英们的权力滥用，让开国领袖感到高兴的或许是多元主义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社会群体的范围更为广泛，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不相上下，有可能取代过去共和国早期占主导地位的贫富公民分化”。富人在一人（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白人男性）一票基础上的民主制中实行经济独裁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开国领袖并没有设计出一些甄别、对付或反映社会经济差异的机构试图去将富人的权力最小化。正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35年出版的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所说，民主的最大危险是不富有的多数人使用其政治权力剥夺财富：“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占大多数的人一直是那些没有财产的人或其财产非常有限的人、他们如果不工作就不能悠然自得地生活。因此普选权给了穷人管理社会的权力。”

开国领袖没有预料到（或担心）的是，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工业资本主义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财富的迅速积累和贫富不均的日渐扩大。今天，资金雄厚和组织严密的少数派利益团体已具备一定实力，他们正在诸如环境管理、枪支管控、金融机构监管等议题上尽力反对相对弱小的多数派。因为大部分人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投身于政治活动，拥有强烈的商业和意识形态动机的少数派群体在政治协商进程中就能产生与其人数相比相当庞大的影响力。或者阻碍一些为了公共利益的改革；或者游说当权者实施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政策。当富人阶级拥有清晰的经济利益意识和动机要捍卫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大多数选民的利益时，问题就变得越发严峻。

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是大部分现有民主国家的苦难根源，美国或许是最极端的例子。与“二战”后几十年的共同繁荣相反，大部分美国人在过去30年里已经越来越远地落在少数超级富豪群体的后面：“从1979年到‘大萧条’前夕，即使将雇主承担的健康保险、所有联邦税收和所有政府补贴考虑在内，位于顶端的1%的富人仍获得了所有人家庭收入的36%。在2001~2006年之间，经济增长更加扭曲，其中位于顶端的1%的富人的收入增长比例已经超过了53%。”这种收入分化常常被归咎于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获胜者因此获得可观的回报，太多的失败者却遭到抛弃。正如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A. Kupchan）所说:“美国工人财富缩水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竞争。”但是，美国贫富差距的拉大已经连续多年比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更快速，若按照雅各布·哈克（Jacob S. Hacker）和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的说法，贫富差距的拉大是政府一系列总体上有利于有钱人的政策变化造成的结果：企业和金融界的政治游说活动导致政府官员重新制定政治经济法规，“美国的政治经济法规正在朝着有利于少数有钱人，却损坏多数人利益的方向发展”。从税收法律到企业管理上的放宽管制，再到安全保障议题，企业界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来推行一些政策，允许富豪积累更多的国民财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部分应受谴责的银行却能够继续控制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的决定，每年收入超过5千万美元以上的群体从2008~2009年增加了5倍。在2009~2010年的经济复苏期，93%的收入增长进入了1%的纳税人群体的腰包。

刺眼的收入分配差距未必是引起人们担忧的原因，虽然新的财富集中在顶端的少数人手中。从公平正义的角度看，真正重要的是弱势群体的命运。按照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只有在其有利于穷人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才具有合理性。但是，在美国，穷人变得更穷了：2012年11月，美国人口统计局报告说，超过16%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包括20%的儿童（这是1993年以来最高的比例），而在2009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只有14.3%。穷人中最贫穷者的情况更糟糕：2011年，美国的极端贫困者——若去掉政府补贴，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的家庭数量是1996年的两倍，即150万个家庭，其中包括280万儿童。简而言之，问题不仅仅是超级富豪变得更加有钱了，而且穷人中的最贫穷者也变得更穷了。

