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出生时的家庭状况(一八六三)

出生时的家庭状况

(一八六三)

穷人家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出头的,真是难若登天。我是穷窝子里生长大的,到老总算有了一点微名。回想这一生经历,千言万语,百感交集,从哪里说起呢?先说说我出生时的家庭状况吧!

我们家,穷得很哪!我出生在清朝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二十二日,我生肖是属猪的。那时,我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在堂,我是我祖父母的长孙,我父母的长子,我出生后,我们家就五口人了。家里有几间破屋,住倒不用发愁,只是不宽敞罢了。此外只有水田一亩,在大门外晒谷场旁边,叫做“麻子丘”。这一亩田,比别家的一亩要大得多,好年成可以打上五石六石的稻谷,收益真不算少,不过五口人吃这么一点粮食,怎么能够管饱呢?我的祖父同我父亲,只好去找零工活做。我们家乡的零工,是管饭的,做零工活的人吃了主人的饭,一天才挣得二十来个制钱的工资。别看这二十来个制钱为数少,还不是容易挣到手的哩!第一,零工活不是天天有得做。第二,能做零工活的人又挺多。第三,有的人抢着做,情愿减少工资去竞争。第四,凡是出钱雇人做零工活的,都是刻薄鬼,不是好相处的。为了这几种原因,做零工活也就是“一天打渔,三天晒网”,混不饱一家的肚子。没有法子,只好上山去打点柴,卖几个钱,贴补家用。就这样,一家子对付着活下去了。

我是湖南省湘潭县人。听我祖父说,早先我们祖宗,是从江苏省砀山县搬到湘潭来的,这大概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事,刚搬到湘潭,住在什么地方,可不知道了。只知在清朝乾隆年间,我的高祖添镒公,从晓霞峰的百步营搬到杏子坞的星斗塘,我就是在星斗塘出生的。杏子坞,乡里人叫它杏子树,又名殿子树。星斗塘是早年有块陨星,掉在塘内,所以得了此名,在杏子坞的东头,紫云山的山脚下。紫云山在湘潭县城的南面,离城有一百来里地,风景好得很。离我们家不到十里,有个地方叫烟墩岭,我们的家祠在那里,逢年过节,我们姓齐的人,都去上供祭拜,我在家乡时候,是常常去的。

我高祖以上的事情,祖父在世时,对我说过一些,那时我年纪还小,又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我现在已记不得了,只知我高祖一辈的坟地,是在星斗塘。现在我要说的,就从我曾祖一辈说起吧!

我曾祖潢命公,排行第三,人称命三爷。我的祖宗,一直到我曾祖命三爷,都是务农为业的庄稼汉。在那个年月,穷人是没有出头日子的,庄稼汉世世代代是个庄稼汉,穷也就一直穷下去啦!曾祖母的姓,我不该把她忘了。十多年前,我回到过家乡,问了几个同族的人,他们比我长的人,已没有了,存着的,辈份年纪都比我小,他们都说,出生的晚,谁都答不上来。像我这样老而糊涂的人,真够岂有此理的了。

我祖父万秉公,号宋交,大排行是第十,人称齐十爷。他是一个性情刚直的人,心里有了点不平之气,就要发泄出来,所以人家都说他是直性子,走阳面的好汉。他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兴亡盛衰,晚年看着湘勇(即“湘军”)抢了南京的天王府,发财回家,置地买屋,美的了不得。这些杀人的刽子手们,自以为有过汗马功劳,都有戴上红蓝顶子的资格(清制:一二品官戴红顶子,三四品官戴蓝顶子),他们都说“跟着曾中堂(指曾国藩)打过长毛”,自鸣得意。在家乡好像京城里的黄带子一样(清朝皇帝的本家,近支的名曰宗室,腰间系一黄带,俗称黄带子;远房的名曰觉罗,腰间系一红带,俗称红带子。黄带子犯了法,不判死罪,最重的罪名,发交宗人府圈禁,所以他们胡作非为,人均畏而避之),要比普通老百姓高出一头,什么事都得他们占便宜,老百姓要吃一些亏。那时候的官,没有一个不和他们一鼻孔出气的,老百姓得罪了他们,苦头就吃得大了。不论官了私休,他们总是从没理中找出理来,任凭你生着多少张嘴,也搞不过他们的强词夺理来。甚至在风平浪静、各不相扰的时候,他们看见谁家老百姓光景过得去,也想没事找事,弄些油水。

我祖父是个穷光蛋,他们打主意,倒还打不到他的头上去,但他看不惯他们欺压良民,无恶不作,心里总是不服气,忿忿地对人说:“长毛并不坏,人都说不好,短毛真厉害,人倒恭维他,天下事还有真是非吗?”他就是这样不怕强暴,肯说实话的。他是嘉庆十三年(戊辰·一八〇八)十一月二十二日生的,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他常说:“孙儿和我同一天生日,将来长大了,一定忘不了我的。”他活了六十七岁,殁于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的端阳节,那时我十二岁。

我祖母姓马,因为祖父人称齐十爷,人就称她为齐十娘。她是温顺和平、能耐劳苦的人,我小时候,她常常戴着十八圈的大草帽,背了我,到田里去干活。她十岁就没了母亲,跟着她父亲传虎公长大的,娘家的光景,跟我们差不多。道光十一年(辛卯·一八三一)嫁给我祖父,遇到祖父生了气,总是好好地去劝解,人家都称她贤惠。她比我祖父小五岁,是嘉庆十八年(癸酉·一八一三)十二月二十三日生的,活了八十九岁,殁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十二月十九日,那时我三十九岁。

