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君子与小人
据说从前公都子问他的先生孟子：“我们看到的人都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些人成了君子，而另一些却永远是小人呢？”孟子回答道：“人的选择决定了人的追求，而人的追求决定了人的身份地位与道德品位。追求精神价值的人，会成为君子；而一心追求切身利益的人，则只会成为小人。追求正义、仁爱、智慧、礼仪、诚信的人，会成为君子；不追求者则易成为小人。君子把整个社会看成与自己相关的整体；而小人，只关注自己个人或家人的利益。”[1]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不管是精神之利或者物质之利最后都属于一种利己行为，本质都属于“人性利”。当然从行动的效果上分析两者又是有区别的。古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说道德高超的人更喜欢追求精神之利，道德一般的人更喜欢得到物质之利。就拿上面的见义勇为的例子来说吧，君子见了心中会产生“不忍”，如果让一个小人见了就不一定产生这个“精神之利”了。人各有志，古今中外都有不少传奇故事，下面引述两个典故，以说明不同的人对义和利或者说对于物质之利和精神之利是有不同追求的。
第一个是介子推的故事，据《吕氏春秋》记载如下：
今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穷矣，贱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国有万乘，而介子推去之，无以有之也。
晋文公反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悬书公门，而伏于山下。文公闻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变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负釜盖簦，问焉，曰：“请问介子推安在？”应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吾独焉知之？”遂背而行，终身不见。
人心之不同，岂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干嗌，日夜思之，犹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务疾逃之，介子推之离俗远矣。[2]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从前晋文公逃亡在外，遍行天下，困窘极了，贫贱极了，然而介子推一直不离开他，这是由于晋文公具有受他拥戴的德行。晋文公退回晋国后，拥有万辆兵车，然而介子推却离开了他，这是由于当时文公已经没有受他拥戴的德行了。”
晋文公返回晋国后，介子推不肯接受封赏，他为自己赋诗道：‘有龙飞翔，遍行天下。五蛇追随，甘当辅佐。龙返故乡，得其归所。四蛇追随，享其恩泽。一蛇羞惭，枯死荒野，’他把这首诗悬挂在文公门前，自己隐居山下。文公闻知这件事说：‘啊！这一定是介子推。’于是文公离开宫室居住，改穿凶丧之服，以示自责，并向士民百姓下令说：‘有能找到介子推的，赏赐上卿爵位，田百万亩。’有人在山中遇到介子推，见他背着釜，上插一把长柄笠作为伞盖，就问他说。‘请问介子推住在哪儿？’介子推回答说。‘那介子推如果不想出仕而想要隐居，我怎么会单单知道他？’说罢就转过身走了，终身不做官。
人心不同难道不是十分悬殊吗？如今世上追逐私利的人，尽管早早就上朝，很晚才退朝回来，口干舌燥，日夜思虑，还不能得到名利，而今介子推可以得到了它，却赶快避开去，可见介子推的节操超凡脱俗。
第二个是爰旌目的故事，同是在《吕氏春秋》中有记载：
东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将有适也，而饿于道。狐父之盗曰丘，见而下壶餐以哺之。爰旌目三哺之而后能视，曰：“子何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盗邪？胡为而食我？吾义不食子之食也。”两手据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郑人之下也，庄跷之暴郢也，秦人之围长平也，韩、荆、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恶其义而不肯不死。今此相为谋，岂不远哉？[3]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东方有个士名叫爰旌目，将要到某地去，却饿晕在路上。狐父那个地方一个名叫丘的强盗看见了，摘下盛有水饭的壶去喂他。爰旌目咽下三口之后眼睛才能看见，他问丘：‘你是干什么的？’回答说：‘我是狐父那个地方的人，名叫丘。’爰旌目说：‘你不是强盗吗？为什么给我吃东西？我信守节义决不吃你的食物！’说罢，两手抓地往外吐那咽下去的饭，吐不出来，喀喀一阵就趴在地上死了。
郑人攻陷麟邑的时候，庄跷劫掠郢都的时候，秦人围困长平的时候，韩、荆、赵这三个国家的将帅贵族都很骄傲自恣，三国的士卒百姓都很强壮有力，于是他们相互欺凌，自相残杀，而怯弱的人跪拜乞求免死，到最后，人们交替相食，根本不分辨正义与否，只希望侥幸得以活命。至于爰旌目，已经吃了食物，不会死了，但他憎恶狐父之盗的不义，因而不肯不死。若让三国的将士和爰旌目一起商议事情，他们之间相差得岂不是太远了吗！
4.物质之利与精神之利的关系
人与人的想法相差的确是太远了，前文我们提到的《悟境》中的人说健康的身体最珍贵，接着我们又提出有人认为他的身体是最大的祸患。后来我们又提出了有人认为物忘我忘的内心幸福是他最高的追求。这里就牵涉生理需要与心理需要或者说物质之利与精神之利的关系了。有人说西方哲学偏重于凡事要“于身有益”，东方哲学则更重视凡事要“问心无愧”。所以西方哲学强调竞争，更重视物质之利；东方哲学强调和谐，更重视精神之利。
中国古人对精神之利是十分提倡的。比如有个叫子华子的学者，他对生命的重要性有这样的一段认识发人深省：
“‘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4]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子华子说：“‘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
