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这仅是我的猜想：林肯在写完这封信之后，望着窗外，心里想，“慢着，也许我不该这么性急。安静地坐在白宫里发号施令再容易不过，但假如当时是我在盖茨堡，也跟格兰特一样，见到遍地血腥，满耳听到的都是伤兵的悲号，也许我也不会如此急着去进攻了。
也许我跟格兰特一样的柔弱，我的做法可能也和他一样。无论如何，现在木已成舟了。如果这封信发出去，虽然可以发泄我的不快，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用处了，格兰特必定为自己辩护，甚至反过来攻击我，这样只会使大家都不痛快，甚至会破坏他身为指挥官的效力，更可能迫使他干脆辞职不干了。”
因此，就像我上面所说的，林肯没有发出这封信，因为他从切身经验中学到，尖刻的批评和指责永远于事无补。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后来曾经说：“在我做总统期间，遇到棘手问题的时候，我常往后一靠，抬头望望挂在白宫办公室墙上那张林肯的巨幅画像，问自己：‘如果林肯也像我一样处在这种情况下，他将怎么办？他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年轻时，总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自我，还写了一封可笑的信给察哈丁·戴维斯，力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可是当时在美国文坛红得发紫的人物。我请戴维斯告诉我他的写作方式，当时的我正着手写作有关作家们的杂志文章。在这之前，我对曾经收到的一个人的来信中的一句话有很深的印象，信末写道：“口述信，尚未过目。”显示此人是个了不起的大忙人又具重要性。于是，我在给戴维斯的信的末尾也加了这么一句话。其实我当时一点也不忙，只是为了给戴维斯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加上这句话。
戴维斯把我的信退回来，没有回信，只是在我的信尾草草写着：“你的轻慢无礼表现得无以复加。”的确，我弄巧成拙了，真是咎由自取。然而，身为一个凡人，我很恼怒，甚至在10年后还耿耿于怀，以至于当我获悉戴维斯的死讯时，我心中仍念念不忘他带给我的伤害。
如果你想引起一场令人至死难忘的怨恨的话，那是再容易不过了，只要发表一点刻薄的批评就可以了。
我们要记住，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是绝对理性的，而是充满了情绪的变化，时刻带有成见、自负和虚荣的。
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托马斯·哈代曾因遭受刻薄的批评而放弃写作。批评使得英国诗人托马斯·查特登走向自杀。
本杰明·富兰克林年轻时并不圆滑，但后来却变得非常善于与人应对，极富外交手腕，因而成了美国驻法大使。他的成功秘诀是：“我只说人家的好处，不说任何人的坏话。”
只有不够聪明的人才批评、指责和抱怨别人——的确，愚蠢的人大都这么做。因为，需要有修养自制的功夫，才能做到善解人意和宽恕别人。
托马斯·卡莱尔说过：“伟大的人，用以表达他的伟大的，是对待小人物的方式。”
著名试飞驾驶员鲍勃·胡佛，时常在航空展览中表演空中特技。有一次他在圣地亚哥表演，完成后准备飞回洛杉矶。正如《飞行》杂志所描写的，两具引擎突然熄火，当时飞机还在空中300米的高度。万幸的是，凭借娴熟的技艺，他总算操纵着飞机着了陆，化险为夷，虽然飞机损坏严重，但是没有人受伤。
在迫降之后，胡佛第一个行动是检查飞机的燃料。不出他所料，他驾驶的这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螺旋桨飞机里面，装的居然是喷气机燃油，而不是汽油。
回到机场，胡佛要求见一见为他保养飞机的机械师。这个年轻人愧悔不已，他不但毁了一架昂贵的飞机，甚至差点造成3人丧命。一见到胡佛，他的眼泪便顺着面颊流下。
可以想象胡佛当时的愤怒，并猜想这位荣誉心极强、凡事都要求精细的著名飞行员一定会痛斥这位粗心大意的机械师。出人意料的，胡佛用手臂围住那位机械师的肩膀，不但没有责骂和批评他，而且说话的语气还很温和：“为了表明我相信你不会再犯错误，我要你明天再为我保养F51飞机。”
让我们尽量去了解别人，而不要用责骂的方式吧！尽量设身处地地去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孕育了同情、容忍，以及仁慈，也比批评更为有益。“全然了解，就是全然宽恕。”
正如约翰博士说过的那样：“要知道，即使是上帝，没到世界末日之前，也不会轻易审判世人。”为什么我们要批评别人呢？
因此，从现在开始，请你记住待人处世的第一条原则：
不要批评、指责或抱怨别人。