反对平等论批评家的另外一个观点是，庞大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来说是必要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认为，美国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若与相对更加平等的国家（如瑞典）的福利开支相比，拥有更多的创新空间：“创新活动方面的努力要求激励，而激励是对这种努力给予不同奖励的结果。因此，成功的创业者和不成功的创业者之间差距的拉大增加了人们对创业的积极性，因而国家也会对世界前沿技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创新推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率，隐含的意思是“可爱的资本主义者”搭上了美国激烈竞争的资本主义顺风车（人们可能补充说，美国超大规模的军事开支为盟国提供了安全保护，让它们能够在福利开支上花费更多的资金）。但是，收入增长中的大部分让金融领域受益，可以这样说，复杂的金融创新给经济带来的更多是破坏而不是好处，因为它掩盖了风险，所以连交易员、买家、监管者最终都浑然不知应该对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承担责任。而且，北欧国家比美国更不容易创新这一观点也是有争议的，阿西莫格鲁本人也承认，美国能够为底层的国民提供更多的基本生活保障，同时也可以给顶端的少数人带来更多的利益。

无论如何，收入不平等还没有达到已经威胁民主政治制度生存的程度。美国的选民仍然对自己的国家抱有信心，他们相信攀爬收入阶梯成为有钱人的机会还是很大的，虽然现实情况未必如此：

（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工业化民主国家都更差。但是，在美国民意调查中最具讽刺性的发现是，美国仍然是尚贤观念最强烈的地方。自1983年以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一直在针对一个问题进行随机调查：“你认为在这个国家，穷人经过努力工作最后发财致富的可能性还有吗？”1983年，57%的人认为有可能，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81%。甚至在2009年，即使在刚刚过去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还记忆犹新、失业率再创新高之时，被调查的绝大部分家庭（72%）仍然坚持这种信仰。

这种（失实的）信念让政治制度保持稳定，因为“失败者”并没有像他们应该的那样去抱怨制度。选举制本身也提供了一种虚幻的控制感。对现有政治体制的讨论中——无论在媒体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充斥着对选举驱动下的变革的常规性叙述。正如哈克和皮尔逊所说：“‘红队’和‘蓝队’之间的冲突已经变得像NBA（美国国家篮球协会）比赛中的凯尔特人对湖人队的比赛一样。难怪选举政治的奇观，对媒体来说如此有吸引力：它激动人心，却又简单明了。球迷能够记住他们最喜欢的球员的进球记录，或者熟知以往的每一场精彩比赛。而且，每个人都喜欢两个铆足了劲的球队决一雌雄的精彩场面。”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制定发生在选举期间，而且大都被排除在媒体的关注焦点之外：那是大企业利益集团动员起来对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的时候，他们希望政策能使“私有”市场的结构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如果用体育比赛来比喻，就好像棒球球迷相信他们能够影响棒球比赛的结果，因为他们能够投票选出全明星赛的运动员，却没有意识到比赛结果常常是由球队的财富和联赛的所有权规则决定的。换句话说，选举帮助转移了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力，诱惑他们（虚假地）相信改变政府是实现政治变革的最有效方法，选民的非理性减少了收入不平等给政治稳定带来的伤害。

从道德的角度看，一个靠虚假的信念保持稳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不值得也不应该向往的。更重要的是，收入不平等对社会具有破坏性：社会不平等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社会科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使用大量的统计学证据证明，不平等会导致紧张情绪，紧张情绪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群体来说都容易引发疾病，整个社会广泛存在忧愁和更高程度的暴力、沮丧以及社会群体间的不信任。即使不平等的稍许缓解都可以使得健康状况改善、暴力减少以及家庭、社会和环境的关系更加和谐。换句话说，有必要缩小收入不平等的巨大差距，让即使处于最底层的穷人也并非穷得叮当响，经济仍具有高度创新性，收入不平等会得到选民非理性的支持。

那么，应该做什么呢？蒂摩西·诺亚（Timothy Noah）提出了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办法，该办法并不质疑选举民主本身：更有利于分配合理的累进税制度，将更多的工人纳入联邦雇佣系统，增加技术工人的收入，学前班免费入学，控制大学学费增长，监管华尔街，复兴劳工运动。而且诺亚鼓励选民支持民主党总统。或许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与在“大萧条”之后出现的进步事业的复兴相呼应，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发展已经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收入不平等及其真正的起因上。从奥巴马总统对金融机构的批评，到突出显示1%的富人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出版物和媒体报告，或许会让“大多数人”从梦中醒来认清现实，并要求做出变革。