这里所谓尊重生命，是指全生的意思，全生就是要完全地顺应天性。所谓完全地顺应天性，就是生、死、耳、目、口、鼻六种欲望都得到适当的满足，这是最好的状态。所谓亏生的意思就是指部分地顺应天性，就是六种欲望只能都得到部分的满足。部分地顺应天性，对于生命尊重的程度就小了。顺应天性的程度越小，对生命尊重的程度也就越小。所谓死，是指没有任何感知的功能，重新回到生命形成之前的那种状态。所谓迫生的意思就是压抑了天性，是指六种欲望完全没有得到满足，所得到的都是人们非常厌恶的东西。比如屈服于人就是一种，受人侮辱就是一种等等。事情没有什么比不行道义更让人感到羞辱的了。因此不行道义就是压抑了天性，就是迫生。但压抑天性还不只是不行道义这一种，所以，压抑天性的迫生还不如死亡。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耳朵要是听到讨厌的声音，还不如不听到；眼睛要是看到讨厌的事物，还不如不看到。所以打雷时，人要捂住耳朵；闪电时，人要蒙上眼睛，这和那些是一类的。至于六种欲望，都有其最讨厌接受的东西。如果一定不能幸免的话，那还不如没有任何感知的能力。没有任何感知的能力，也就是死了，所以压抑天性的迫生还不如死亡。特别喜欢吃肉的人，并不是说连腐烂的鼠肉也喜欢吃；特别喜欢饮酒的人，并不是说连变质的酒也喜欢喝；看重生命的人，并不是说压抑天性也要活下去的。
太史公司马迁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看社会现实中是：“人各有一生，或非全生不生，或虽迫生而生。”原因乃出于“或求身利，或求心利”之异也！盖物质之利与精神之利相去远矣！对于物质之利人们是普遍了解的，但对于精神之利可能一般人还不是很理解。为了进一步阐述精神之利的重要性，我想谈谈论语开篇三句话中隐含的精神之利的深刻意义。请大家能深深地体会到孔子是如何要求人们为达到“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己必先具有自得其乐之精神之利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三句话连起来看，照字面讲，凡是中国人，无论老少，一定都知道。但近代许多学者认为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他们注意到孔子的全部著述和全部思想，全是讲做人的“学问”，故学而之学即做学问的意思。这里学问不是指文章好，也不是说知识渊博；至于学问，哪怕不认识一个字，也可能有学问——做人好，做事对，绝对的好，绝对的对，这就是学问。讲到做人，实际上过去道家所谓的“真人”，是指学问道德到了家的人。与这名词对称的叫假人，假人还是人，不过没有达到做人道德的最高标准。如果发挥了“人”的最高成就，在道家就称之为“真人”，孔子认为这就是学，就是学而之人。“学而时习之”，重点在时间的“时”，见习的“习”。那么学问从哪里来呢？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这个修养不只是在书本上念，随时随地的生活都是我们的书本，都是我们的教育。所以孔子在下面说“观过而知仁”，我们看见人家犯了这个错误，自己便反省，我不要犯这个错误，这就是“学问”。“学问”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这个研究方法，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就是学问。开始做反省时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进步，自有会心的兴趣，就会“不亦说乎”而高兴了。我们平日也有这个经验，比如看到朋友做一件事，我们劝他：“不可以做呀！老兄！一定出毛病。”他不听，你心里当然很难过，最后证明下来，果然你说得对，你固然替他惋惜，对于自己认识的道理，也会更进一层得到会心的微笑——“说”，不是哈哈大笑。悦者，会心的微笑，有得于心。
三句话中的第一句所讲的是学问的宗旨，随时注重“时”和“习”，要随时随地学习，这才是它的本意。
第二句是说做学问的人要准备一件事，就是真正为学问而学问，“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仁之所至，义所当然”的事，牺牲自己也做，为世为人就做了，为别的不做。因此为学问而学问，就准备着一生寂寞。一定要有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一句话，要把这种寂寞当作一种快乐的享受。
虽然做学问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人了解，但是孔子说只要有学问，自然有知己。因此他接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这个“远”不一定是空间地区的远。孔子的学问，是五百年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兴起来，才大大的抬头。董仲舒弘扬孔学，司马迁撰《史记》，非常赞扬孔子，这个时间隔得有多远！这五百年来是非常寂寞的，这样就懂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了。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是说做学问的人，乃至一辈子没有人了解，也“不愠”。人能够真正做到了为学问而学问，就不怨天、不尤人，就反问自己，为什么我站不起来？为什么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是自己的学问、修养、做法种种的问题。自己痛切反省，自己内心里并不蕴藏怨天尤人的念头。这样才是君子。
我们连贯这三句话的意义来说明读书做学问的修养，自始至终，无非要先能自得其乐，然后才能“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个人首先要想做个有学问的人，把做学问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一种乐处，然后你才体会到不亦说乎，继而享受到不亦乐乎。你要做到为天下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你就要把这事当作自己的一种最大的快乐才能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总之，这就需要有一种莫大的精神之利驱动才会出现这种奋不顾身的行动。鉴此，精神之利的重要性我们不可不加以研究呀！
注释：
[1]吴祚来.孟子学堂［M］.南昌：21世纪出版社，2012：34—35.
[2]张玉春.吕氏春秋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80.
[3]张玉春.吕氏春秋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80—281.
[4]左丘明，等.吕氏春秋·左传·战国等［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