祖父祖母只生了我父亲一人,有了我这个长孙,疼爱得同宝贝似的,我想起了小时候他们对我的情景,总想到他们坟上去痛哭一场。

我父亲贳政公,号以德,性情可不同我祖父啦!他是一个很怕事、肯吃亏的老实人,人家看他像是“窝囊废”(北京俗语,意称无用的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德螺头”。他逢到有冤没处申的时候,常把眼泪往肚子里咽,真是懦弱到了极点了。

我母亲的脾气却正相反,她是一个既能干又刚强的人,只要自己有理,总要把理讲讲明白的。她待人却非常讲究礼貌,又能勤俭持家,所以不但人缘不错,外头的名声也挺好。我父亲要没有一位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帮助他,不知被人欺侮到什么程度了。

我父亲是道光十九年(己亥·一八三九)十二月二十八日生的,殁于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七月初五日,活了八十八岁。我母亲比他小了六岁,是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九月初八日生的,殁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活了八十二岁。我一年之内,连遭父母两丧,又因家乡兵乱,没有法子回去,说起来好像刀刺在心一样!

提起我的母亲,话可长啦!我母亲姓周,娘家住在周家湾,离我们星斗塘不太远。外祖父叫周雨若,是个教蒙馆的村夫子,家境也是很寒苦的。咸丰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我母亲十七岁那年,跟我父亲结了婚。嫁过来的头一天,我们湘潭乡间的风俗,婆婆要看看儿媳妇的妆奁的,名目叫做“检箱”。因为母亲的娘家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自己觉得有些寒酸。我祖母也是个穷出身而能撑起硬骨头的人,对她说:“好女不着嫁时衣,家道兴旺,全靠自己,不是靠娘家陪嫁东西来过日子的。”我母亲听了很激动,嫁后三天,就下厨房做饭,粗细活儿,都干起来了。她待公公婆婆,是很讲规矩的,有了东西,总是先敬翁姑,次及丈夫,最后才轮到自己。

我们家乡,做饭是烧稻草的,我母亲看稻草上面,常有没打干净剩下来的谷粒,觉得烧掉可惜,用捣衣的椎,一椎一椎地椎了下来,一天可以得谷一合,一月三升,一年就三斗六升了,积了差不多的数目,就拿去换棉花。又在我们家里的空地上,种了些麻,有了棉花和麻,我母亲就春天纺棉,夏天绩麻。我们家里,自从母亲进门,老老小小穿用的衣服,都是用我母亲自织的布做成的,不必再到外边去买布。我母亲织成了布,染好了颜色,缝制成衣服,总也是翁姑在先,丈夫在次,自己在后。嫁后不两年工夫,衣服和布,足足的满了一箱。我祖父祖母是过惯了穷日子的,看见了这么多的东西,喜出望外,高兴的了不得,说:“儿媳妇的一双手,真是了不起。”她还养了不少的鸡鸭,也养过几口猪,鸡鸭下蛋,猪养大了,卖出去,一年也能挣些个零用钱,贴补家用的不足。我母亲就是这样克勤克俭地过日子,因此家境虽然穷得很,日子倒过得挺和美。

我出生的那年,我祖父五十六岁,祖母五十一岁,父亲二十五岁,母亲十九岁。我出生以后,身体很弱,时常闹病,乡间的大夫,说是不能动荤腥油腻,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能吃的东西,就很少的了。吃奶的孩子,怎能够自己去吃东西呢?吃的全是母亲的奶,大夫这么一说,就得由我母亲忌口了。可怜她爱子心切,听了大夫的话,不问可靠不可靠,凡是荤腥油腻的东西,一律忌食,恐怕从奶汁里过渡,对我不利。逢年过节,家里多少要买些鱼肉,打打牙祭,我母亲总是看着别人去吃,自己是一点也不沾唇的,忌口真是忌得干干净净。可恨我长大了,作客在外的时候居多,没有能够常依膝下,时奉甘旨,真可以说:罔极之恩,百身莫赎。

依我们齐家宗派的排法,我这一辈,排起来应该是个“纯”字,所以我派名纯芝,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都叫我阿芝,后来做了木工,主顾们都叫我芝木匠,有的客气些叫我芝师傅,我的号,名叫渭清,祖父给我取的号,叫做兰亭。齐璜的“璜”字,是我的老师给我取的名字。老师又给我取了一个“濒生”的号。齐白石的“白石”二字,是我后来常用的号,这是根据白石山人而来的。离我们家不到一里地,有个驿站,名叫白石铺,我的老师给我取了一个白石山人的别号,人家叫起我来,却把“山人”两字略去,光叫我齐白石,我就自己也叫齐白石了。其他还有木居士、木人、老人、老木一,这都是说明我是木工出身,所谓不忘本而已。杏子坞老民、星塘老屋后人、湘上老农,是纪念我老家所在的地方。齐大,是戏用“齐大非耦”的成语,而我在本支,恰又排行居首。寄园、寄萍、老萍、萍翁、寄萍堂主人、寄幻仙奴,是因为我频年旅寄,同萍飘似的,所以取此自慨。当初取此“萍”字做别号,是从濒生的“濒”字想起的。借山吟馆主者、借山翁,是表示我随遇而安的意思。三百石印富翁,是我收藏了许多石章的自嘲。这一大堆别号,都是我作画或刻印时所用的笔名。

我在中年以后,人家只知我名叫齐璜,号叫白石,连外国人都这样称呼,别的名号,倒并不十分被人注意,尤其齐纯芝这个名字,除了家乡上岁数的老一辈亲友,也许提起了还记得是我,别的人却很少知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