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生活苦
……
任钧[本文发表时署名“森堡”。]
在这给不景气的暴风雨继续地狂吹乱打了好几年的现社会，除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坐在安乐椅中的特殊阶级以外，可以说，大部分的民众都是正在水深火热的生活地狱中挣扎着的。
不是特殊阶级，而且古往今来就时常以“多穷”著名的文人，自然也决不能够有什么例外，而可以不去味尝那生活的苦味之杯。
“三句不离本行”，就让我来谈谈文人的生活苦吧。
我没有特别到过西洋去吃过牛油面包，也没有特别到法国、美国去买过博士、硕士的衔头，因此，关于欧、美的文人的生活情形，严格地说来是：不懂。我不能够强不知以为知，所以无从谈起。
但，关于日本的文人生活状况，我却稍微晓得一些；虽然我并不是个“日本通”。
据我所知，在日本，从文坛的老大家们，直到一般新进的青年作家，在生活上都很感到不安、贫困……而且，文士生活的不景气的情况也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生活问题一般，渐渐地引起了社会一般的注意。关于讨论文士生活问题的文章，时常可以在新闻、杂志——尤其是文艺杂志——上看到，甚至有些杂志还特辟篇幅，广泛地征求，披露一般文士对于目前的生活问题的见解。
至于在我们贵国呢？
远一点的，则有贫困致死的彭家煌。
近一点的，则有因迫于生活而投江自杀的朱湘（虽然朱湘的死因，据较跟他接近的人们的意见，都以为决不是那么简单；但生活的重压，也毫无疑义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原由，我想。）
最近，复有初则贫病交迫，终于死而无以为葬的韩起。
像上述所举的几个事实，不过是目前中国文人之生活苦的“特写”而已；除开这些“特写”之外，还该有多少惨淡的“画面”，那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吧。
在十二月号的《现代》的“文艺独白”栏中，苏汶先生有一篇《文人在上海》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头会有如下的几句话：“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
是的，上海（应该说是中国吧）的文人诚然要钱，而且，我也跟苏汶先生一样地，“并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但，我以为：这里所谓“要钱”，应该就是上海（中国）文人的生活苦的表现和说明，这跟一般人说的军阀、官僚等“要钱”的意思是绝对没有相同之点的。
文人的生活苦已然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那么，一般文人是怎样去应付、克服这目前的困难的呢？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只能走下面的几条路：
第一，就是死（不管是无意的“贪病致死”，或是有意的“贫困自杀”），如彭家煌、朱湘等等。
第二，再借苏汶先生的一句话，就是“出卖灵魂”。不过，要稍为加以说明的，就是，苏汶先生在前举一文中所用的“出卖灵魂”一语，似乎是仅指“对新书市场所要求的低级趣味妥协、投降”，或“被卑劣的Journalism所影响”，而不能忠于“自己的职业”这事情而说的；但我所说的“出卖灵魂”，我以为多见多闻的读者自然会知道，其含义是要比较更广泛一点的。
但除开上述的两条路之外，也还有另外一条路。
记得日本的某文艺杂志所披露的许多文艺家对于生活苦的意见当中，曾经有一两个文士（其中一个好像是秋田雨雀）发表过一些比较特别的见解。大意是说，虽然在不景气的社会环境当中，在生活上的确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若把自己的目前的生活跟一般正在饥饿线上打滚的劳动者们或是失业者们的景况比较起来，又觉得还属优裕，并没有诉苦的资格。