但是，问题或许更深刻，并不能仅仅靠写书来解决，无论你的书多么清晰地暴露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并敦促选民更加理性，呼吁为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寻求政治变革。如果民主制度能够如此轻易地被财富精英的利益俘虏，如果选举能够把民众的注意力从问题的症结上转移开来[如果民众更容易相信美国作家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式的一夜暴富的童话故事，而不是社会科学家的翔实证据]，在不质疑选举民主的情况下，仅仅采取措施降低不平等差距可行吗？越来越多的批评家认为，民粹政府的大众选举模式不能对政治精英问责，也不能积极回应大众的需要，不能限制富豪对政府运作产生过大的影响力。诸如协商式民意调查等机制也许可以用来补充选举民主制，这种机制旨在形成更加知情的和经过思考的公众意见。但是只要选举被视为唯一的（主要的）选拔“真正”决策者的方式，要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抗衡“富有的少数派暴政”就是困难的，甚至根本不可能。

选举民主的替代选择：限制资本家

我们或许需要更加强势的策略来限制资本家的权力。最著名的观点是卡尔·马克思呼吁的废除私有财产和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通向真正的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临时阶段，但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实验”已经毁掉了这个观点的声誉。虽然如此，或许还有其他的可能性。马基雅维利因提出见利忘义的治国方法论而闻名，他愤世嫉俗地倡导狡猾和欺诈的治国之道，但他蔑视富豪统治，主张共和国民众积极竞争，通过额外选票权限制政治经济精英的行为。受到马基雅维利的启发，约翰·麦克考米克（John P. McCormick）提议在美国成立一个不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精英的公民组织，并赋予他们立法、否决以及问责政府和公职官员的权力。理论上讲，这种强大的公民组织可以抵消富裕阶层对政府过大的影响力，但这在政治上不现实。至少，富裕阶层不会束手就擒。此外，他还建议在征得相关人员同意的情况下“剥夺富豪权贵的选举权”：“我们或许考虑在当前条件下，应该取消那些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个人，或者净财富（收入、不动产和资产）超过35万美元的家庭所有的交税负担，作为他们放弃投票权，或担任公职，或为政治选举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的补偿。”但是，即便富豪更看重财富而不是荣誉和官职，正如麦克考米克认识到的那样，他们也不大可能“抗拒将经济特权转变为政治权力的诱惑，尤其在面对使用政治权力进一步扩大财富的诱惑时”。更根本的问题是（我再重复一次），一人一票的实践已经在现代民主国家获得了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任何呼吁正式排除某个阶级的人进入政治机构的建议都可能被视为超越了道德底线（且不说这种建议可能违反美国宪法的问题）。不仅富豪会反对剥夺一个阶级的平等公民权的建议：民主社会的大部分人都会反对，即使这样做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有利。

所以，向非民主社会寻求可实现的替代选择再次成为最可行的办法。政治尚贤制没有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挑选政治领袖的需求，或许会更容易地将资本控制在政治权力手中，同时不牺牲支持创新和生产力的市场机制。新加坡的经济崛起就是在通过选贤任能方式挑选出的领袖的指导下实现的，他们持续把握全球的动荡变化，化危机为己用。政府紧紧控制了国内金融，尽最大努力吸引国际企业前来投资，同时持续跟踪有关金融管理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发展，不受特殊利益集团游说干扰，实施必要的管控措施。正如《经济学家》所说，“唯一阅读过庞大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人是发现该法案一塌糊涂的美国学者，以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而它在仔细思考法案可能带来的机会”。中国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市场经济，将干预的主要杠杆牢牢抓在政府手中。该模式使中国能够避免过去30年里困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重大金融和经济危机，将发展定位于诸如电信、交通、能源等关键领域，同时控制外国投资和金融市场波动。

