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在“长安”的晨曦中醒来。长安位于洛阳以西，公元前200年，它是中国的第一个政治中心。要不是有长安在，中国的都城肯定非洛阳莫属。长安易于防御北部匈奴的入侵，而洛阳则易于从黄河的涝原上获得粮草供给。两座城市都很繁华，但是长安更胜一筹。长安在唐朝时人口多达两百万，这在当时应该算是大都市。公元904年，随着唐朝的逐渐衰败，当时的皇帝最后一次迁都洛阳并命令毁掉长安城，因为他不想在城里给别人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是的，除了一座城市，他什么都没有留下。公元1370年，也就是明朝初建之时，人们又围着老城区的中心部分建了新的城墙。新城墙建好后，长安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西安。随着新名字的诞生，这座城市的作用也发生了改变——开始保卫国家，抵御北部匈奴的侵袭，尤其是帖木儿与其他部落联盟的入侵。

敌人的入侵没有得逞，但是西安的发展却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种停滞一直持续到五十年前，那时候经济发展的浪潮正逐渐席卷整个中国。即便没有轰轰烈烈的建设，西安也有足够的历史供人们瞻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当年诗人们经过的影子。我有一张地图，上面标注着一些诗人在唐朝长安曾居住过的地方。陈子昂和柳宗元就住在我所下榻的宾馆以南。写诗在当时是最好的工作，诗歌重要到成为当官的前提条件，甚至发展成为一种职业资格：不会写诗，就别想当官。然而对有些人来说，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资格，更是他们的生命，甚至是一种对自身生命的超越。

在洗完前一天的衣服之后，我又看了一遍今天的行程安排。今天要拜访五位诗人，所以需要早点出发。我在早上8点之前到了大街上，本来认为自己已经够早的了，可还是晚了。即使这里距离嘈杂的钟楼地区很远，依然很难找到出租车。我从一个街角走到另一个街角，终于在对面一条街上看到了一辆。在汽车与公交车之间左躲右闪一番之后，我抢在别人前面钻进了车里。我告诉司机今天要去乡下，估计他应该会很高兴，谁愿意在交通如此堵塞的城市里待上一天呢？但我们还是被堵了，而且还走错了方向。但是至少，今天的行程开始了。我们花了大概四十五分钟抵达高速路口，又花三十分钟才到了G70高速路上，那条路直接通往东南方向的终南山。

G70高速上面车少得可怜，在经历了市区的拥堵之后，现在行驶在高速上竟有如释重负之感。西安越来越远，几分钟以后，蓝田也被我们抛在了身后；又过了一会儿，便行至山里，准确地说是开始穿越一个又一个隧道。就像高速路上的广告牌所言：车到山前必有路。距蓝田十公里处，在辋川村出口我们换到了一条公路上。韩愈当年被流放时，走的就是这条路，而我在1989年的时候也曾到过这里。那时候这里只有几处分散的农家院落，还不能称为“村子”。尽管辋川河谷很美，但是过于偏远，即使是当地的农民，也很少有人能去那里。如今一切都变了。河水上游的公路旁建起了一排排专门为西安政府官僚和办公人员准备的度假村。

前行几公里之后，我们开始停车问路。柏家坪距这里并不远，问到第三个人的时候，他说就在下一个转角处。到了拐弯的地方，我们开上了一条更为狭窄的公路，不一会儿便穿过了一道大门。很奇怪，门没有关。入门两百米的地方有一棵银杏树，汽车停了下来。这是王维在他的辋川别墅中栽的。这块地方以前属于诗人宋之问。

尽管栽下的树木还在，但王维围篱养鹿的地方却不见了。当年为了纪念佛祖在印度第一次讲法的地方——鹿野苑，王维把自己围篱养鹿的地方称为“鹿柴”，这也是他的那首最著名的诗歌诞生的地方。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我们顺着原路朝高速路开去。就在快到入口的时候，我让司机继续沿着那条公路开，行驶了一两公里，到了辋川的下游地区，汽车停了下来，因为我想和王维共饮一杯酒。我走到河边。辋川进入峡谷之前在那里转了个大弯。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拿出一个杯子，先斟给王维一杯，然后给他的朋友裴迪一杯，第三杯给了辋川。我坐在石头上，看着水流冲漱岩石，想着他和裴迪合著的《辋川集》里的意象。二十首的诗歌合集，他仅仅自选了《鹿柴》和《竹里馆》两首。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和阮籍一样，王维既是一位音乐家，又是一位灵魂艺术的求道者。他也会“长啸”，但是与阮籍不同的是，他为政府的最高层服务，甚至官至尚书右丞相。但是他的心在山林。王维，字摩诘，与佛教中的一位菩萨同名。一有公闲，他就会来辋川冥想、长啸、弹琴、作画、远足，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所以，我想城市生活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煎熬。辋川河水令人着迷，坐在这里即使看一天也看不够。我对着河水朗诵了王维的《别辋川别业》：

