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曾被忽略的资源

第一节 “人口红利”摊薄

据统计，近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2000万，2016年继续下降，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导致人工成本上升、产业转移和技术替代劳动成为未来的趋势。2012～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情况见图2-1。

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的时候达到峰值9.25亿人，2012年比2011年减少345万，这是劳动年龄人口的首次下降。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

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共同完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预测，未来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供给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和年龄结构加速老化的复杂局面。报告称，我国劳动力人口规模从2010年的7.57亿增加到2012年的7.64亿，然后将持续减少到2030年的6.27亿。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劳动力人口规模还将继续增加，而农村劳动力人口规模还将继续减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人口红利。为了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国家出台了很多鼓励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发展的政策，这使中国在短期内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为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简单地说，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上的好处可以称为“直接的人口红利”。另外，由于抚养比下降，家庭储蓄可能会上升，社会上能够用于固定资本投资以及教育投资的钱也可能增加，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称为“间接的人口红利”。不过人口红利是不可持续的：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最终会导致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使得抚养比停止下降，转而上升。事实上，中国在2013年已经到达了抚养比的最低谷，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开始转为所谓的“人口负债”。

那么，人口红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过去数十年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量和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各种不同的估算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中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5%～25%。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曾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人口红利。但复旦大学教授王丰与夏威夷大学教授安德鲁·梅森的联合研究发现，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在15%左右。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在其200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进入21世纪后，中国每年实现的GDP中，人口红利的贡献份额已超过10%。到2006年时，人口红利因素对当年GDP的贡献量达到28178.61亿元，占当年GDP的比例高达13.36%。

不管学界对数字的争议如何，人口红利减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将是中国接下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中国人口总量为13.67亿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0～15岁的少儿人口2.4亿人，占比为17.6%。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人口结构扭曲，快速老龄化与严重少子化并存，劳动年龄人口老化，远远算不上一个人口强国。中国老龄化趋势见图2-2。

人口红利是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年增长率之差，它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蔡昉教授分析，2013～2015年前后为中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从这时起，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将使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

众多数据表明，人口红利并非免费的午餐。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加速了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变，使中国提前进入人口红利阶段。但是，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严格的人口控制使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人口红利也因此而加速消失。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不可避免地下滑，这就需要调整相应的政策和策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面对人口新常态，有学者提出了三个新举措来应对。一是迅速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有效增加出生人口，甚至放开对三孩以上生育的限制。二是通过进一步打通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升人口对于经济的促动作用，也就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三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质量。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中国正在经历这一无法逆转的重大转变。与其无奈地叹息人口红利的消逝，不如立即采取行动，通过相关改革，努力释放人口作为消费和生产主体的潜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第二节 人才增长的牵引力

一、人才红利

“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劳动力人口大规模缩减和结构老化正在影响中国经济转型。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主要从人口数量角度考察人口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视了素质、结构与分布等人口构成要素的变化对它的影响。

我们提出了“人才红利”的概念。

传统的“人口红利”，是人口数量红利。“人才红利”是新型的“人口红利”，是人口质量红利。从基础教育的普及到高等教育的扩大，带来人口质量红利的兴起。受教育人口数量突飞猛进，劳动人口中大学生占比逐年上升。比较中美两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发现，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加速追赶美国。历史上成功的追赶案例中，经济增长的追赶均以人力资本的追赶为先导。

借鉴美国经验对比发现，在过去的中国，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整体的科技发展，都缺乏重要的自主创新，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专业的科研人员。中国近五年科研人员年平均增长率为20%，人口质量红利愈加明显。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人才全球化流动配置趋势进一步增强，人才国际化问题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吸引人才，引领产业发展趋向，使人才竞争日益激烈。

人才还是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引领力量。经济发展对人才总量的弹性系数为12.8，即人才总量每增长1%，拉动经济发展128%。世界银行通过对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的分类测算，提出了“国民财富新标准”。新标准指出，全世界人力资本、土地资本和货币资本三者的构成比例约为64∶20∶16，也就是人才资本是全球国民财富中最大的财富。19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贝克尔提出，发达国家的资本75%以上是人才资本，而不是实物资本。

将能够创造效益的知识、技能、经验等人才资源，经过精心的开发和筹划，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形成主要推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将人的作用从“人力”上升到“人才资源”“人才强国”战略高度，是人们认识上的一种飞跃，它不仅解释了一些物质资源匮乏的国家，如物质资源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日本、德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原因，而且表明了“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

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就是创造新型人口红利，人才红利是支撑未来数十年经济增长的关键。

二、以人才引领增长

经过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经济正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正在由“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因而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的科技创新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也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支撑条件发生了变化，今后更加要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技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最先冲击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产业结构升级最迫切的是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从依靠人力投入转向依靠创新，创造新型人口红利，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

相较于传统的人口红利，新型人口红利强调的是人的“质量”。说到人力资源的“质量”，则绕不开教育。

进入新世纪，我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农村教育得到加强，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可以说，无论是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是受教育人口的数量和比重，都是空前的。

经过十几年的大力推进，国家在教育上的投入开始产生效应。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我国正在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2001～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见图2-3。

数据表明，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从2001年的114万，涨至2015年的749万，15年间上涨了557%。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大学生不再是稀缺资源。

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将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高素质的动力源。人才引领增长，是一种绵延不断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开发这一增长方式，足以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