真诚地赞赏他人
我们提供物质，供养我们的孩子、朋友和雇员的生活，但却很少关注他们的自尊心，而且也不知道给他们以赞赏的语言。而这恰恰是生活中的最美好的乐曲，将会永远留在人们的心灵深处。
在这个世界上，想要让任何人去做任何事只有一种方法，你想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让具体做事的人愿意去做，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方法。
当然，你可以用枪抵住一个人的腰，让他把表给你；你可以用解雇来威胁一名员工，让他在你转过身之前跟你合作；你可以用鞭打或恫吓的手段，来迫使一个小孩子做你要他做的事。但这些粗鲁的方式，都会产生极为不良的反应。
能够促使别人毫无怨言地去做任何事的唯一方法，那就是满足他们的需要。
那么，人会需要什么呢？
弗洛伊德，这位维也纳人，20世纪最卓越的心理学家曾说：“我们做任何事都只可能有两个动机：性的渴望和做伟人的欲望。”
美国最有深度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教授则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措辞上稍微不同。杜威博士说，人类天性中最深切的冲动是“做一个重要人物的欲望”。记住这句话：“做重要人物的欲望。”这句话是有特殊意义的。下面，你还将看到许多有关的内容。
你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你不断地渴望能够享有的，可能只是几样你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且几乎每个正常的成年人，都想要它们：
一、健康的身体和生命的延续；
二、生存所需的食物；
三、睡眠；
四、金钱和那些能买得到的东西；
五、长寿；
六、性的满足；
七、子女的幸福；
八、一种做重要人物的感觉。
几乎所有这些需要都不难满足，除去一点之外。有一种欲望像食物、睡眠一样深切，却远远比食物与睡眠更难获得满足，那就是杜威所谓的“做重要人物的欲望”，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成为伟人的欲望”。
林肯总统曾在一封信的开头说，“每个人都希望受到别人的赞颂”。詹姆斯也说：“在人类天性中，最深层的本性就是渴望得到别人的重视。”注意，他在这里并没有说“愿望”、“欲望”或“希望”，而是说“渴望”（得到别人的重视），很明显，“渴望”有着更为急迫的含义。
这是一种令人苦恼，但却迫切需要解决的人类的饥饿，可是能够真正满足这种人类内心的饥饿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也只有这种人才善于把握别人，甚至在他去世的时候，连殡仪馆那些兜揽生意的人也会为之叹息。
人与动物之间最明显的区别之一是人类具有出人头地的“显要感”。例如，当我还是密苏里州的一个农村小孩子时，我父亲就在饲养良种杜罗·杰赛猪和白脸牛。我们经常在集市及家畜展销会上出售我们的猪和牛，还获得过几十个头等奖。我父亲用别针把蓝缎带奖章别在一条白布上，当朋友或客人来我家时，他就取出这条长带，我们一人持着一段，向客人展示着蓝缎带奖章。
很显然，这些猪并不关心它们得到了什么奖章。但是因为奖章给我的父亲带来了一种“显要感”，所以他却很关心这些。
假如我们的祖先对于这种显要感并没有强烈的欲求的话，那么人类文明也就无法产生。而没有文明，我们就沦落为普通的动物了。
就是这种追求重要人物感觉的渴望，使得一个一贫如洗、没受到教育的店员，研读一些在一个上面堆满杂货的木桶中所找到的、曾以50美分买来的法学书本。你可能已经听说过这位杂货店的店员的名字，就是林肯。
就是那种追求成为重要人物的渴望，激励着狄更斯完成他那些不朽的小说。这种渴望还激励了克利斯多弗尔·雷恩爵士设计出他的产品。这种渴望使得洛克菲勒积存了大量金钱，一辈子也花不完。而同样是这种渴望，使得你们城里那些富豪们建造了一所所巨大的豪华别墅，而这对于他们来说根本没多大用处。
也正是这种内心的强烈欲望，促使你想要开最新款式的汽车，穿最时髦的衣服，和别人谈论你的子女的聪敏伶俐。
也正是这种欲望，诱使许多青少年沦为罪犯。“如今的青年罪犯，充满着自负”，纽约市前任警察总监摩尔罗尼说，“他们在被捕以后，第一个请求不是别的，居然是要求看那篇骇人听闻的、使他成为‘英雄’的报道。他们只想看见自己的照片能够登在报纸上，和著名的运动员、电影和电视明星以及政客一起，服刑对他们来说似乎没什么大不了。”
