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载之空言”而又“见之于行事”

眼前这本书的构思和酝酿其实已有时日，但因为所涉主题自身的重要程度、解决难度及其复杂的相关性，就一直都不敢轻易脱手，生怕出笼惹事。直到2015年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西哲学论衡》（年刊）提供了一次出版资助的机会，也顾虑到，如果时间搁置得太久则容易丧失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和热情，而导致熄火、流产，所以这本书文稿的确定、整理和加工就被提上了日程安排。说犹抱琵琶半遮面，一点也不为过。

自踏入黉门、投身学术以来，我个人的董仲舒研究范式便经常在哲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游移、纠结，产生过许多迟疑和困惑。经学叙事因为有对经学自身的话语系统、发生脉络和原初生态背景的高度强调，所以也不妨视为广义历史叙事的一种。董仲舒是《春秋》学大师，公羊学大家，今天的我们在理解、诠释他思想的时候，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产品和学术成果才是合适的，或者，如何在哲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维持住一种合理的张力呢？这个问题绝不是虚的，而很真实，很具体。无论是《汉书》的《天人三策》，还是传世文献《春秋繁露》，你要阐释里面的任何一个概念、术语、观念，就都得首先面对这个问题。许多研治中国哲学的同行都只顾埋头干活，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对这个问题作认真而自觉的探讨，其实上就无异于主动屏蔽了对方法论的检查和反省。

中国是一个史官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异乎寻常，非同一般，历史叙事深入人心，具象思维广为流行。按照《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记载，孔子编纂《春秋》的最初原因是：“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可能也是孔子一生行仁立教、最终自己却不留一个文字传世的真正原因。鲁哀公十四年春，孔子“西狩获麟”，自知已经馀日不多，于是便埋头编纂《春秋》。孔子为什么不赶紧像老子那样写出一部哪怕只有五千言的、纯粹理论化的经典而藏之名山、流芳百世呢？《史记三家注》曰：“空言，谓褒贬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乱臣贼子惧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事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诫也。”对于那些乱臣贼子，单有王道正义的空洞说教是远远不够的，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理论的力量有时会显得特别苍白、脆弱而抵挡不了权力和利益的巨大诱惑，所以就必须逮住他们在实施“僭侈篡逆”时的具体行为，结合毛病与错误，就事论事不放过，有针对性地提出警示，及时加以规训。这样，王道正义的威慑力效果就会明显一些。

显然，孔子是在刻意回避一种抽象化、学理化、逻辑化的哲学叙事，而宁愿把埋藏在他心底里的那些王道理想一一寄托并有效渗透于每一个具体、确凿的历史事件里，通过进退褒贬、讥刺诛绝之类的属辞方式予以揭橥和阐发，经微言而见大义，孔子本人的胸意情怀由此而获得伸张。“空言”无据，概念来概念去，述之无物，只会凭添几分混乱，而肯定没有“行事”来得踏实、靠谱，孔子的“去哲学化”倾向是非常明显的。而如果沿着“行事”这条路径一直走下去，近百年以来哲学在中国的一切尝试，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熊十力，到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等前辈巨擘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和收获，岂不完全都泡汤了，甚至还会成为今后必须大张旗鼓予以推行的历史叙事的“负面资产”？更有甚者，中国境内自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哲学门”之后，学科建制内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的“中国哲学”二级学科还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呢？作为本土之学的国学、儒学，如果真的如当今部分热心学者们所愿望的那样，而升格为现行学科体系下的一级学科，那么，它们与哲学一级学科又应该维持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史官文化的味道浓烈，其实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没有形而上的冲动，更不意味着中国人就一定不善于抽象思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最后部分——“先验方法论”里说过：“人类理性自从它进行思想、或不如说进行沉思以来，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形而上学”（KrV.，A842；B870），甚至，“形而上学也是人类理性的一切教养的完成，这种教养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人们立刻把它的作为科学对一定确定的目的的影响撇在一边。”（KrV.，A850；B878）可见，形而上学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不论中西古今，哪个民族都具有这样的内在需要和思想机能，只是超越的渠道、思想的形式、概念与范畴有所不同罢了。儒家虽然一向注重把仁道学理落实在事上磨炼，不尚清谈空议，但也从来也不乏形上思辨的欲求和能力。被称为中国哲学原点的《周易》，最先是伏羲氏通过仰观俯察天地万物之象而立爻、画卦，其实，阴爻、阳爻、八经卦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抽象的结果，而不可能是经验实物的原始形象。后来的周文王则因卦象而演绎六十四卦，作卦下之辞，指称王事，包罗万物，判明吉凶。再后来，据说就是孔子为之作《传》了。《易传》的“十翼”之中，《系辞》的抽象程度非常高超，出于象而又超越象，即于卦而又离于卦，不但丝毫不影响对卦象、卦辞、卦气、卦德的阐发，而且还有利于揭示蕴藏在其中的深奥义理。如果说《周易》还只是一种借助于卦、爻、象、辞所展开的形下叙事，那么，以《系辞》为代表的《易传》则无疑已经上升到一种形上叙事的高度了。如果没有《易传》，尤其是《系辞》，那么，《周易》可能始终还只是一本仅仅掌握在神通之人手里的卜筮之书，登不了高大上的学术殿堂，它的价值和意义就还仅仅局限于算命打卦，而无法进入更多的知识系统和存在领域。