依迟动车马，惆怅出松萝。

忍别青山去，其如绿水何。

敬完王维和裴迪之后，我把杯子里剩下的酒倒进了河里。五分钟后，我们离开峡谷朝西开往107省道，很快驶上了108省道。真想知道是谁设计的这些乡村公路——路面平整而宽敞，甚至有时候一辆车也没有。这样舒适的公路在中国很少见，尤其是考虑到这条路除了环山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遮挡物——如此看来，大山则像黄土历经千百年的风吹逐渐积累而成的一堵墙了。

这里就是终南山，是我在远足时发现隐士的地方，那些隐士们构成了《空谷幽兰》一书的基本部分。那本书在美国不怎么畅销，但是中文译本销量却多达二十多万册。中国人很尊重那些隐士，那是他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的佛教徒成立了一个协会，帮助善男信女在山里修炼，总部就设在沿途的兴教寺内。

过引镇大约七公里后，我让司机右转，然后沿着一条通往土山的公路开去。我们驶入一个小停车场，有人从大楼里走出来，冲我们挥了挥手。他是负责照管寺里书店的人，几年前，我就是通过他才有机会见到了那位从盗墓者手里买回韦应物墓碑的人，但这是另一个故事，此处暂不赘述。

他走上前来告诉我们先等一会儿，接着隐士协会的负责人来了。这位负责人只是一位普通信徒，没有出家，法号心一。心一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喝过几杯茶，他说有些隐士已经离开，另一些正在来的路上，而有一些人已经去世了。听到“去世”二字，我的心里很难过。这意味着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曾是我见过的最快乐的人。没有什么比“放下一切”的生活更让人向往了。当然，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如何过冬至今仍然是困扰隐士们的问题。心一在峨眉制片厂拍摄的关于隐士生活的纪录片里帮我做了很多修改。我曾经把该制片厂的领导介绍给我认识的一些隐士，得知大家在电影制作中都小心翼翼且充满敬意，我感到很安慰。作为分别礼物，心一把我刚用来喝茶的那个杯子送给了我，那是一个很漂亮的青瓷釉的杯子，底部印有“终南山”三个字。他把杯子打包好，这样我就能完好地带回美国了。实际上，它到现在还安然无恙。每天用它喝茶时，我都会想起山里的那些朋友们，想起那段时光，想起“放下”，然后自己也试着努力去做。每天，我都会尽力放下一些东西，然而要到达“空”的境界，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此时，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石屋山居诗集》里的第一百八十一首诗：

放下全放下，佛也莫要做。动念即成魔，开口便招祸。

饮啄但随缘，只么闲闲过。执法去修行，牵牛来拽磨。

在回出租车的路上，我看见了一座佛塔，里面供奉着玄奘的遗骸。玄奘就是那位从印度将整部佛经文本带回中国的僧人，他也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位翻译家，更是我的偶像。因为他是出家人，我没有敬他酒，只是鞠了三躬。

回到公路上不久，我们便向北开到了西安的104县道上。行进了五公里左右，我让司机停下车，自己下去问路了。问了好几次，最后终于找到了朱坡村。我曾在网上读到一则故事，是柳宗元的后人写的，他说他能确定自己的先人之墓就在朱坡村与阳湾坡之间的一片冬小麦地里。他没有提供什么证据，也没有提到墓碑或者其他地面上的遗迹。他说自己正建议官方对这个地方做出标记，我之所以要去那里，就是想看看他是否办成了此事。

柳宗元和韩愈都是唐朝著名的散文大家。然而，与韩愈不同的是，柳宗元的诗歌并不出名。但是这一状况却在公元805年有所改观，当时他因为在朝廷上支持新派改革而被贬职。在表达情感以及巨大愁苦方面，诗歌优于散文，这一说法在柳宗元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他的诗歌从此非同寻常的好，如下面这首《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是当年柳宗元被贬永州时写的。虽然这首诗描写了孤独，但却超越了孤独本身。几个世纪以来，这首诗对中国绘画的启迪远远大于诗歌本身，试问：谁没见过这样的一幅画面呢？在永州待了十年以后，柳宗元被朝廷召回，但是仅仅两个月后便再次被贬。这一次，他被派往了更远的地方——柳州，即今天的广西栉州。在柳州时，他把诗稿寄给几个同样被贬南方的朋友看，他们也都是在朝廷上站错了队伍的人。其中一首就是《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柳宗元和他的追随者们都被流放到了距长安一千五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这样的流放基本等同于死刑。他在那个人人刺有文身的部落里生活了四年，最后死于一种当地的热带病。柳州至今还有他的一处衣冠冢。然而他的尸体则被带回长安，葬在了朱坡村附近的少陵原。