因此，所谓第三条路，我以为，就是指那些不把自己跟一般大众分离开来；反之，却无时无刻不使自己成为大众中间的一员之文人所走的路而言。因为自己是大众中的一员，所以才能够明确地认清，估定所谓生活苦的真相，才能跟大众一同去解决问题。
然而，走这条路的，在聪明人看来，实在不免有点傻，而恰巧文人当中又大部分都是些聪颖过人的才子，所以，走这条“傻路”的，自然而然也就不多。
虽然走的并不多；但，其为一条路，却是无疑的。
彷徨于三叉路口的文士们哟，是选定和决定我们所走的路的时辰了。
载《现代》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出版）
从帮忙到扯淡
……
鲁迅
“帮闲文学”曾经算是一个恶毒的贬辞，——但其实是误解的。
《诗经》是后来的一部经，但春秋时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例。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一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和“帮闲”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我们在南朝的几个末代时，可以找出这实例。然而主虽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帮闲者，文采却究竟还有的，他们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灭。
谁说“帮闲文学”是一个恶毒的贬辞呢？
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
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六月六日
载《杂文》第3号（1935年9月20日出版）
拟今人尺牍（节选）
……
金克木
一
昨夜大有洞房风味：嘻笑谑浪，无复丝毫顾忌，然而今晨醒来，便是一棺独睡矣。有好梦，应即见告，俾代储存；他日来索，定原璧奉还。足下识之：昏睡若豕者，乃以他人之梦为己梦也。
二
谢谢和尚！昔有一叫花自号长寿仙翁。夫仙翁自能长寿，长寿不必仙翁，可谓不通之极。然叫花之歌绝妙。歌云：“长寿，长寿！赏一杯酒！长寿！长寿，赏一块肉！有酒有肉不受穷，好个快活的长寿仙翁！”和尚看至此若能一笑，和尚之鹿脯便非白送矣。
三[注：此系致死人者]
呜呼哀哉！大厦将倾，梁木其摧；吴天不吊，哲人其萎。嗟我生民！曷恃曷依？呼天抢地，雨雪霏霏。霏霏雨雪，穆穆天廷。我公有灵，来格来歆！尚飨。
四
送你半副挽联：“为社会惜英才，为私人惜好友，仰天长叹，予欲无言。”然而上联恐非你真死了，不能作出也。你死我只一声长叹，似乎还要说“死得好”，而且带上老夫子的口气，得勿忤否？
五
唉！我怎么对你说才好呢？你瞧，你有意和我开玩笑！你真不能了解我吗？我又想见你，又怕见你！说出来我真要羞死，我昨夜又梦见你了！
九
小儿在陕，久无音信，今晨虔占一卦，乃得姤之未济。复以六壬推之，得伏吟，中传克支，命乘天马，犯朱雀，末传又落旬空，俱非佳兆，心中忧疑莫决。刻如有暇，请来舍共研，或尚有一线生路也。谨备佳茗，借解暑热。
十二
近来消息颇为紧张，车站已有人满之患。弟拟南下暂避其锋。吾兄如有意同行，请以电话通知舍下。弟今日如觅得免票，明日即可成行，否则后日亦买票起程。匆匆。即询近好。
十三
听说你病了，来看你，你又不在家！明天有空到我家去，好吗？从家乡来了一个舅舅，带了一些腌鱼腌肉来。你若来赶上午饭，便也有得吃。
十四[注：此系印成]
大作收到。拜读之余，无任钦佩。只以积稿过多，无法付排，恐失时间性。敬以璧还，至希原谅。此请撰安。
十五[注：此系代笔]
先生：你给我写了这么多信，我真感激得很！但是我很抱歉，我现在年纪还轻，不能谈到恋爱和结婚。请先生不要再写信来了。先生寄来的信，另外寄还先生。
十六
我死了。既不是为了国难当头，也不是为了经济压迫，更不是为了失恋。我死了，你们别问我为什么！人死了，大家还要问他为什么死，真是麻烦之至！我再说一句：我死了，不为什么，什么也不为，简直的就不是为什么。算了吧？还不满意？还要问？老实告诉你们：我就是被你们这个“为什么”问死的。