但是，在收入不平等方面，中国和新加坡并不比美国好多少，在过去20多年里，实际情况在进一步恶化。虽然两国的家庭拥有房屋的比例很高，失业率很低（尤其是新加坡），这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的破坏性影响，但是收入不平等对其来说几乎是像在美国同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挑战。如何才能控制收入不平等的严重状况？就中国而言，马丁·金·怀特（Maitin King Whyte）认为，领导层需要推行涉及税收政策、投资模式、国有银行放贷、教育机会和户口制度等的全面改革。

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进行改革都只能在有钱人更多地关心其他社会成员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而让有钱有势者关心其他社会群体的最好方法，不是通过理性辩论，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产生的一种共同体意识。比如，富有的日本或者瑞典公民想要规避（或者逃避）高额税负或者重新分配财富并不很困难，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会遵从这些规定。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与社会上的其他人有一种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关系。有钱人心甘情愿合作的明显例证是他们没有龟缩在自己的社区内：富裕的日本人经常参与集体性的礼仪活动和日常交往，因为这些活动能够产生一种集体身份意识。但是在美国，“在过去30年出现了一种地理上的转移，社区越来越相互隔离，不仅因为种族，还因为政治文化和收入水平的不同。你很可能看不到那些与你在人口统计学上身份不同的人了，更不要说与他们交换意见了，因为那些人与你相距越来越远”。结果，美国的富裕精英对中下工薪阶层关心的议题（如失业）特别冷漠，在更广泛的经济议题方面比其他任何人都保守得多。在中国，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虽然并不很极端），富人居住在沿海城市中的封闭住宅区里，导致共同的社会活动更少，社会阶层之间相互感到陌生和不理解。

那么，如何促进阶层之间的社会互动呢？期待大企业的领导培养更深的休戚与共的共同责任意识是不现实的；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非民主国家，跨国企业都可能形成不同于，甚至有悖于“母国”的利益。但是，政治领袖能够尝试推行促进社会阶层融合的政策，比如限制富人封闭式小区的城市规划。同样重要或者更加重要的是，领导人应该确保教育资金并不单纯地依靠本地的收入来源，从而避免富裕社区的高质量学校主要为有钱人服务，而穷人社区的低质量学校主要为穷人服务（在美国这种情况比较典型）。虽然有人可能反对，在美国，高层领袖拥有帮助减少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动力，但是缺乏这样做的能力：奥巴马总统的努力很可能遭到游说群体的阻挠，这些人会给国会议员施压以便推行一些有利于富人的政策措施。在美国政治中，做事很难，碍事却很容易，特殊利益集团为政策实施设置障碍的情况近年来愈演愈烈。概括来讲，中国存在的问题正好相反：高层领导有更大的能力推行旨在减少贫富差距的措施（包括旨在融合社会阶层的混居措施），但是，如此做事的驱动力不足。

那么，哪种体制更容易改善呢？在我看来，改变领导人的驱动力相对来说并不困难，因为这个体制通常允许领导人推行政策，一旦他们下定决心要做的时候就很容易成功；而要改良阻碍动机良好的领导人做事并经常发生功能失常的政治体制就要困难得多了。改变动机的关键是鼓励他们更多地与非富裕人群直接交往，从而产生对这些人命运的同情。在美国，像奥巴马这样具有进步思想的政治领袖，能够将在贫困社区帮助穷人作为其自我设定的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并做出特别的努力。但是，大部分领导人缺乏这种远见。相反，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有必要打破阶层间的社会壁垒。过去几年中，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已经被派往贫困农村做长期（至少一年）工作，作为政治培训的组成部分，而这些领导在未来很可能成长为国家领导人。

让富有的精英对底层民众更具同情与关怀的最好办法是，将鼓励不同社会阶层的交往作为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个观点是对的，那么中国就处于历史的正确一边。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问题在于政治领袖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人们认为无须接受旨在培养其阶层同情心的历练——在选举民主国家政治领袖时这种训练不是强制性的。因此，实行政治尚贤制的国家将更容易推行针对领导人的强制性的政治培训，目的在于让他们理解和关心社会中穷人阶层的利益。此刻，“少数派暴政”在中国和在美国或许是类似的问题，但是期待这种问题会在中国得到改善或许更现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