下了公路，我们沿着一条窄窄的马路顺着陡坡上少陵原，接着很快就发现了通往村子的路。围着村子走了大约一小时，我们见人就问柳宗元墓的所在地。答案是：无可奉告。最后，我不得不放弃了。要么是当地政府认为这里不值得投资，要么是他们认为柳宗元的后人找的地方不对。我把酒原封未动地带回了车里。

就在快到少陵原边缘的时候，我让司机停了车。我想趁着光线充足，好好看一眼这片涝原以西的风光。这片涝原是樊川的杰作，也曾是唐朝各个时代不少大诗人的家乡。杜甫、白居易、李商隐以及杜牧都曾在这里生活过。尽管我不知道他们具体都在哪里居住过，但是在洪水暴发的间隙，看着樊川冲刷出来的沟壑以及想象着樊川河岸上产生的数千首的诗歌，也是很受启发的。

但是我没有在这里沉思太久，一回到车里我们便开始向北进发。约行驶两公里以后，我让司机转向了另一条路。这条路通向一处建于八百多年前的杜甫祠堂。当年杜甫为了通过科举考试，曾在那里住了十二年。具体的居住地无人知晓，但是他自己却以樊川和少陵原为自己命名。他曾自称“樊川野老”“少陵野老”。我想他住在哪里可能与他当时的收入有关，住在河边会更便宜一些，但是相对来讲，河边也不那么安全。

司机在停车场等候，我沿着台阶来到了祠堂。就像拜访过的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这里也是一片荒凉，但是对我来说却恰到好处。围着那些标准的乡村建筑转转很好，两侧的厢房里陈列着杜甫的生平介绍。在所有的展品中，我最早知道的就是他的画像，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以前在书里看到过，所以此时见到并不惊奇。但是有一个展品确实出乎我的意料，那是一座石碑，刻有杜甫的书法真迹，应该是一首诗。遗憾的是上面很多字要么消失了，要么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所以我最后也放弃了读下去的想法。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也就在这一年，杜甫最后一次离开长安，并且再也没能回去。

尽管没有读出诗来，我还是在那幅书法前驻足了一会儿。因为书法里有一种在杜甫身上很少见的自如与洒脱。我在李白的诗歌里经常能感觉到那种自由的气质，而现在，这一点在杜甫的书法里也展现得十分淋漓。杜甫很少放荡不羁，但是和很多人一样，他喜欢出游。在读书备考的日子里，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樊川上的一座水库周围，大约在距离祠堂以西两公里处。一次远足中，他写下了两首诗，题目是《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

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

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

缆侵堤柳系，幔宛浪花浮。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

在都城的生活当然是令人怡悦的，原来诗人也不是非要遭受苦难才能写出好作品。

因为在纪念馆找不到其他值得一看的东西，我们又回到了公路上。不一会儿，在到达与长安街的交叉口时，我让司机转到了另一条窄窄的道路上。这条路直接上山通往皇子坡村，该村曾经是韩愈居住过的地方。实际上，从村子的北部可以眺望长安。至今那里仍被称为“韩家大院”，而我则又要在里面去寻找那些遗失已久的东西了。一千三百年前，韩愈在写给朋友长智的一首诗里，叙述了自己远眺都城时看到的景色。诗的题目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后来在收录的集子里被简称为《春雨》：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皇都”，指的是长安城，在那里，韩愈度过了科举苦读的二十多岁，飘摇不定的三十多岁，以及位高权重的五十多岁。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主要是在洛阳与朋友们在一起，比如孟郊、长智、贾岛等。在长安时，韩愈因为指责皇帝对待所谓的“佛骨”过分虔诚而写下了《谏迎佛骨表》，他也因此被贬至东南沿海的潮州。在远赴潮州的路上，韩愈路过秦岭山脉（终南山地区）时写下了一首赠侄子韩湘的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韩湘一直陪着叔父走到关口，后来成了道教里的八仙之一。该诗如下：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一个冷笑话，我想皇帝听了应该笑不出来。两年以后，新皇帝重召韩愈回京城做官，然而，他在流放期间落下的伤病一直未得治愈。回京三年后，这位大诗人便与世长辞了。