十九
久不去信，毫无理由。试想天下大事既非我辈所能谈，人间小事又非一时谈得尽。无从谈起，不谈也罢。若板起面孔，硁硁论是非，动辄切齿，此乃人之又一面，非理论之向导，直是行动之准备耳。吾老矣，虽颇敬之，自己却办不到也。然则复何所谈乎？
二十
来信的意见，我非常赞成，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一种少年的精神。不畏难，不苟安，不自暴自弃，虚心学习！勇敢办事。我们的步骤是：学——思——行或吸收——消化——营养。我们的口号是知行合一。我们的做人态度是正直，是诚。愿我们互相砥砺，大家都堂堂正正做个人。这才问得到做什么人的问题。
后记：右信二十通为今日一上午所拟，当然不足以尽今人之百态。但全属临时拟出，并非现成钞来（只诗四首系旧作），其中更无所指。次序则依想到先后而定，亦无意义。合并声明。一九三五年七月七日。北平。
载《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月出版）
闲居杂记
……
黄叶村
文人一向是善感的，不过善感也得有些条件。第一，当然要闲，可是闲却也不一，如闲荡之闲、闲散之闲。大抵闲然后有情，有情然后多感，但是多感却不一定是善感，其间是颇有些出入的。善感的人，不但要有闲，且更要有适；而多感的往往是闲则有之，适却未必的。同是一样感触，善感的可以说来娓娓动听，不善感的，往往使人作呕；这可见感亦必须善感。
然而善感与否也不一定是天赋的才能，第一，得有闲适，穷酸的寒士，连自己的衣食都是朝不保暮的，纵有善感的天赋，也似乎很难发挥他的才能。感是当然有的，不过难免是些牢骚。牢骚是感而不应的，它万万不可吐露了出来。若使说了出来，那是一定要遭博雅君子的窃笑不齿的。以为这是俗物，这是狂徒。大约牢骚之所以被人不齿，似乎是在乎它的粗鲁，不会加工；它仅是一种生料(Raw Material)，而不是一种制成品(Finished Product)。这当然是为博雅君子所不能入眼的，加工不但需要有闲，并且需要有适，闲而不适的加工，依旧是不能典雅的。寒士纵或有闲，却没有适，因此他们纵是多感，也很难有善感的。
寒士固然闲而不适，但也有既闲又适而不善感的，这当然也是俗物。所谓雅俗之分大抵是在一个英人所谓的Taste字上。既闲又适而不善感者，其唯“猪猡”乎？既无Taste，当然是俗物。Taste须要修养，因此文人无论有闲无闲，有适无适，在这一点上总要占着便宜；既闲既适了，自然可以收藏些骨董，翻印些古书笺谱或则讲讲版本，以示风雅。然而即使是既闲又适而不善感的，也尽有风雅的人物；只要有钱，谁个不可翻印古书，收藏方志，讲讲金石。然而纵使是雅了，善感却依旧是未必的。此文人之所以贵为文人，而文人之所以向来善感者也。
闲适大约等于英人的Leizure，这当然与他们所谓的Idle，我们所谓的闲荡、闲散不同。闲适是可贵的，闲荡、闲散却未必尽然了。闲荡、闲散，在我们中国另有一种包括的名称，叫做“赋闲”，这更与英人的Idle相同了。这里，都包含着“闲着没有事做”的意义。赋闲家居是我们自己说的好听话，其实就是失业，英人所谓的Umemployed——这正与英人自己说Idle一样。我们历来无业，只有产业，而有业的却是庶民。读书人一向是无业的，挂冠弃印，便只好说“赋闲”了。然而官却不是个个读书人都轮得着做的，“赋闲”却是常事。
善感的第二个条件，便是病。可是病也不一，最好生些无关紧要的病，如伤风、咳嗽之类。当然伤风咳嗽是不很雅的，于是不妨用个流行名词，如流行性感冒之类。这是俗语所谓的一种富贵病，贫穷的人即便就是觉着了，也满不在乎的。而闲适的人便得请教西医，居院养病了。既有病而求医，当然病中杂感是不见得被认为无病呻吟了。于是病是不能不有的，因为病也是一种典雅。然而即使就是病，也有不病的时候。病中可感，不病中也可感。若在不病之中，典雅的文人，就会觉得感是有些牢骚气的；还不如谈谈风月，写写两地的情书。因为若使闲而无情，岂不要被人斥为俗物了呢？
闲适的人像英国的贵族一样，老有一副严肃的面孔。严肃的作用，便是在表示他的高贵，隐藏他的丑恶。因为闲而既适，在讲讲骨董之外，终不免“饱暖思淫”的；而淫是非得有一副严肃的外表不可，否则就不免流入俗物，被称为“淫棍”了。然而即便就是“淫”也不一定是罪恶。那末又何苦自表严肃呢？大约领袖非有几分道貌岸然，令人肃然起敬之概不可。