显然，哲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载之空言”与“见之于行事”之间，都应该是一种并列、互补、相辅、共生的关系，而一定不是一种彼此割裂、相冲、矛盾的对子。协调资用，中道为王，一旦走向一个极端，只作片面的强调和执着，则就滑边、不靠谱了。我们不能因为汉代经学讲究法统，非常强调自身话语的纯洁性和传承脉络的醇正性，就断然否定宋明时代理学、心学在儒家经典意义的挖掘、阐发和推扬方面所完成的巨大学术贡献。今日中国的儒学研究如果拒绝哲学、排斥哲学，只能成小器，保守有馀而创化不足，因而不可能呈现出复兴、振兴的大格局。

哲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关系问题，抑或还有哲学学科建制与国学学科建制、儒学学科建制的关系问题，它们的翻转，其实就是作为弱势文明的我们如何面对西方现代化的洗礼的问题，就是本土传统如何应对现代文明挑战的问题。于是，如何认清和厘定我们当今中国人的存在状况、如何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之体并使之成为我们一切学术议论的必要基础和现实前提，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而迫在眉睫的问题。“去哲学化”、“汉话汉说”、“回归经学本身”之类主张背后的潜台词似乎就是排斥现代化、拒绝现代化，乃至反现代化，直说了也无妨。这样看来，就不免要进一步追问下去：生活在21世纪的你，尽管可以装扮得很古代、很传统，穿对襟长袍，留山羊胡须，甚至还可以用你自己所理解的、也不知哪朝哪代的“文言文”进行写作，但是你能够拒绝电灯、电话、互联网吗，你能够不坐汽车、高铁和飞机而始终保持步行、马车、牛车而外出吗？如果你做不到，那就乖乖就范，虚心学习，耐心求教，等取到西方现代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真经了，然后再改造我们的国故旧学，回归我们民族自身的历史叙事。社会存在原本就是一个天人集合，一个价值总体。这个具有无限牵引性和巨大决定性的本体，我们无可商量地就已经置身于其中，逃之不得，躲之不能。可为什么它始终就难以进入我们许多知识分子的学术视野呢？！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学者始终无法正视这个巨大现实呢？！实际上，它理应成为我们所有学术立论和学术讨论的根基，抛开这个根基，说啥都是扯淡。

这里收录的二十七篇文章，主体部分都是我近十多年来对中国哲学领域里经学传统、哲学诠释、话语方式、资源清理、生成过程、互动对话、哲学比较等一系列问题所做的思考和探索，即便是对诸位前辈所做的学术访谈，两篇德语、英语的参会论文，也都跟这些问题密切相关。而这些问题引申出去，说到底无非又都聚焦于哲学这个源自西方的舶来品能不能与传统的中国文化大厦相接隼，在中国的水土里生根、开花与结果，以及它会以怎样的方式予以实施和推进，最终完成中国化、本土化的使命而转化为中国人的思维基因，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有益养分。

因为大多是旧作，其中一些文章的一些观点今天回看已难免有所改变，但也不想修改了，只图保留我当初思考的痕迹，姑且算作对个人学术史的一份备案和一种尊重吧！又因为不同的媒介载体在风格、篇幅、雅俗层次上有不同的要求，书中有些长篇大论还曾以简约版或精华版的形式在先或在后发表过，以适应不同读者的胃口；一些文字因为主张鲜明、观点重要或有个性、有代表性，间或被多次征引，现在也懒得一一甄别而加以剔除，一律保持当初发表时的原貌。于是，便难免出现局部重复现象，希请批评和海涵！

最后，衷心感谢素有“巍巍交大，百年书香”美誉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特别是李广良副社长、李烨编辑、刘旭编辑，也非常感谢我的研究生王丹、路珧同学，他们都为本书的出版、编校和发行付出了许多心血，值得永远铭记！

余治平 谨识

海西浦东锺毓轩

2016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