我可以凭借你获得显要感的方式，判断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这是你身上最具意义的一点。例如，“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在中国北京出资建新式医院，为千百万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甚至今后也永远都不会见到的人们治疗疾病，以此来获得他成为重要人物的感觉。相反，狄林格则通过当强盗、抢劫银行和杀人来获得他的重要人物感觉。当警察追捕他的时候，他高喊“我是狄林格”，闯进明尼苏达州一个农民的家中。他很为自己是人民的头号公敌而感到荣耀。他说：“我不会伤害你的，但我是狄林格！”
是的，狄林格与洛克菲勒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他们获得显要感的手段不同。在历史上，发生很多名人为了获得显要感的有趣事情。例如华盛顿也喜欢被人称为“至高无上的美国总统”；哥伦布远涉重洋，只为得到“海军上将兼印度总督”的名号；女皇凯瑟琳干脆拒绝拆阅那些没有称她为“女皇陛下”的信件；而林肯夫人曾在白宫像母老虎似的对格兰特将军的夫人大发雷霆：“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我请你坐下以前，就在我面前坐下！”
拜尔大将去南极探险时，出钱赞助的百万富翁们的附加条件是，要以他们的名字命名那些白雪覆盖的山峰。雨果甚至希望将巴黎改成他的名字，小一点的城市根本不能令他满足。连“名人中的名人”莎士比亚先生，也在想方设法为他的家族弄到一枚象征贵族的盾形徽章，以此来显示他的名声和光宗耀祖。
为了得到重要人物的感觉，有时候人们甚至会通过装病来博得同情和关注。例如麦金利总统的夫人曾强迫丈夫——有无数公务亟待处理的总统，将手中重要的国家事务放下，斜倚在她的床旁怀抱着她，抚慰她进入梦乡，而且每次长达几小时，以此来满足她的显要感。她在治牙的时候，坚持让丈夫陪着她。有一次，由于总统和国务卿约翰·海尔有要事相商而不得不让她一个人待在牙医那里，她竟为此大发脾气，因为她没能满足自己追求受重视的深切欲望。
莱恩哈特也曾经告诉过我，一位聪明活泼的少女为了获得显要感突然装起病来。莱恩哈特夫人说：“总有一天，这个人将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她将逐渐衰老，而且永远都不会结婚。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未来将是一片荒凉和寂寞，她已经没什么希望了。她就那样一直躺在她的床上，整整10年，由她那年迈的母亲艰难地在楼梯上爬上爬下，端茶倒水地服侍她。终于有一天，这位老迈而可怜的母亲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这个装病的女人伤心了几个星期之后，不得不爬起来，穿上衣服，重新开始生活。”
有些专家认为，为了在癫狂的梦境中获得在苛刻的现实世界中所得不到的显要感，有的人可能真的会发疯。美国医院中的精神病患者就多于其他一切患者的总数。比如一个纽约人，如果已过了15岁，那么一生中在疯人病院待上7年的可能性有21%。
一个人为什么会疯？
没有人能够回答这样笼统的问题。不过，我们知道有些病——例如梅毒，会摧残破坏脑细胞，从而造成癫狂。事实上，由于生理原因而造成的精神病大约占一半，如躯体受到创伤，甚至脑部受损伤、醉酒、中毒。但是令人惶惑不安的是——非生理原因的癫狂病患者在脑细胞等机体上并没有明显的毛病。科学家对一些这样的人进行过尸检，采用最高倍的显微镜检查他们的脑部神经，却发现他们的脑部神经和我们的一样健全，很难查出有什么问题。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癫狂呢？
最近我请教了一所疯人院的首席医师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得过最高的荣誉以及最了不起的奖章。但他坦白地告诉我，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发疯，他也不知道。不过他倒是说，在疯人院中找到了他们在现实世界难以获得的重要人物的感觉，是很多发疯的人的共性。
“我现在有一位病人，她的婚姻是一个悲剧。生活毁灭了她，她要的是爱、性的满足、子女和社会上的地位，但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奢望。她没有子女，没有社会地位，她的丈夫也不爱她，甚至拒绝跟她同桌吃饭，并强迫她把饭菜端到楼上他的房间里给他吃。因此，她发疯了。她整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她认为自己已经跟丈夫离婚，恢复了原来的姓氏。她坚信自己已嫁给一名英国贵族，要别人称她史密斯夫人。至于子女们，每个晚上她都会幻想着得到了一个新的婴儿。她总会说：‘医生，我昨晚上生了个孩子’，当我每次去看她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