然而“闲适”也不一定是所谓“罪恶”，“赋闲”者却是俗物。此“闲居杂记”之闲，“赋闲”之闲乎，“闲适”之闲乎，我安敢自问？
一九三五年三月
载《文饭小品》第3期（1935年4月出版）
哪吒
……
聂绀弩[本文发表时署名绀弩。]
《封神》文字拙劣，惟哪吒出世一段最为精彩，因为题材太好，也许正是作者的思想的寄托的所在。
哪吒是陈塘关总兵李靖的小儿子，因为在河里洗他的兵器——或者说玩具——混天绫、乾坤圈什么的，惊动了龙官，龙王的儿子出来干涉，出言不逊，被他把筋抽出来编了一条带子。李靖看见他致死了龙子龙孙，吓得屁滚尿流，一定要把他杀死。他哀求，爸爸发怒；他逃，爸爸追；他让步，爸爸下毒手。“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他就抽出刀来，把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掷还给爸爸了。后来他的师父太乙真人用莲花莲叶替他做了一具身体，让他的魂魄有所寄托，他才活转来——大意如此。
孝道观念支配了中国人的生活思想几千年；如果仅仅是儿女的纯真的自发行为，原也未可厚非，但不是这样。大而言之，是封建帝王的统治工具；小而言之，是愚父愚母的片面要求，根本要义，不外牺牲他人，完成自己的特殊享受，推至其极，可以造成卧冰、埋儿、割股……等血腥的惨事，是最戕贼人性，离析家人父子感情的东西。
孝的说教者们振振有词，津津乐道的孝的理由是什么呢？简单得很，无非“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兮生我，母兮育我……”之类。不用说，父母养育儿女的艰苦，和对于儿女的爱，是不容抹煞的，但那一方面是自然的法则，一方面是他作人的责任。不能说是什么了不起的恩德，更不能因此苛索儿女的报偿。人的发肤虽是人的必备条件，但人之所以为人，却并不专靠身体发肤。我们说某人是大人，并不指他的身体魁伟；说某人是好人，也不是指他身体的康健或形体的完美。可见人生于世，必有比身体发肤更重要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却不一定都是父母所能给予的。胡适曾说：“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后来他又深悔把父母的功劳说得太大。那倒颇有些见地的。
孝的说教最不足为训的，不在使儿女孝顺父母，而在使父母中了它的毒，对于儿女对于自己的任何侍奉都居之不疑，自己对于儿女的任何苛虐，都毫无内疚，因之在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会，常有顽固的父母，滥用家庭的权威，为旧思想保驾，阻碍儿女进步，甚至迫害儿女，如传说中的瞽瞍夫妇之于帝舜。人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不免想到：父母何以能如此猖狂？不过曾给我以身体发肤罢了，安得别有一具身体发肤可以自用，把父母的还给父母，从此还我自由，飘然远举？《封神》的作者，创造出“莲花化身”的故事，恐怕就是深有感于孝道的残酷的。
传统思想深中人心，孝道观念尤为历来的“圣君贤相”所支持，学士大夫，偶有对于孝道有不敬之处，如孔融、嵇康等人，都因之而罹杀身之祸，无权无勇的文人，乃不能不托之于荒诞的神话，用心亦可谓苦矣！
十月二十日于重庆
载新二号（1946年11月出版）
“奴才”与“老爷”的面孔[原文无署名。]
……
某教育家过了桥，于是群情愤激，舆论噪然了。学生也提出了要求，某教育家答复如下：
一、拍电重庆事，因环境困难应毋庸议。
二、余已在《中关日报》加以否认，事实上若再有所表示，亦无济于事。更恐开罪×方，而将形成不堪设想之前途。
三、学生登报启事，除指定本校长数人起草外，更须本校长审核后方可披露于报章。
四、敦请校董对外申明立场，此为事实所不许，如对同学谈话，本校长可酌量办理。