我在上边看了一会儿，然后让司机把车开回公路上，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引镇。我一路上向当地农民打听去往司马村西村的路。问到第三个人的时候，他告诉我沿着那条新修的马路往前开两公里就到了。

村子不大，方圆也就两百米的样子。司机一停好车，我就径直朝一位老人走去。他正坐在凳子上修理锄头，同时嘴里吸着一种手卷烟。我问他是否知道杜牧葬在哪里。我总是喜欢问那样的问题，诸如一千年前的某位诗人住在哪里，葬在哪里，在哪里写了一首诗，并且很乐观地希望得到一些肯定的回答，虽然有时候这些回答并不客观。老人点点头，站起身带我穿过一排砖混结构的房子，整个村子的房屋几乎都是这种结构。大约走了一百米，穿过豆角地、茄子地、玉米地、洋葱地，最后终于在地头上的一座大坑前停了下来。老人说这就是墓地原来所在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来了一些当官的，他们把这里挖到的一切都带走了，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坑，现在坑里面盛满了垃圾。

杜牧是唐朝为数不多的在长安土生土长的大诗人之一，然而，从通过科举考试得到第一份任命开始，他的生活就改变了，从此开始了异乡的漂泊。后来杜牧也经常回来，并在少陵原的西部建了一处房子，自称为“樊川居士”。在他最后一次离家去吴兴任职之前，还写下了《将赴吴兴登乐游原》：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

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吴兴距此千里之遥，位于杭州北部。少陵是唐太宗墓地的名称，位于乐游原西北八十公里处。远远望去，依然有土坡隆起。杜牧离开的时候，实际上并不太平——他的第一句诗就对此进行了诙谐的描述。诗的最后一句思绪又回到了大唐初年。唐太宗是一代明君，杜牧悔恨自己没能遇上一位相似的明主。从吴兴回来不久，也就是三年之后，他便离开了人世。

我倒了一杯酒，自己喝了一口，把剩下的洒在了土坑里，然后拿出他那首最著名的诗歌大声朗读起来。那首诗是关于墓地和酒的，题目是《清明》。在孔子时代，人们会在这一天到河里沐浴，而到了杜牧时代则演变成了扫墓祭祖的风俗。写这首诗的时候，杜牧并不在祖先的墓前，而是远游在长江流域的归池：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那些农民们站在一边，抽着烟，知道这首诗的人则和我一起朗诵起来。他们可能是在上小学时就学过这首诗，我又给为我带路的老人倒了一杯。他喝了一口，然后瞪大了眼睛，又递了回来，接着抽他的烟。他和其他人说了一句话，然后大家都笑了起来。我不懂他们的方言，我把剩下的酒又倒在杜牧的坟前。杏花村至今还有，以汾酒闻名于世。很明显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可以让人安神。如果杜牧的灵魂可以在那一天醒来，我相信我的这杯酒也可以让他安神。谢过带路的老人之后，我便和大家一起回到了村里。

我所拜访的诗人们的墓地彼此之间竟有那么大的区别。有的简陋，有的宏伟，有的已经变成农人的耕地，而有的则成了乡村垃圾场。但他们的诗歌却流传下来，在那些甚至没有什么文化的农人的明灭烟火里鲜活着。那些诗并不会专属于富商或者高官，诗歌可以超越财富和权力，它直入人心，甚至能让人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就在回城的路上，我意识到汽车正驶过当年杜牧最后一次远赴他乡任职之前登上的那片黄土高原。大约也就四公里远吧，道路两旁的广告上说那里已经成了“乐游原高尔夫俱乐部”。生活里总是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玩笑。

我让司机在西安的南城门停车，并付给了他双倍的车钱，因为这一天确实是太辛苦了，然后自己一个人走到了入口，买了门票开始拾级而上。在古城墙上朝南部望去，在21世纪的天幕之下，终南山的轮廓依稀可见。我拿出三个杯子放在横栏上，然后把瓶子里剩下的酒全倒了进去，我朝着终南山的方向举起酒杯，敬那些曾经在山里居住过的所有诗人们。每杯酒都喝了一口之后，便朗诵了王维的《山中寄诸弟妹》：

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

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

就在天色渐暗之时，一群俄罗斯女孩也来到了城墙上。这是一个舞蹈剧团带电视剧组来这里为他们的巡演拍摄宣传片。看了一会儿“坎坎舞”表演后，我便独自走回了宾馆。太阳落山之前就完成了一天的安排，这在我的旅行中很不常见。我在宾馆隔壁吃了一份海鲜秋葵汤之后，回来洗了衣服，在晚上8点之前便上床休息了。热水浴之后早早上床对我来说，简直是旅行中最奢侈的事了。然后，我脑袋一沾枕头便睡着了。