这答复，“老爷”的架子是十足的。但“奴才”的口吻也是十足的，上句曰：“因环境困难”，是奴才；而下句曰：“应毋庸议”，则是老爷。上节曰：“恐开罪×方”，是奴才；而下节目：“须本校长审核”“酌量办理”，是老爷。“奴才”与“老爷”就是这一副面孔。
载《鲁迅风》第19期（1939年9月5日出版）
没有感想的感想
……
杜衡
最近似乎感想随笔这类文字非常流行，因而素来不会写这类文字的我，也时常被“强迫”着来写一些。蛰存为《现代》辟随笔栏，屡屡征稿于我。他说，随便写一些都可以的；他并且教了我一个找材料的好法子，据说随便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就有。
我于是就“随便”地检起了四月十七日《申报》第二张。
材料一——关于国外的：
“爱因斯坦表示不愿再履德土。”
然而我无所感。爱氏担任法兰西学院科学讲席，那是他私人的事情；而所谓“举世抱自由精神之人士，惘目时艰，亦当引以为慰者也”云云，亦不知于意何居。若谓德政府到二十世纪还会弄出屠杀异族的把戏来，以致科学界名人如爱氏者，犹不免终身流亡，实为人类历史上之奇耻大辱，则人吃人的玩意儿，在原始时代已然，我何独有所感于今日！
材料二——以下是国内的：
“闽省自动救国。”
救国而称自动，可见也有被动者。即如我，就曾经被动地救过一次国，认过一次航空捐，洋二元。然而至今还有点舍不得，因为不知道将来买到飞机，毕竟是向北飞还是向南飞。现在闽省救国，居然出于自动，我欣喜之不暇，何言感想！
材料三：
陈独秀、彭述之等以危害民国罪，经江苏高等法院提起公诉，自本月十四日起开庭以来，报纸上曾经有详细的记载，居然一切法律手续，色色俱备，实开民国以来处理政治犯的先例。二氏均直认反对国民政府，并提出理由，即对外的、对内的及民众的痛苦三点。可惜在那段“详细的”记载里，这些理由却偏偏语焉不详，不能让我们作为依据，对这两个民国叛徒底言论来做一度痛痛快快的驳斥，以表示一番拥护政府之愚诚。然而翻心一想，当局对政治犯“宽大为怀”既置之于法，雅不欲暴露其反动言论，使再蒙舆论界之攻击，用心良苦，初不为我写感想，找材料计也。
本来打算把报纸一张四版，完全看过；然而仅仅看了一版，我已经开始感到这尝试是必须要失败了。
我去找蛰存说：“不成，不成，找了这些个材料还一点感想也感想不出来。”
蛰存封锁法可施，只说了一声——“气出肚皮外！”
我陡然灵机触动，对蛰存说：“原来你早已知道我写不出感想的道理了。”蛰存瞠目不知所对。
载《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出版）
文人在上海
……
杜衡[本文发表时署名“苏汶”。]
照古今中外的通例，文人莫不善于骂人，当然也最容易被骂于人；到现在，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都似乎也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例如我的朋友高明兄，就因为他的父或兄偶一不慎，锡以这样的嘉名而吃了不少的亏。
推而至于一个人的居留地，因为这多少没有像姓名籍贯那样的偶然，而且往往它的选定也并不是不由自主的，于是便更可以构成罪状，更“应该”被讥笑、嘲讽。
例如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便时常被不居留在上海的文人带着某种恶意的称为“海派”。
“海派”这两个字大概最流行于评剧界，评剧界中的海派与正统派之间的纠纷与是非曲直，我因为没有明确的研究，不敢轻议。不过近来北方的戏也在渐渐讲究起布景和做工来了，却是一件事实。虽然这样，“海派戏”却始终是一个恶意的名词。
新文学界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评剧界中所流行的。它的涵义方面极多，大概的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
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间暇搁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
可是在上海的文人却因为这种不幸而被不在上海的同行，特别是北方的同行所嘲笑。
甚至于有些人确然是居留在上海，在生活的压榨下，却还是很郑重的努力写着一些不想骗人的东西，都还因为居留的地点不对劲而吃人轻描淡写的说一句“不脱上海气”，这真是叫我无话可说。
固然，话应当分两方面说，生活的重压自然是不能作为出卖灵魂的借口的。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能对新书市场所要求的低级趣味妥协、投降，我们还是不能被卑劣的Journalism所影响，即使写文章不能算是事业而仅是职业，但忠于自己的职业还是必要的。但在另一方面，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据我想，也并不是比嘲笑别人的姓名或是籍贯更应该一点。
以上是我们所见到的关于“上海气”这些字眼的涵义及我对于这些涵义的见解。也许有人以为所谓“上海气”也者，仅仅是“都市气”的别称，那么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的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着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评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评剧一样。
载《现代》第4卷第2期（1933年6月出版）
马路英雄
……
陈伯吹
据说浪漫主义跟着古典主义也成为过去，所以英雄一类的东西已不被大家重视；英雄在二十世纪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对于敌人还是不抵抗的好。尤其在现代文化表现到了尖端的都市里头，建筑是立体的，音乐是爵士的，图书是野兽的，电影是肉感的，跳舞是裸体的，雕刻是模特儿的，摩登小姐是摩登少爷的，绝世的美人无须再像从前那样的虚左以待英雄了。可怜哉英雄！
英雄，英雄，何不幸而生于今日的世纪？所以却利·卓别林也只有自得其乐的歪戴了帽，穿上了破靴，拖着一条软杖，独自做做他的马路英雄而已。
然而，话虽然是这样说，英雄究竟是英雄，所以英雄尽管不值半文钱，却还到处可以遇见一些英雄在做着仗义行侠的事，纵然在一个现代都市里。
某日清晨，马路上行人不多也不少，所以马路上不热闹也不冷静，我们的英雄恰好于此时此地出现，而且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地很容易的创立了他的伟业。
一辆黄包车给车夫在缓缓地拖过，英雄正跨着一辆摇摇欲坠的自由车骏马般的驰骋着，追逐那黄包车犹如追逐那仇敌一样。自然，黄包车夫本来不是英雄，不够穷追的，非但一下子追及了，而且因追势过猛把自己掀翻了，做着猛虎堕地的姿势。于是我们的英雄不胜悲愤了，他疾言厉色的说道：
“你这笨贼，不让开一点的。”
但是车夫真是笨贼，有眼不识英雄，绝不谦逊地回答，并且揖也不作一个。
“我在前面，背上并不生眼睛，你才应该让开。”
“我应当让开？哼！”
英雄一边说，一边迅捷地一拳挥去，表示他倒并不是像一般英雄的不抵抗的。可怜车夫实在给英雄一语断定的是“笨贼”，他不晓得自己的老实话已经冒犯了英雄，还以为没有吃拳头的道理。突然一拳飞来，立脚不稳，连人带车翻倒，半晌站不起身。
像这样有声有色的精彩百出的一击，在旁的英雄列传里固然不易找出；即是英雄生平亦是不易多得的不朽之杰作。所以无怪随从的人们，（当然他们希望主人得胜了好封个总督做做，这点聪明是不会没有的。）首先是鼓掌，次则是喝彩：
“打得好！该死的黄包车夫！”
在这样只差没有喊出“万岁”的隆崇的礼赞之下，英雄立地成就了英雄，得意洋洋地翻身上马，（不要说上车，又得侮辱英雄了。）连身上的灰尘也无暇拍去的急于赶着路程到别处去仗义行侠了。
英雄毕竟是人人喜欢做的，所以黄包车夫到处该死，虽然“劳工神圣”喊得整天价响。而且该死的便是该死的终于该死不完，这不免常常偏劳了一些马路英雄。至于做了总督之后，可以封妻荫子，当然也是人人愿意干的，所以在“大英雄怒打小车夫”之后，总不缺少有人大声地喊“打得好”的。
载《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出版）
黄金潮
……
郑伯奇
大家都看过以前卓别林主演的《淘金记》罢。在那里面，傻老（法国人对却利·卓别林的爱称，叫做Charlot，国人或译作夏洛，我今姑用此译，取其音义可以兼顾也）那副尴尬面孔和滑稽举动，使人会笑得双眼落泪。其实，剧中任何人物的行动，都有点异常，平心静气地看去，简直没有一个人物，没有一桩事体，不是不惹人笑的。这剧描写美国以前开发加里福尼亚金山时代的悲欢情况，可谓淋漓尽致。剧名《Gold Rush》，日本译名《黄金潮》，这Rush，这“潮”字，不仅恰合剧旨，而且把当时“一掘万金”的梦想者的狂态，也完全形容出来了。
而现在，又一个新的“黄金潮”又在动荡全世界了，从前的“黄金潮”不过泛滥于美国一个地方，现在的“黄金潮”，却连欧洲、澳洲，甚至太平洋上的三岛都激动起来。毕竟是“二十世纪，文明进步”。
在外国的大新闻的记载和通讯社的电报上，金潮时时发挥它的威权。瞧，这里就有一条消息，使做黄金梦的人们，大大地踌躇满志：
世界藏金
（美联社）
纽约——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对于金藏之统计如下：
（一）世界各地自一四九二年后共产黄金一千兆英两，值美金二万三千兆元，此金块能砌成高长三十九吸十一吋之立方体。
（二）现在世界铸成钱币及锭块之金，总数为五百八十兆英两，值美金一万二千兆元，能砌成高长三十二呎四吋之立方体。
（三）美国之金四千零四十五兆元，能砌成二十二呎之立方体。
（四）在东亚及印度藏有金一百五十兆英两，值美金三千兆元，能砌成二十呎三吋高之立方体。
（《大美晚报》——四月十七日）
这样看来，这地球上的黄金可不少呀！而且藏在东亚及印度的还有那样多。帝国主义者哟！加紧向亚洲的殖民地进攻罢。
所以日本强夺了满洲，就大大地发表“满洲国”的藏金量及其开采的计划。这又是一个可惊的数目，使其他各帝国主义看红了眼。其实，岂止亚洲、澳洲的产金，不是也逐年大大增加吗？今年的产额据说必更可增加呢。（见四月二十五日《大美晚报》所登路透电。）英美资本家借此大可开心了。然而，上帝帮助他们资本家还不止此。非洲又发现了新金矿了，英国资本家喜得发狂，所谓绅士条约也顾虑不到，土人所仅有的土地权也被采金业者破坏，这里也正在扮演着新的“黄金潮”。
但是，上帝的慈悲是普遍的。“黄金潮”到处可以涌起来。这里，又有这样一个快意的消息：
孩童掘金
（路透社）
雪黎——有三孩童因掘洞游戏于树阴下，偶而发现为藏金地。据专家云，该地为搿兰番尔之最富地段。经该三儿发现金窟之后，附近十里之居民，立界牌以分地段，该三儿已决定利用渠等之空暇时间，从事掘金。（中略）因该三孩之年龄尚轻，不能得开矿之权利，其父母向当局请求将开矿之权利属之于父母，而以孩童为股东。
该段记事，颇似富有幽默性。（怨我不懂幽默，只得加上一个性字来含混。）然而，因此也可见上帝好生之德了。（上帝这样好，怪不得罗斯福大总统一登台就要帮他做工作。）
上帝诚然很好。黄金可以不断地发见。但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就能因此克服吗？
不错，卓别林所扮演的加里福尼亚的“黄金潮”，事实上，固然曾经克服了那时代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预言据说，就因此受了挫折。可是，现在却大不相同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达到送资本社会人坟墓的程度。这样的痼疾决不是黄金所能治好的。有良心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危机是由于黄金偏在所招致。资本集中到现在的程度，黄金越多，阶级的对立越加尖锐，资本主义的寿命越感到胁威。黄金，固然是好东西，但，为濒死的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然而“黄金潮”依然是横流着，而且还要相当地继续下去。结局，不过和卓别林的戏一样，是骗人的一幕滑稽剧罢了。
载《现代》3卷2期（1933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